全城不分左中右，一齊公審前亷政專員湯顯明。湯專員不服，反問香港的政黨和公眾？我犯了哪條法？不審湯專員，還不知道香港不分左中右，心裏原來那麼厭惡共產黨。因為罵湯專員的每一條罪行，罵的人心裏明白，其實都在罵中國。
一九七九年，當大陸剛開放，共黨官員開始收受厚禮：名貴香煙洋酒，還開始嫖娼。那時的官方評論，一致定調：這些幹部官員，都受了資本主義思想的腐蝕。
換言之，我們的共幹官員，學馬列出身，本質原來都純潔，只是受了外面資本主義社會的習氣污染，才學壞的。所以資本主義才是元凶。
今日全香港聲討湯專員，只因為小湯時時去大陸交流，中國國情，送禮、吃喝、遊山玩水，完全天經地義。回來香港，這一切通成罪行。小湯在英治時期，因受英國白人領導，品格端正；「回歸祖國」之後，淪為貪腐罪犯，請問，小湯受哪一國的污染，被哪個國家教壞，不是和尚頭上叮的蒼蠅——明擺着的，你罵湯顯明，不就是在罵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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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梁班子是十八世紀末的波邦王朝——此一譬喻，純為方便，波邦王朝的法國，是古典主義精雅文化的豐盛期，今日的香特，當然不可類比——那麼香港的電視霸權，越來越像巴士的獄。
巴士的獄不是路易十六蓋的，但路易十六繼承了此一「品牌」。此外，攻打巴士的獄那天，發現裏面只有六名囚犯，但香港大氣電波的巴士的獄，卻是由雄厚的「慣性收視率」、亦即數以百萬計的遙控點擊建成的，所以法國的巴士的獄一日攻克，香港的那座卻不可能。
因為香港有「慣性收視率」，在法國大革命前夕，並無「慣性捱餓」、「慣性入獄」、「慣性為囚」。什麼叫「慣性」？根據巴夫洛夫對狗的實驗：搖一下手鈴，再讓狗吃一口，久而久之，狗的食慾與鈴聲掛上了號，以後狗只聽見鈴聲，就張嘴巴伸舌頭想吃，這就叫慣性。
很明顯，慣性對於狗，是生理規律，但人應該比狗高等，然而在慣性的意義之中，人不必聽鈴聲，就有了跟狗一樣的潛意慾，到底是人比狗更Sophisticated呢，還是人比狗更賤？如果尼采或者蘇格拉底復活，這是我最想請教的問題。
一個城市於電視有收視的慣性，所以電視台的霸權，與此一慣性有共生的關係。
同理，一個民族對奴役長期有順從的慣性，所以極權的壽命，亦與此一慣性地久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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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梁特的治港能力是蠻夠的，不過因為這個人「原則性太強」，不容易被商界收買，加上出類拔萃，像中國崛起之後GDP超強而遭到美日的嫉妒，梁特樹大招風，也遭人眼紅，所以人強班子弱，吸引不到什麼能人加入班子，到處招人，招不到，無人肯幫忙。
此一理論，經不起邏輯推演。說梁特沒有「叻人」幫忙，這些叻人，應該是有英美名牌大學學位的中環精英了。但是，董曾兩屆政府，多「叻人」效力了嗎？那麼為何都在港人的噓聲中下了台？
記不記得董伯有一個「國際戰畧顧問委員會」，騁請西方白人國家的政經精英，每年頭等機票六星酒店套房招待一兩次，為我們董伯如何治港，出謀獻策？
但這幫白人，來「顧問」了一兩次，不了了之，「國際顧問委員會」散了攤。是因為中國警惕外國勢力趁機騎劫和思想滲透董伯，幕後喝退了洋人；還是洋人不希罕來嘆總統套房和美食、不想應酬；還是西方白人跟董班子開了幾次會，有點像當年英國人莊士敦給溥儀上課，或者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跟袁世凱講解君主立憲，都教得意興闌珊，覺得董班子也一樣中國基因局限，不想浪費時間應酬，則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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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水準低落，因從前向小孩子灌輸此一口號：「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令中國小孩讀書像偏食一樣，只側重數理科，令數理天份不夠的空前遭到歧視。
今日大陸「三中全會」，有項「改革」「成就」，就是在全國取消高中的「文理分科」。此一空前「改革」受到華文傳媒忽畧。
高中的文理分科，在中四這年，將中國小孩分為兩等：優秀的讀數理化，低賤的讀文史哲，令中國人從中四開始，即刻學會等級歧視。每家中學，文科學生都有點自卑，理科生自視為天賦聰明：第一等的讀醫科、工程、電子，讀到MIT博士，於是將「教育」這科擠壓到底層，今日香港普遍認為讀教育這科，當中小學教師的都是「會考不行」的那一羣。
香港模仿英國有一個「平機會」，只限對付種族性別之類的「歧視」，中國人教育對文科的深切歧視，「平機會」從不懂得處理，所以模仿英美西方，設立的這類機構，只製造許多泡沫，並無觸及心理的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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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召集人聲稱，電視台發牌風波，違反民意，呼籲梁振英特首深刻檢討，慘遭中國官方輿論硬生生轟得縮了頭。
中方發火，不是沒理由，因為共產黨看出這位召集人有中國知識份子包袱，想做「諫官」。中國皇帝最恨諫官。三千年前的伊尹、比干、伍子胥、屈原，然後是魏徵、房玄齡之類，到近代最後一位，應該是蔣介石時代的陳布雷。
對於中方，這樣子的中國男人，形象性格，實在太熟悉：華髮清癯，憂患早生，愁容多過笑臉，毫無反抗力，卻有一顆讀書種子的忠賢之心，好似要窮一人之力對抗滿朝的外戚宧官。中國皇帝因為自己是暴力起家，治國不通文墨，不得不倚重一兩個這樣的人，而且多半又是太上皇臨終前付託：關鍵時刻要聽聽他的意見，致使這個諫議大夫早就是眼中釘，看見他的背影，恨不得抽出寶劍追上去，一刀殺掉。
疑懼和仇恨的基因這樣遺傳下來，加上今日，他認為你這口飯是他賞賜的，你的豪華辦公室、職銜、私人司機、進出機場的貴賓室，皆由他欽寵所至。你吃我的，還要故示清高，將餵養你的主子，以及主子養的也一齊嘲諷，換取民間掌聲，中國必然不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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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朋友問：「中國的家長都那麼崇英，將子女送來英國寄宿學校，他們那麼有錢，又有權勢，為什麼不改良中國人自己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抄足我們的一套？」
我說：「他們無法改良，因為其發跡和得權，完全靠這個不良的制度。如果改革了這個制度，譬如，像英國一樣，行議會民主，自己首先會失去財富和權勢，那時就會輪到別人上台，別人以更公正的途徑上台，就輪到別人的孩子來英國讀寄宿學校了，他們為什麼要改革？」
英國朋友說：「你的意思是：一旦有權勢，都為了自己和子女的利益，就是這樣自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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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朋友過港，數落祖家經濟不景，缺乏領袖人才，要向中國吸資金，變賣還笑嘻嘻，說英國沒落了。
「這句話你們自從戰後，講了七十年，但是來到遠東，你看，中國的父母用他們子女的腳來投票，」我匯報：「據統計，今年英國寄宿學校，有香港中小學生六千人；來自中國大陸，也有四千人。」
英國朋友嚇了一跳，心中盤算：以頭一百家名牌計算，中港小留學生共一萬，每家寄宿學校，平均一百人。
許多寄宿學校很小，才五六百學生，一百個華裔，等於五分之一，我警告：「請你們注意一下配額，千萬不要學香港的女政務司司長，說收納新移民，沒有上限。五分一的華人學生，在學校，一定要鐵腕管理，嚴禁說中國話，不然，好好的寄宿學校，就會變成唐人街。」
「這個問題，將會有點敏感，」英國人很鬼，講話不興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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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優先」，施政以香港本地人為主，本來是常識，不知何時起，被定性為「法西斯」。
香港土地只有一千平方公里，人口卻沒有上限，即是五千萬人口也無妨。說「香港人口不設上限」的官員，老公和子女都已經安頓在英國，她過幾年，拿出居英權就跑，香港沉沒，她可以在英格蘭泰晤士河口拿着望遠鏡看熱鬧，一面心中感激「港英」給我開了的這道悠閒舒逸的太平門，觀塘屯門人山人海的搶包山，不關她的事。
希望少一點新移民來，因為香港的土地和醫療資源不夠，幼稚園學位也很缺乏，如果要「親屬團聚」，敬請你自己北上，在大陸找到的女人，在大陸播的種，祖國很強大，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黃金世紀，香港和西方一起在沒落，那麼「團聚」應該香港人北上，而不是連娘帶孩接下來，這應該是常識吧。
但有人說，這就是「極右法西斯」。但中國四十年來，強制節育，一胎政策，中國女人懷孕第二胎，血淋淋的刮子宮將胎嬰打下來，請問：這樣子阻撓胎兒生下來，與父母和他的小兄弟團聚，硬把一條小生命趕回地府陰界，算不算「極右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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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出現「新香港人」之說，準備以「新」汰「舊」。「新香港人」應該「愛國」──但是「新香港人」的「新父母」有了點錢，還塞送不塞送子女去英國讀寄宿學校，接受沒有中國「國民教育」的舊英國傳統貴族精英教育，「新香港人」的「定義」，沒有進一步說明。
出現「新香港人」這個名詞，是對準香港人（其實是中國人）凡事貪「新」的習性。iPhone4落伍了，要用iPhone5。這就是貪「新」。電影非3D不拍，也是貪「新」。「新香港人」，對於大腦殘障的人，在字面上，有吸引力。
但是中國的王莽篡漢，自號「新朝」。從此「新莽」便成為「亂逆賊子」、「惡紫奪朱」的貶詞。這一點，不要說香港的師奶不知道，香港的「學者」沒有記憶，一九五○年的中國知識份子精英如張伯荃、翦伯贊、馮友蘭，都想不起來，他們歡呼毛主席的「新中國」，直到「反右」與「文革」，將這愚昧的一群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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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不發出第三個電視牌？因為這家企業的老闆是一個魅力型領袖。
一個專制國家，像信奉一神獨大的宗教。神只可以有一個，信眾萬萬千千，只可以尊奉一個偶像。如果從哪裏冒出另一個有潛力的偶像，不論他如何正義，定必是剷除的對象。
其中並無理性的理由，因為宗教並不理性，而專制的政權，對於權力的迷戀，一樣不理性。只准許我這個政權獨佔全部的收視率，決不准另一個台冒出來，你不認為這是政治嗎？這是百分之百的政治。
大陸在幾年前，民間冒出一個魅力人物，叫做李陽。李陽無意挑戰共黨政權，李陽只是一個以教授英語為謀財工具的商人。
李陽教英語的方式，像一個擅於演說的領袖，他直接向他的學生訓話，勉勵他們學好英語，自我裝備，令中華民族知己知彼，征服美國，強盛崛起。
一個成熟的國家，不會這樣教外語的，但現代中國人不是一個成熟的民族，他們接受煽情，在國家機器的洗腦教育影響之下，心智鋪了一道民族主義階梯。李陽很聰明地踏着這幾級跳上一座台，像伊朗一九八○年的教主霍梅尼一樣，李陽不再是一名教師，而是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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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