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反英暴亂，因為大紫荊愛國老英雄之死，又引發一場是非之爭。
有人倡議：要「重新評價六七」，因為一九六七年的暴亂之前，「港英」治下的香港，窮人受壓迫，所以愛國同胞起來放炸彈，紅燒英國白皮猪、生劏警察黃皮狗，還是有道理。
英治時代，一九六七年的香港，確實有許多窮人。但都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難民大舉南逃，進入香港躲避的結果，中國的內戰，自相殘殺，五十年代初，難民湧來一百萬。不久之後，偉大領袖毛主席又「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中國人，一九六二年，廣東飢民翻山越嶺，又逃來幾十萬。
英國人建公屋的速度，追不上中國蟻民逃避中國統治而用腳投票的逃跑速度，於是英國人慈悲為懷，撥出許多山頭，讓你木屋棲身。
英治時代，一九四九年之後，香港的窮人不是英國製造的，是中國人殘酷不仁的政治的自我排洩。英國自己，戰後也很窮，艾德禮的英國工黨政府要派經濟學家凱恩斯借錢，英女皇沒有錢拿來香港派，美國教會的傳教士倒是派了不少奶粉。然後就是所謂「窮人受壓迫」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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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許多年輕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是很令人遺憾的事。
「中國人」本來是一個不錯的品牌，譬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你如果是中國人，本來也必然是文明人，而不需要像今日大陸，不斷強調「出國旅遊文明」、「馬路開車文明」、「用廁沖廁文明」。
文明兩個字，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與美國、英國、法國、蘇聯並為戰勝國，那一年中國政府的名單：總統蔣中正、行政院長宋子文、財政部長俞鴻鈞、國防部長白崇禧，如果你是中華民國國民，那一年你到倫敦旅行，穿一件樸實的西裝上衣，打領帶，穿皮鞋，在倫敦與英國民眾一起歡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一起聽邱吉爾的演說，你會感到在那一刻，你是文明世界的一份子，做一個中國人，絕對自豪。
中國人一度有靈魂。徐志摩在英國遊學，自述：「我想去康橋讀書，因為我想師從羅素。」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Marketing
從利比亞乘船北渡地中海到意大利的難民之中，將會混雜扮成難民的恐怖份子。
這還不算，伊斯蘭國還直接經營難民貿易：由伊斯蘭國控制的港口，放難民船出海，由船主向難民收錢，再與伊斯蘭國對分。
這樣一來，伊斯蘭國退可以坐地賣配額賺錢，進則可以放幾個恐怖份子上船混入歐盟。歐盟的左膠政府，以「人道理由、歐洲的人權法例」，不能拒收。恐怖組織利用歐洲此一盲點，名正言順將恐怖活動在歐洲擴散。
這就是左膠對人類的危害。他們的「包容」、「平等」、社會福利，將書本上的烏托邦理論，實踐起來，內則限制本身的言論和創作自由，動不動就禁制「歧視」，但外則向恐怖主義的敵人大開方便之門。左膠對於伊斯蘭極端言論，在國內保障，因為恐怖份子是有色人種，來自第三世界；對於本國的抗議、反對、警醒的聲音，都視之為仇敵，因為他們本身是信奉耶教的白人。一九五二年的麥卡錫，令左派驚嚇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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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大選，一個叫麥雅倫（Alan Mak)、在英國出生的香港第二代華裔當選。不出本人所料，華文傳媒即刻將這位麥先生標籤出來，追問一連串令麥雅倫感到很尷尬問題，如「你準備怎樣加強中英港關係」之類。麥議員很識大體，一句頂回：「我只為我的選區服務，我不說中文，請勿強調我的種裔出身。」意思就是：請少來「中國人揚威海外」那一套，我對中國事務沒有興趣。
這樣一來，中國網民即刻破口大罵。麥雅倫對那麼多伸過來拉扯衣角認親攀戚的中國人，只不過畧一閃避，即刻見識到右翼中華種族主義的仇恨。
在西方，強調少數人的種族膚色，是種族主義意識。而且，如果你沒有民族自卑感，也不必因為一個「炎黃子孫」的「同胞」在外面上了位而感到特別興奮。譬如匈牙利裔的前法國總統薩科齊，入主愛麗榭宮，而且娶了一個法國美女匈牙利人沒有放鞭炮慶祝；薩科齊下台被控貪污，匈牙利國民也沒有垂頭喪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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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庭首席大法官再說一次：法官判案，超然中立，不涉政治。
但是中方與愛國愛港陣營，要求香港的法官要「愛國」。愛國，就是政治。「警察拉人，法官放人」，就是中方和愛國陣營對法官的又一次嚴重警告。
香港主權移交十八年，在龐大持久的「統戰」攻勢之下，香港社會各界，基本已經攻陷，也就是說，都已陸續歸隊：工商、漁農、新聞、金融、教育、醫療、會計、演藝……也就是說，最初不太愛國的，在「統戰」之下，漸漸改變了思想。
令你由不愛國變成愛國，中國有辦法。對付工商最容易，給你大陸市場，你馬上就愛國了。錢賺得越多，愛國感情越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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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終審庭大法官馬道立再說一次：香港的司法，是獨立的，不考慮檢控的動機，中立而超然判案。
馬道立的言論，很明顯，是駁斥特區親中愛國陣營的一輪嘮嘮叨叨的牢騷，聲稱「警察拉人，法官放人」──警方堅持愛國愛港，抓捕佔中人士，但交給戴假髮、形象英式、看上去不愛中國的法官，卻通通放人。
意思就是：你們法官是英國訓練出來的卧底，與佔中運動，裏應外合。
這是很典型的中國思考方式──如果你認為這叫做「思考」的話。中國人的基因，不可能明白西方文明的「三權分立」，但是，很奇怪，中國農民又崇拜北宋時代的包公──包公不就是不理會皇帝，「司法獨立」，所以才變成了民間的英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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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西方的地運開始衰落。西方沒有人文和政治領袖。幾年前，查良鏞先生對我說：本來這是中國文化復興、宣播世界的最佳時機，一千年來難逢。如果中國文化有貨色剩下，中國人現在是真正的吐氣揚眉了。
查先生厚道，沒有再說下去。意思就是：世界好不容易輪到一個可以由中國做莊家的時機，但這一代的中國人，做不來，白白浪費了歷史時機。
當然，有許多人不同意。他們會說：現在中國人有錢，還有世界最大的市場。
然而，「做莊」的意思，不止是錢，而是優秀的文化。中國人自己都知道，世界此刻對中國的「尊重」，是看錢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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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是獨裁者。批評這個人獨裁，很容易，一定對，而且一定佔據了「道德高地」。然而李光耀的獨裁，與史達林、金正恩之流不同。
許多人知道，因為新加坡立國面積太小，鄰近國家一屬伊斯蘭教，對新加坡不友善。二是共產國家：越南、柬埔寨，還有對南洋「輸出革命」、暗中顛覆的中國。
李光耀管治下的新加坡，以華人人口為主。李光耀也是華人，但他清楚認識：華人做生意計算精明，華人讀科技很聰明，但是華人不懂得政治。而且星馬華人來自閩粵中國，他們的「鄉土情懷」，感性而天真。以五十年代的華人大規模左傾、覺得毛澤東在建立天堂、紛紛「愛國」而去大陸「報效祖國」的潮流為證，華人不論有無知識，其腦筋少生了一根絃，容易受「愛國」政治煽惑而利用。
李光耀受英國精英教育，極為理性，他很清楚：如果讓政治幼稚的華人、情緒衝動的馬來人真的用選票來抉擇，新加坡會淪為赤色高棉、越南，或印尼。
李光耀的獨裁，不是貪戀權力，而是出於愛護新加坡這個他親生的兒子的一片激情。他對妻子從一而終，他有帝王一樣的專權，卻沒有包養新加坡電視台的女主播，沒有將國有資產化為貪金腐財、轉移美國。李光耀的太太從來沒有一身歐洲名牌手袋衣裝，兒女沒有開過法拉利在烏節路衝過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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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是史詩級的國際政治家，人生歷盡二十世紀的激進和凶險。今日許多人，跟在另一些人的後面，稱頌李光耀治下的「經濟成就」，皆瞎子摸象。首先，他們不敢講新加坡的經濟成就從何而來。
李光耀為什麼「專制」？因為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在南洋，殖民地民族獨立運動的主要動力是共產黨。
李光耀是華人世界中最早認識到殖民地獨立，絕不可以由共產黨來支配的第一人。李光耀的「專制」，有強烈的道德原因：如果不「專制」，新加坡在五六十年代，早已赤化。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在冷戰時代，都一樣「專制」，不然，就淪為越南、寮國、赤柬高棉的悲慘命運。
李光耀戰後在劍橋讀經濟。劍橋是凱恩斯左翼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發源地。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經濟，李光耀也認同，新加坡的家長式干預型，你認為是「專制」，但源起卻是社會主義的均富主張，李光耀的「專制」，其實很左；他一生堅定的反共，卻又相當的「右」。
李光耀又崇尚資本主義，他不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平等理想，他說過：「我只是厭惡列寧主義的共產暴力。」李光耀是一個理性、冷靜、清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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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港男合謀將其中一個的父母兇殺碎屍。一個謀殺罪名成立，另一個，因聲稱「智商不高」，被兇手好朋友利用，只判「非法處理屍體」的「中性罪行」，入獄十二個月，因為關押夠了，當庭釋放。走出法庭時，記者包圍，他和他的親人學着梁特的名句：「請給我一點空間。」
憑這句所謂Sound bite，可以判斷智商確實不高。低智商，即是較為無知了。而無知，當然就是愚蠢的同義詞了。然而無知和愚蠢，可以成為脫罪的理由嗎？
法律有所謂「無知不能是無罪的開脫藉口」（Ignorantia juris non escusat）。這位低智商者，能與他的好朋友一起肢解碎屍，而且懂得驅除屍臭，碎屍隱藏得當，可見智商跟一個法醫官相當。莊子說的庖丁解牛，境界亦不外如是。這個人還叫智商低？那麼屠房的工人，又是哪等智商？
如果低智商的人可以合謀殺人而無罪，那麼智商高的人，豈非受到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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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