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反英暴亂，因為大紫荊愛國老英雄之死，又引發一場是非之爭。

有人倡議：要「重新評價六七」，因為一九六七年的暴亂之前，「港英」治下的香港，窮人受壓迫，所以愛國同胞起來放炸彈，紅燒英國白皮猪、生劏警察黃皮狗，還是有道理。

英治時代，一九六七年的香港，確實有許多窮人。但都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難民大舉南逃，進入香港躲避的結果，中國的內戰，自相殘殺，五十年代初，難民湧來一百萬。不久之後，偉大領袖毛主席又「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中國人，一九六二年，廣東飢民翻山越嶺，又逃來幾十萬。

英國人建公屋的速度，追不上中國蟻民逃避中國統治而用腳投票的逃跑速度，於是英國人慈悲為懷，撥出許多山頭，讓你木屋棲身。

英治時代，一九四九年之後，香港的窮人不是英國製造的，是中國人殘酷不仁的政治的自我排洩。英國自己，戰後也很窮，艾德禮的英國工黨政府要派經濟學家凱恩斯借錢，英女皇沒有錢拿來香港派，美國教會的傳教士倒是派了不少奶粉。然後就是所謂「窮人受壓迫」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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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班子的新聞資訊專員「白宮發言人」，與香港學者爆發罵戰。因為學者質疑梁班子為何跟隨大陸，選擇九月三日「抗戰勝利日」放假。

發言人在日本的北海道，旅行疏扶，卻批判學者「罔顧父執輩在日本鐵蹄下的感受，數典忘祖」，引起網民恥笑。

但凡你一聽見中國人開口罵另一個疑似中國人「數典忘祖」、而且還牽扯進日本的時候，經驗告訴你，必定又有笑話爆發了。

因為中國人在日本面前，不管有沒有忘記什麼「父執輩在日本鐵蹄下」的「感受」是苦是樂，以「愛祖國、用國貨」、「不忘日本侵略、抵制日貨」的一連串喊過許多遍的愛國口號來驗證：「數典忘祖」是每一位炎黃子孫必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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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許多年輕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是很令人遺憾的事。

「中國人」本來是一個不錯的品牌，譬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你如果是中國人，本來也必然是文明人，而不需要像今日大陸，不斷強調「出國旅遊文明」、「馬路開車文明」、「用廁沖廁文明」。

文明兩個字，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與美國、英國、法國、蘇聯並為戰勝國，那一年中國政府的名單：總統蔣中正、行政院長宋子文、財政部長俞鴻鈞、國防部長白崇禧，如果你是中華民國國民，那一年你到倫敦旅行，穿一件樸實的西裝上衣，打領帶，穿皮鞋，在倫敦與英國民眾一起歡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一起聽邱吉爾的演說，你會感到在那一刻，你是文明世界的一份子，做一個中國人，絕對自豪。

中國人一度有靈魂。徐志摩在英國遊學，自述：「我想去康橋讀書，因為我想師從羅素。」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Marketing →

「中國人」這個名詞，引起巨大爭議，問題不在於認不認是「中國人」，而是「中國人」到底還算不算中國人。

本來，「中國人」的概念，跟「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相連，因此，中國人原來的定義，一定與「文明」搭得上線，如果文明沒有了，「中國人」剩下法國意大利名牌包裝的一副鮑魚、紅酒、痰涎、喧嘩、法拉利組成的生理軀殼，而且這個種族，壟斷了古今「中國人」的定義時，有一個妥協的方式，是尊稱這個變種為「強國人」，而將「中國人」這個名詞之虛實，像釣魚台或尖閣列島的主權一樣，暫行擱置。

譬如，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北京（Peking），或稱北平，有一個人文的貴族：馬連良、梅蘭芳、齊白石、胡適，而且有「民國四公子」──張學良、袁世凱的兒子袁克文，清室貝勒的後代溥侗，還有孫中山的兒子孫科。那時候京華，像三十年代的倫敦，有羅素、奧威爾、維珍妮亞吳爾芙、阿拉伯的勞倫斯，有許多有學問、有氣質、有品格的人，有緣可以求見，所以有一句詩，叫做「冠蓋滿京華」。這就是原來的中國。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三十年，發生了一場什麼浩劫，你一定知道。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Defining →

香港資深愛國記者程翔先生回憶中國官員魯平，其中記述魯平的「人情味」，頗為有趣：

「六四後，我和太太都離開了文匯報，跟魯平乃至整個香港左派的關係都斷了。有一天，魯平到訪香港科技大學，在這處見到我太太，立刻偏離原來前進的方向，特意走過來與我太太握手問好。相比之下，有些原來的左派的朋友，對我們避之唯恐不及，則魯平的風度及對朋友的真摯，是令人難忘的。」所以，程先生說：「從私人的角度，我對魯平是很尊敬和感激的。」

此段珍貴文字，由文化角度，有兩大看點。

第一，是「六四」後，作者的「左派朋友」對作者之「唯恐走避不及」。為什麼呢？因為程先生那時已被「定性」為反共反中人物，在中國人社會，一旦「定性」，你身邊本來跟你要好的人，當然「唯恐走避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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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運領袖」、一九六七年文革暴動執行人兼「大紫荊」得主逝世，特區政府林鄭月娥宣哀悼，指這位老人「對勞工福利有突出建樹」，引起爭議。

這位老人以「反英抗暴」成名。但是特府鬼鬼祟祟只提其「勞工福利」的「突出建樹」（有何「突出建樹」？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公積金還是男女同工同酬，都由這位老人倡導促成？），不敢提這位老英雄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愛國事蹟，正如中國評論毛澤東，只提毛澤東對十年來中國大陸風行的「湖南毛家菜」、「毛主席紅燒肉」之風行的貢獻，不提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對香港愛國老英雄的一生功業，強行閹割，難怪香港特府的政務官，長期被愛國陣營視為「港英餘孽」。

特府說要推行中國歷史教育。看見特府對我們愛國老英雄那副鬼祟閃縮的「歷史評價」，也難怪香港家長有錢的，都會像梁特和林鄭司長，明智地將子女送當年「反英抗暴」的仇恨對象──英國去讀書。

至於這位姓楊的老人，值不值得「大紫荊」？同為大紫荊勳賢的吳康民先生論定，說得比林鄭中肯：「因他文化不高，缺乏辯才，所以也不算是一位出色的工會領袖。」這樣一來，所謂「對勞工福利有突出建樹」之說，亦即刻引人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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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利比亞乘船北渡地中海到意大利的難民之中，將會混雜扮成難民的恐怖份子。

這還不算，伊斯蘭國還直接經營難民貿易：由伊斯蘭國控制的港口，放難民船出海，由船主向難民收錢，再與伊斯蘭國對分。

這樣一來，伊斯蘭國退可以坐地賣配額賺錢，進則可以放幾個恐怖份子上船混入歐盟。歐盟的左膠政府，以「人道理由、歐洲的人權法例」，不能拒收。恐怖組織利用歐洲此一盲點，名正言順將恐怖活動在歐洲擴散。

這就是左膠對人類的危害。他們的「包容」、「平等」、社會福利，將書本上的烏托邦理論，實踐起來，內則限制本身的言論和創作自由，動不動就禁制「歧視」，但外則向恐怖主義的敵人大開方便之門。左膠對於伊斯蘭極端言論，在國內保障，因為恐怖份子是有色人種，來自第三世界；對於本國的抗議、反對、警醒的聲音，都視之為仇敵，因為他們本身是信奉耶教的白人。一九五二年的麥卡錫，令左派驚嚇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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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特首董伯忽然公開宣佈：「反共的人不可以選特首」，遭到行政會議人員葉劉淑儀公開駁斥。葉劉嚴正指出：這條「標準」，她從沒有聽過，「並不是負責政改的中央官員的意見，是董伯個人看法，國際公約規定不可以因政見限制參選。」

葉劉的政治智慧，比董伯高。因為論「反共」，董伯的尊翁董浩雲，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後，其船隊還明目張膽打着青天白日的中華民國國旗。同時期在大陸，敢展示這張旗的，犯「現行反革命」罪，一定槍斃。論反共，董伯的爸爸，有案可稽。

有人說：董浩雲老先生反共，不等於兒子也反。在西方文明社會，這樣的道理成立，但是中國講出身成份，共產黨有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因此，第一任特首讓董伯幹了，你問問今日大陸的毛左愛國人士，像戚本禹、聶元梓、毛新宇，他們會告訴你，是國家看錯了人。

李光耀一生，本質反共，董伯的政府，不是口口聲聲說要模仿李光耀嗎？李光耀如果是在棺材裏聽到阿董這句Gag，也會冷笑一聲，用英文暗罵一聲：What a load of bull-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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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庭首席大法官再說一次：法官判案，超然中立，不涉政治。

但是中方與愛國愛港陣營，要求香港的法官要「愛國」。愛國，就是政治。「警察拉人，法官放人」，就是中方和愛國陣營對法官的又一次嚴重警告。

香港主權移交十八年，在龐大持久的「統戰」攻勢之下，香港社會各界，基本已經攻陷，也就是說，都已陸續歸隊：工商、漁農、新聞、金融、教育、醫療、會計、演藝……也就是說，最初不太愛國的，在「統戰」之下，漸漸改變了思想。

令你由不愛國變成愛國，中國有辦法。對付工商最容易，給你大陸市場，你馬上就愛國了。錢賺得越多，愛國感情越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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