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梁班子是十八世紀末的波邦王朝——此一譬喻，純為方便，波邦王朝的法國，是古典主義精雅文化的豐盛期，今日的香特，當然不可類比——那麼香港的電視霸權，越來越像巴士的獄。
巴士的獄不是路易十六蓋的，但路易十六繼承了此一「品牌」。此外，攻打巴士的獄那天，發現裏面只有六名囚犯，但香港大氣電波的巴士的獄，卻是由雄厚的「慣性收視率」、亦即數以百萬計的遙控點擊建成的，所以法國的巴士的獄一日攻克，香港的那座卻不可能。
因為香港有「慣性收視率」，在法國大革命前夕，並無「慣性捱餓」、「慣性入獄」、「慣性為囚」。什麼叫「慣性」？根據巴夫洛夫對狗的實驗：搖一下手鈴，再讓狗吃一口，久而久之，狗的食慾與鈴聲掛上了號，以後狗只聽見鈴聲，就張嘴巴伸舌頭想吃，這就叫慣性。
很明顯，慣性對於狗，是生理規律，但人應該比狗高等，然而在慣性的意義之中，人不必聽鈴聲，就有了跟狗一樣的潛意慾，到底是人比狗更Sophisticated呢，還是人比狗更賤？如果尼采或者蘇格拉底復活，這是我最想請教的問題。
一個城市於電視有收視的慣性，所以電視台的霸權，與此一慣性有共生的關係。
同理，一個民族對奴役長期有順從的慣性，所以極權的壽命，亦與此一慣性地久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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