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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反中是妄想

上水變身為水貨消費城,殖民地時代的村店風味沒有了,變成藥房超市城,店舖租金跟尖沙咀差不多,油鹽奶茶咖啡的物價也漸與香港的中環看齊。

換了在歐洲,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市民,乘腳踏車上班,小運河縱橫,阿姆斯特丹市民絕不容許五百年的風味之城美國化,變成紐約第五大街。意大利的威尼斯,也不會讓滿街的小店變成只賣奶粉、鑽石珠寶、成藥的香港銅鑼灣。

因為阿姆斯特丹市民和威尼斯人,覺得一個「錢」字,不是人生唯一的追求目標。他們不要「全球一體化」,即使「一體化」帶來他們祖輩十代都想不到的金錢收益,他們以阿姆斯特丹歪斜三百年的舊房子和腳踏車為傲,以河道的貢都拉木船為樂。你告訴他們:不如將舊房子都拆掉,將落後的貢都拉換成快艇,像中國杭州的西湖,這樣會帶來更大的「發展」,會有更高的GDP,你們可以賺更多的錢。他們會對你搖頭,說:我們不要那麼多錢。

因為他們是歐洲的白人,這就叫「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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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一片冰心

「穹頂之下」熱爆中國,香港人看過的,沒有幾人。

如果要趕上潮流,當一齣疑似民間製作、以中國污染為控訴主題的紀錄片,突然在大陸點擊率二億,這就不止是中國的潮流,而是像南韓的「江南Style」諧趣舞蹈,還是世界關注的現象。

不論有沒有政治後台,「穹頂之下」的製作人柴靜,是個很勇敢的女人。因為即使背後有北京高層的一股派系撐腰,身為新聞工作者和知識份子,在中國這種環境,柴靜小姐在利用價值消失之後,隨時會成為政治犧牲品。

當一個國家機器最大的敵人是「真相」兩字,做一個新聞工作者,命運是悲慘的。但這一次,因為懷孕而發現嬰胎沒出生就有了腫瘤──柴靜的未來女兒本來已經很幸福,因為她在美國出生──母愛戰勝了恐懼,走訪全國,拍了這齣紀錄片。

當然,由所謂國家的層面來看,年年GDP增長,只靠兩大支柱,一樣是貪污,另一件是污染,中國的貪污帶動消費,而建設和消費又造成污染。另一方面,貪污和污染又是一對孿生子,因為缺乏法治,沒有法治,也就沒有起碼的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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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人問題

短短一兩年,香港下一代不認「中國人」身份者大增。

換了其他國家政府,會從巿場文化方面,深刻反省研究,而不是破口大罵,指香港人「不愛國」。

但「愛國」的紛爭,變成愛黨愛政權,一輛快車,開進另一條「中國軌道」:這條軌道上的「中國」,是政治的中國和GDP的中國。

政治和GDP的中國軌道上,兩岸的景觀,對香港的下一代沒有吸引力。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男人四五十歲、剃小平頭、穿廉價T恤;女人是歐洲名牌的掃貨客。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人」,忙碌而喧閙,他們交談的話題,不離「我有一個項目」、「我在大陸弄到一幅地」、「項目加上土地,還有銀行融資,可以建五十座別墅」。

這個「中國」,是「項目中國」、「房地產中國」、「融資中國」、「財技中國」,也就是「GDP中國」。這條中國軌道,速度快,乘客多,人聲喧沸,人心也很緊張,但是車開着開着,人人會發現,這條軌道開着的是一條貪腐之道。

然而本來,還有另外的軌道,像中秋的中國,黃河的中國,江南小橋流水的中國,徐志摩林徽音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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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大危機

一百年前,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原因有許多,但這場仗稱得上「世界大戰」,最關鍵的原因是十九世紀末開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電信、內燃機、石油的開發,令生活節奏由馬車的速度轉換成汽車,社會風貌由寧靜細膩的畫筆轉為電光一瞬的攝影,全球各地的距離前所未有接近:美國的一個電報可以左右歐洲的戰事;中東殖民地、亞洲的新政權,本來天各一方,但因為一場大戰,信息交流,新技術由歐洲向全世界散播,人人有份,像東方快車穿山過海,一路接通歐亞大陸的風景,全人類共同投入,駛向現代都市文明(Urban Modernity)。

第二次工業革命一百年來,爆發過兩次世界大戰,至少三次石油危機,其中的經濟生產與能源消耗,據說超過過去一千年的總和。

戰後全世界幾乎無一例外模仿美國,大興土木,修路造橋、建摩天大樓、推動房地產,鼓吹借貸,以消費換取GDP,只要稍有頭腦的人都可以預見,此一方式不但無以為繼,在人口已高達七十億的今天更無異於飲鴆止渴,溫室效應、海洋污染,地球生態系統已經開始有災難性的變化,中國北方的霧霾,足以連北京都不再適宜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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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看見未來

一個強國連年經濟增長,舉世羨慕。歐洲和美國都不景氣,只有你年年GDP增長百分之八,於是全世界都說,二十一世紀,將會是這個強國的天下。

這樣的恭維話,以前也出現過,主角是二十世紀的蘇聯。

一九二八年之前,俄國大多數人口是農民。這一年,史達林宣佈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工業化,將俄國農村的資源,以國家行政手段強行徵調去城市,而農民重新調配集體農莊。

史達林這樣做,調動人力和自然資源,提高了效率。但是,因為農業出產缺乏私有制的刺激,地不是自己的,農民放軟手腳耕種,造成農作物失收,蘇聯餓死了六百萬人。

但是不要管餓死。由這一年開始,蘇聯經濟以每年百分之六,開始增長,因為資源集中到工業:煉鋼、軍事、機械、科技,甚至太空勘探,此後四十年,蘇聯的GDP每年增長百分之六,從未停止過,因此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在聯合國演說,將鞋子脫下,在講台上敲敲,咆哮:「我們會埋葬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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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新和舊

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到處講「發展」,拆毀的古村落,共九十萬座。

這個數字甚可怕。當前中國總理李克強還推進「農村城鎮化」,農村怎樣城鎮化呢?答案是更多的古村落拆掉。所謂的「城鎮」,不外是今日到處見到的商場、酒家、房地產。

中國文化的承傳,與名勝舊蹟分不開。譬如生長鳳凰城的沈從文和黃永玉,有簷瓦和青石街道,才有小說「邊城」和水墨畫的靈思。生長在宜興的舊巷水鄉,才有徐悲鴻的畫意。在舊北平的天橋與胡同滾活過,方有風月小品的李翰祥。這一切都「城鎮化」,不錯,有無限GDP,但是這個國家不會有靈魂。

五年前英國歌唱家伊蓮佩芝(Elaine Page)來香港,大家閒話。佩芝唱過許多音樂劇的名曲,像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她去過鄰近地區,她對我說:「中國人為什麼那麼熱衷拆舊建築呢?中國的舊房子都是全世界獨有的藝術,你呼籲一下,叫他們不要拆,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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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天寒說佛

大陸北京毒霧鎖天,居民在街上戴防毒面具。洋人憂慮子女健康,陸續回國。

兩年前美國駐北京領事館每日發佈北京的污染數據,一片好意,但遭到中國政府辱罵為「干涉內政」,現在,北京一片灰霾。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便服親民,中國也大罵,指為做秀挑撥,現在,中國的總書記模仿,去北京吃包子,這又不是「做秀」了。

一個民族缺乏基本的理智和邏輯,卻又迷信「GDP壓倒一切」,道德信仰,又被他們膜拜的真神毛澤東摧毀淨盡,這下子,可精采了──說是精采,因為大陸是不可以批評的,一批評,即是「偏激」,你便是那十四億人民的敵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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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走遍天下

語文水準低落,因從前向小孩子灌輸此一口號:「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令中國小孩讀書像偏食一樣,只側重數理科,令數理天份不夠的空前遭到歧視。

今日大陸「三中全會」,有項「改革」「成就」,就是在全國取消高中的「文理分科」。此一空前「改革」受到華文傳媒忽畧。

高中的文理分科,在中四這年,將中國小孩分為兩等:優秀的讀數理化,低賤的讀文史哲,令中國人從中四開始,即刻學會等級歧視。每家中學,文科學生都有點自卑,理科生自視為天賦聰明:第一等的讀醫科、工程、電子,讀到MIT博士,於是將「教育」這科擠壓到底層,今日香港普遍認為讀教育這科,當中小學教師的都是「會考不行」的那一羣。

香港模仿英國有一個「平機會」,只限對付種族性別之類的「歧視」,中國人教育對文科的深切歧視,「平機會」從不懂得處理,所以模仿英美西方,設立的這類機構,只製造許多泡沫,並無觸及心理的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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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天地一沙鷗

七十年代,香港中產階級流行閱讀美國作家巴克的寓言小說「天地一沙鷗」。小說講一隻海鷗,熱愛飛翔,牠不甘於孤獨,引領一大批海鷗尋找自由。

「天地一沙鷗」富有教育意義,香港七十年代的繁榮,雖然由港督麥理浩領導,在另一層面「天地一沙鷗」激勵了香港的小資產階級,除了賺錢,還有其他的追求,為香港人的身份和宗旨,開拓了心靈的服務。

這位美國小說家不止這部名著。對於人性,巴克不僅看到光明,還洞悉黑暗,他還有一句名言:「良心是什麼?良心就是在自私之中量度誠實」(Your conscience is the measure of the honesty of your selfis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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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GDP神話

在英國遇到舊同學 R,他愁眉苦臉,說英國經濟破敗,歐盟也完了,沒有出路。

「確實是,」我知道英國人性格,英國人很懂得看眉頭辨臉色,遠方的人來了,討好對方,功夫有一套:「中國經濟正在急速發展,很多牛津劍橋的精英、哈佛 CEO都到了北京上海。」我順水推舟。

「中國每年經濟增長百分之八,一片興旺,城市越來越現代化,不像倫敦,你看,到處是舊房子。」 R說。

「這也是真的,是你們儍,」我答:「或者是你們頭腦很僵化。譬如:倫敦大笨鐘的國會大樓,三百多年了,追不上時代,如果你們把上下議院這座古老建築拆掉,蓋玻璃幕牆的百層摩天樓,從建築設計、物料採購、地盤泥工,然後裏面重新鋪電線、買傢俬、裝冷氣、換牆紙,通通是新的,這不就有了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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