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應保持中立並避免參加政治活動,我相信這個警察條例的原意係因為警察擁有執法的權力,無論是在執行任務或放工放假,他們的政治取向或會影響其執行職務時的判斷,即使沒有影響,也有可能給大眾一個不公的印象。這種規範都是為了製衡權力,並減少利益衝突。
但作為一個教師,佢唔係係上堂個陣教學生講粗口,佢又唔係用粗口鬧學生,佢放工後並無乜特別權力要被限制其政治取向,佢行行下街,見到有個事件發生,佢認為係社會上的不公義,佢出聲,但乜都做唔到,佢好憤怒,然後講粗口鬧警察,然後教育局就被要求為事件寫報告。
我唔知道香港有無咩教師條例話教師放工離開學校後唔比講粗口,如果有,相對的機關如學校,係咪有咩程序去跟進? 有冇需要驚動教育局? 我覺得香港教育咁多問題,教育局應該好忙,如果連老師放工係街上講粗口,都要教育局寫報告,咁我知點解香港教育有咁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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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不少地方展開了圍繞「老師與粗口」的論爭,令人想起去年一個英國案例「Plebgate」,和社會科學的「framing」理論。這案例同樣牽涉粗口、警權爭議、媒體和政治角力,當事人並非老師,而是同樣被賦予一定道德要求的國會議員兼執政黨黨鞭。
英國執政黨黨鞭被指粗口辱罵警察
當事人麥俊高(Andrew Mitchell)算得上英國政壇重量級人物,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當選下議院議員,2010年保守黨回朝後,被卡梅倫委任進內閣,擔任國際發展部長,並於兩年後改任黨鞭,繼續列席內閣會議。英國的執政黨黨鞭辦公室,就在首相官邸唐寧街10號旁邊的唐寧街9號,可謂處於權力核心中央。就在麥俊高接任新職後兩週,他騎單車離開辦公室時,被見慣政要的當值警察截停,感到不滿。
根據麥俊高的說法,他說了一句:「I thought you guys were supposed to fucking help us.」 但綜合警員在不同報導的說法,他說了四句:「Best you learn your fucking place. You don’t run this fucking government. You’re fucking plebs. I’ll have your fucking job for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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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是動物界美好的事情,義犬雪地救主。忠勇的貓在火場中喚醒主人。一隻母穿山甲在大陸的市場屠宰時,死命蜷曲着身軀,在中國人將牠下鍋後,屍骸拉直起來,原來才發現這隻母穿山甲至死在拱護牠的孩子。
人類的情感是藝術的動力:達芬奇、貝多芬、畢加索,情感在天才的身上,是上帝賜給人世的一道彩虹。
然而情感在愚眾之間,卻容易氾濫。情感氾濫之後,就淪為集體的愚昧。情感氾濫是人性最大的弱點,不論是所謂愛──愛本來是珍貴的,一氾濫就變成亂印鈔票的貶值;或者恨──嫉惡如仇,是人性公義之必需,然而一旦仇恨氾濫,像鄰近地區一度將地主、資本家、知識份子,當做一個階級來殲滅,如同希特拉屠殺猶太人一樣,即是人間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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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政務司司長呼籲香港人捐獻,搬出一句濫調「血濃於水」,引為笑談。
二十年前講這句話,或許還有點儍人相信。但是今天,由這個班子講出來,香港人就要反問:當你禁止中國孕婦來香港產子,將同是炎黃子孫的骨肉兒女標籤為「雙非嬰」時,為什麼你不講「血濃於水」呢?對大陸同胞限購奶粉兩罐時,你為什麼不講「血濃於水」呢?聲稱「港人優先」的時候,為什麼不講「血濃於水」呢?
很明顯,「血濃於水」是一句很虛偽的濫情官腔。當她呼籲你要「血濃於水」的時候,她膽敢公然偷天換日,扒竊概念,亂搬龍門柱(Moving the goal-posts),她認定你患了失憶症,忘記了她班子八個月來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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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自由社會,鄰近地區發生地震,捐錢不捐錢是個人的選擇。
特區政府撥款一億,明顯是政治應酬,不如不撥款,一億元捐款不可能討好中國政府,網絡的中國五毛嫌少,香港納稅人反感,是一個三輸之局。
既然三輸,不如不捐錢。但是梁班子不知因何緣故,硬要用一億來挑起政治怨恨,民間和政黨反對,無端端又變成一場政治紛爭。
特區政府不撥款,就沒有煩惱,特首完全可以得體地講話:為四川死難者深切哀悼,代表七百萬香港人轉達問候,民間如欲捐款,請自由解囊,特區政府會盡量監察善款之運用──就是這幾句話,一字也不要添加,這就可以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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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魯迅
突然想起了魯迅以上這段話,是因為明天下午,紅色組織「香港行動」及「香港家長聯會」,將在旺角西洋菜街集會,揚言要聲討早前在街頭向警察高聲抗爭並說了句粗話的小學老師林慧思。著名填詞人林夕,昨在專欄說:「真假衞道之士卻對林慧思老師火力全開,只為她粗野又勇武地,為荒謬的將死的城市發出了幾聲咆哮?我城即使要死,死於偽善及語言潔癖,就太不值了。」
「荒謬的將死的城市」,不就是魯迅先生說的「可詛咒的地方」嗎?至於這個本來是可愛的地方、可愛的時代,為甚麼會變成一個可詛咒的地方、可詛咒的時代,也許我們就要從那個鬼節出生的人的上位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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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ity is really dying,what the fuck。
怎麼忽然會冒出一批人,對粗口如此大驚小怪,做,對一個在公開場合講了粗口的教師進行公審,蔣麗芸議員其實應該罵這些人是發癲才對。不過,我怎麼覺得,她的精彩發言比粗口還要難聽呢?
香港家長聯會以外的家長們,大家不妨打開天窗說真心話,不說粗口,你的細路要是有講粗口這個習慣,你會認為他是驚聞自己老師在課餘也會講粗口,因此就即時受教了,也說上一口了,抑或是受到教室以外的真實世界、甚至在家裏閒來講講粗口的家長所影響,哪個機會大呢?當你們發現,你的細路偶然看着新聞報導時某些人的發言及嘴臉,激動得粗了一口,你們真的會認為這細路人品道德是非觀念很有問題,以致於驚惶失措?那麼,重視教養的好家長,除了禁制細路看西片,也別讓細路看新聞好了。
「四五十歲沒樓在手就是廢人一個」這句話,詆毀冒犯挑釁貶低歧視所有無車無樓之人,不是比那幾個門字部首的助語詞更惡毒? 萬一稚子真如此無知,問你,我的媽啊,我們都是廢人嗎?我們也在租新界村屋住喔,你可以怎樣回答?你意識到這是更值得家長指引教導的話題嗎?你會跟他們說,一個人有用無用,不在於有沒有自置物業嗎?你會趁機講解,何以我們都會成為樓奴的原因,與政治有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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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這個詞,近年在香港,時時受到歪曲和誤解。
「包容」不是縱容陋習、助長罪惡之風的意思。 「邪惡之所以勝利,在於善良的人一事無為」──路見不平,不予干預,以「包容」的一知半解來自慰阿Q的懦弱,是很可鄙的。
什麼是「包容」(Tolerance)呢?一九八六年六月,倫敦一群作家,在市中心海德公園附近定期聚會,痛論時政。他們尤其不滿首相戴卓爾夫人的管治,商量有什麼辦法,可以用自己的寫作影響力,令戴卓爾夫人倒台。
他們成立了一個鬆散的同盟,自稱「六月二十日小組」,因為正是在一九八六年的六月二十日,決定同氣連枝,以結束戴卓爾夫人管治為目標,他們認為這將是歷史的一天──其中的典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貴族出身的德國將領史托芬堡密謀刺殺希特拉的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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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政務司司長林瑞麟原來是個值得懷念的人物。在「汶川大地震」之後,有一筆為數二百萬元的香港捐款,用作在災區「重建學校」,哪知道學校建好之後,很快拆掉,改建成夜總會。林司長到四川去追查這二百萬捐款的去向。
林司長為什麼膽敢這樣做?不知是不是受到上帝指引。二百萬元雖然很少,但當初你有捐出去的義務,因為「血濃於水,本是一家人」,但後來錢不見了,你如果想查究,就變成「干涉內政,井水犯河水」。中國人的邏輯標準像四川底層的地殼板塊,時時移來移去,林前司長膽敢去查究,不論追不追得到,這份身入虎穴的道德形象,十分令人欽佩。如果要求不太高,二○一七年若林前司長選特首,香港人還是可投一票。
這次又地震,中國政府表現大國成熟器度,宣佈婉拒境外援助,確實,中國已經強大,歐洲和冰島都乞求中國資金,強國的定義是你有事求我,我出點事,不必求你。當年鄧小平說收回香港主權,戴卓爾夫人告訴他:「收回香港,將會是一場災難。」鄧小平答:「再大的災難,中國人民也能獨自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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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娘子逝世,香港網絡展開辯論,追究戴卓爾夫人當年交還香港的責任。
戴夫人不想交回香港,但怡和匯豐一直迫英國解決租約。本來,中國一貫立場,從毛周開始,就是「香港前途問題由中英雙方談判解決,談判之前,維持現狀」。這句話有兩點意思:一是毛主席周總理無意與英國開戰,二是「維持現狀」符合中共利益。維持多久?中方那時講得很白:一是「長期利用,充份打算」,二是「不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
意思明顯不過:你英國不主動提租約,我就不會收回,一九九七年也不會。英國人講「契約精神」,但跟中國交往,必須遷就中國國情文化。面子攸關,叫你別把那層薄薄的紙戳破,你就要規矩些,大家裝作不知,千萬不要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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