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社會沒有「辯論」，也沒有「爭論」，只有「爭拗」。

「爭拗」與「爭論」不同，更不是西洋的辯論。「爭拗」關鍵在一個「拗」字，爭論的「論」字，是「言」字旁，而爭拗的「拗」字，是「手」部，意思就是，無論揮灑幾多口水，必以動手打人或抓人的暴力收場。

「爭拗」不是講道理，而是比拼哪邊「有力」，這個力，就是「國家實力」。中國人對於「國家實力」的認知，在經歷過一百六十年所謂列強屈辱，聚焦在一句話，叫做「落後就要捱打」。國家有實力，所以不必再所謂捱打，這個「打」字，至此也與「爭拗」那個手字旁會師。

「國家實力」先體現在軍事之上：飛機、大炮、導彈，這一切都是令中國人集體自豪亢奮的器具，加上錢。然後是「人口多」的數量：中國人罵香港人，喜歡說「我們十三億人，每人吐一口唾沫，都能將你們六百萬香港人淹死」（這樣說的時候，沒有想過這六百萬香港人之中，也有上二百萬近年由大陸過去的新移民，也有全國人大政協，如果真有唾沫像黃河決堤淹死的災難，也會淹死很多他們自己人）──因此，「爭拗」哪一方贏，決定於哪一方槍炮多、錢多、人多。最後是只要人口夠多，不斷重複一句話，真理會在人多那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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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紀念日，中國政府強調，要「尊重事實，尊重歷史」。

事實和歷史，當然是中國的蔣委員長領導抗日，中國人很可笑，也很可憐，「七七」至今快八十年了，連這點事實也未曾清楚，美國人不會至今還爭論：當年在珍珠港事變之後，決定向日本宣戰的，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吧？單這一點，已經一個字：呸。

然後是「七七事變」時之世界大局。日本犯的最大錯誤，是據有了中國東北，還不夠，還要進犯華北，如果要擴大戰事，日本最該走的一步，是進軍西伯利亞。

中國的蔣中正和汪精衛，都希望和平，只有毛澤東和蘇聯的史達林，最想日本向中國擴大戰爭。日本如果攻打華北，就不會從背後咬蘇聯，也會擾亂蔣中正的民國政府剿匪。

日本的東京中央政府，也沒有南侵的意圖，是東北的關東軍發神經，不受控制。蔣介石和汪精衛，一直主和，日本強而中國弱，弱的一方妥協謀和，天公地道。正如英國首相張伯倫，最初也與希特拉簽訂慕尼克協議。當時英國的民意，是不想與德國輕啟戰端。今日回顧，都知道了後來發生什麼事，人人都可以當「事後孔明」，才會批評張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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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平機會」準備加強「立法」，「禁止歧視內地人士」，從此公開稱「蝗蟲」者，將會「犯法」。但記者問：「那麼稱『強國人』呢？」平機會人員說：「叫強國人，就不涉歧視了。」

香港的平機會主席是醫生，醫生的專業是理科的醫學，包括內外全科，但平機會的「歧視」，卻涉及文科中的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語意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用一個醫生來做「平機會」主席，從西方的專業角度，相當可笑，有如由時事評論人、政治學講師蔡子強來做香港醫學會主席，或者由吳君如女士做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但是中國人社會崇尚理工，賤視文史，所以醫生領導的組織來決定人文學裏的歧視問題，這就是沒有英國人領導的「港人治港」之嬉戲之處。

「蝗蟲」是行為特徵的泛稱。「香港街頭許多蝗蟲」，這句話沒有專指「十四億中國人全部是蝗蟲」──如果「蝗蟲」的涵義是喧譟、自私而掠奪式的消費行為，在理論上，一堆美國遊客在巴黎，也可以是「蝗蟲」。一口咬定「蝗蟲」即是指全體中華民族，是自己對號入座之心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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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文化品牌，在遠東小農社會推銷，最重要是找對代理人。

在西方殖民史與人類學上，代理人又稱買辦，通常由本地受過教育的土著出任，因為買辦代理，必須溝通。代理人不要像中國找特首一樣亂欽點，譬如，英美煙草公司的萬寶路，要找香港代理，香港的代理人，只可以對市場說，吸煙是成功人士象徵，吸煙好有型，而不可以對市場說，吸煙危害健康。

英國聖公會，雖然是十六世紀英王亨利八世因為包了二奶，進而「分裂祖國」，從不准離婚的梵蒂岡獨立拆出來的異端，五百年來因為「英國」，在香港和海外還算品牌。

但不知何故，英國人委任白人港督，從砵甸乍到肥彭，位位都上得桌面，但聖公會在香港的主教，一旦「炎黃子孫」起來，很快就出事。

香港聖公會的主教大罵爭普選的香港人「為什麼要發這麼多聲」，要求「做等待屠宰的羔羊」，而且要有「分析力」，遭到香港基督徒和有識之士痛罵。教會聲稱只是講道「幽默」。

我討厭政治，但喜歡邏輯常識。首先，聖經裏的耶穌──如果歷史上真有此人──就是向羅馬帝國「發聲」，才被羅馬定以「尋釁滋事」罪，判釘十字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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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總理訪問英國，聲稱中國在歷史上沒有向外擴張的基因。

漢人沒有對外侵略的基因，但是滿洲人和蒙古人都有。今日中國的版圖是康熙侵略回來的，康熙是中國的皇帝嗎？當然是。康熙是「中國人」嗎？問現在的中國毛左，他們也一口咬定是。

如果康熙是中國皇帝，那麼中國侵略擴張，至少是對中亞細亞有歷史可稽，怎可以講「沒有擴張基因」？在方便的時候，康熙是「中國人」，不方便的時候，康熙是滿洲韃子，中國人自己的這條「中國人」的界線，在浮沙上劃過來，又移過去，抽象而飄忽，怪不得今日香港人認同「中國人」者，越來越少。

今日台灣和香港下一代一樣對「中國人」的認同少，不是台灣有問題，也不是香港有問題，而是「中國人」的本質，由蘇俄的毛澤東經一九四九年之後不斷改造，出了大問題。

從前的中國人，不論有什麼缺點，直到清末民國，都有孔孟儒家的教化：禮義廉恥、忠孝節義，是「中國人」的八大成份，像買一瓶果汁，上面的標籤紙，展示的Ingredients：橙、維他命C、礦物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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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總理訪問英國，帶去合同三百五十億美元，並指定要英女皇見。英國稍一遲疑，中國即以取消訪問相脅。

英國政府向泰晤士報放料，將事件變成了不大不小的國際花邊新聞。英國外交，以推動貿易利益為原則，對第三世界的什麼民主人權，沒有太大的興趣。中國總理來訪，如果給足錢，如同付入場費，英女皇當然準備好見你，本來不是問題，但不知何故，變成了「中國總理渴望見英女皇，英國看錢份上，特予批准」，灰頭土臉的形象是誰？絕對不是英國首相。

英國跟德國不同。德國本來有強大的出口力，譬如平治房車，德國產品與中國官場的貪腐，同步自然增長。駕駛德國平治汽車，是中國人生平夢想，其次才是子女送英國寄宿學校。中國貪官即使有錢，想買平治，平治汽車廠生產不來，你要排隊，所以德國政府有本錢官方會見達賴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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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伯明翰二十五家政府中學，由於英國的「校本條例」，鼓吹「多元文化包容」，被伊斯蘭激進勢力騎劫校政，在學校教可蘭經，講授拉登恐怖主義，指阿蓋達是反西方的一股「正義勢力」。

最初是一些少數族裔的家長，開始投訴：學校上聖經課，推行性教育，而且讓女生上體育課，包括在學校泳池游泳，是不尊重「伊斯蘭少數族裔文化」。

然後，這些所謂「少數弱勢族群」，組織起來，滲入校董會，投票將英國校長和幾個英國白人的主任教師撤職，換上了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裔教師。

驅趕出來的校長，向伯明翰市政府投訴，上報倫敦教育大臣，下議院即刻質詢，發現這幾家政府中學，雖然在使用納稅人的公帑，但已經成為伊斯蘭激進思想甚或恐怖主義的大講堂──這一切，正是從「多元文化」、「包容」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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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強烈親中愛國人士兼新民黨員大聲疾呼，指二十五年前的「六四」沒有殺過人，愛國組織又另行「擺檔」，指出當年「六四暴徒屠殺解放軍」的「另類真相」，據說觸怒了很多巿民，包括良心知識份子，不過，文化多元，對於這些不同的「真相」，也應該多包容。

中國人活一輩子，彷彿就是為了發掘數不清的「真相」：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人真相、林彪事件真相、薄熙來垮台真相、大老虎貪腐真相。今年香港「六四」，多了許多疑似施激將法、變相「催谷」人數的愛國中國人，指出六四沒有殺人。這些中國人到底是押注習近平永不「平反六四」，還是像智者李純恩的論述：如果出席燭光會的香港人今年「小貓三四隻」，表示本土意識高漲，「大中華膠」思想遭受香港下一代唾棄，為了「兩害相權取其輕」，中國寧願燭光會滿座。

李純恩懂得中國的門道。「兩害相權取其輕」是高超的政治藝術，天真無邪的香港人，包括旺角師奶、社工、知識份子學者、報紙編輯，如果有這種智商，兩年前唐英年與梁振英相鬥，這些人就不會因厭惡唐先生的婚外情和僭建而聲稱「寧願揀隻狼」，現在，香港終於得到（Deserves）了梁振英，自作自受，實可喜可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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