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奧巴馬說，美國準備制裁俄國，即使制裁令本國經濟受損，總統呼籲，國人準備承擔。
烏克蘭總理也公告國民：因為克里米亞之亂，烏克蘭可能破產，經濟會不景氣，他呼籲烏克蘭國民準備勒緊褲頭，緊縮一段時期。
「殺敵三千，自損八百」，一切對抗行為，都要付出代價。有時是金錢，有時是其他利益，有時是生命。但除非投降，如果要尊嚴，守住原則。那麼你口袋裏的錢會少一點，你過的日子不會像以前般舒適，甚至會流血。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軍轟炸英國，倫敦到處殘垣敗瓦，英王喬治夫婦訪察災區，倫敦婦女協助救援，因為缺少防空洞，市民疏散，席地在地鐵站的月台渡宿。這場轟炸，有一個專門名詞，叫做The Blitz。
戰勝之後，國家負債纍纍，殖民地相繼獨立，海外的市場和資源沒有了。首相艾德禮厲行節儉緊縮，國民不哼一句，豬肉和雞蛋，一直定額配給發售，直到一九五五年，這緊縮的十年，也有一個專門名詞，叫Aust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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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在三千年前說過，最理想的君王，是一個哲學家。也就是說，做領袖的最佳人選，是要懂得哲學，而且還活出哲學。
這句話不深奧。因為哲學家不一定是深奧的人，懂哲學的人，首先了解人性，尤其是人性的缺點和罪惡：嫉妒、貪婪、好色。哲學家不但有邏輯的思維，最重要的是他思考冷靜，對自己與生俱來的缺點，甚至罪惡的念頭，能以理性來抑制，因為他一面像高僧，看破了生死的短促，一面又有點像上帝，有澤披蒼生的慈悲。
柏拉圖的理想國領袖，與中國儒家講的「內聖外王」相似。中國人從前相信，皇帝必須是聖人。但這種期望不切實際。中國三千年，只有孟子和莊子是言行合一的聖人，連孔子也不全是，反而哲學家不必做聖人：蘇格拉底、康德、羅素，都不是聖人，但哲學家是最淡泊於私慾，最了解人性弱點，因此處事論斷，是相對最公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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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英治時代，有中國文化氣息。
單看官名：今日叫「政務司」，以前稱「布政司」。什麼叫布政？布衣黔首，布政就是老百姓的事務。今日叫「首席檢控官」，以前叫「按察司」，楊鐵樑大法官曾掌此職。「司」這個字，已經是很古老的中國官名。諸葛亮說：「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今日叫「司長」，不中不西不日，實屬亂來。
孔子說「必也正名」。特區政府今日形象不堪，先是「名不正」之累。譬如「公務員事務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事務」一詞，純屬多餘。政府每一部門，都為處理事務而設。外交部就外交部，不必叫「外交事務部」，因為「交」就有「處理事務」之意。財政部和內政部，不必叫「財政事務部」和「內政事務部」，因為「政」就是事務。
香港特區的中文崩壞，特區政府又想破舊立新，以前所謂「港英」，已經為你設計好，不必叫「公務員事務司」，而叫「銓敘司」。銓敘，就是很古老的中國官名，專管官員的聘用和考核，歸由六部的吏部名下。譬如唐朝，起用一個官員，要經「三銓」：吏部尚書，加上左右侍郎，也就是部長和副部長共三人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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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中國抗日戰爭已值艱苦年代，香港新亞書院的唐君毅，那一年才三十出頭，遇到一位智者歐陽竟無。
歐陽竟無是江西人，清同治年出生，精通佛學，是中國哲學家熊十力的老師。他本名歐陽鏡湖，在中國開設佛學院，主辦佛教雜誌「內學」──「內」的意思，是內心的修煉。日軍侵略，他將學校由南京搬去四川，名「支那內學院」，精研印度佛教傳統、梵文，編印大藏經。
歐陽竟無是唐君毅父親的老師，在中國倫理裏，是太師輩份。這一年，歐陽竟無已經七十歲，戰事危急，遇到了逃難來四川的唐君毅。唐先生後來記述：
「他要我住在支那內學院，長為其弟子，並為我安排生活。我當時不肯。他於是大怒，但在怒氣中，忽然聲帶悲惻，說：『我七十年來，黃泉道上，獨來獨往，只是想多有幾個路上同行的人。』我聽了『黃泉道上，獨來獨往』八字，便不覺深心感動，俯身下拜。歐陽先生亦下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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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我住在外地，時時與一位民國老太太見面。
她名叫凌叔華，是「五四」那一代人，與冰心同期的小說家。凌叔華女士與胡適徐志摩很熟，她時時對我說起徐志摩的情事，因為徐志摩死前，交給她一隻私人信件的盒子。
凌女士在燈下，講她的舅父辜鴻銘怎樣教她英文，林語堂如何去南洋，她與英國小說家維珍尼亞胡爾芙的交往。有一天她說：「前幾年，有一位華人教授由美國來，他上門來看我，他叫余英時，他對我說起中國文化的淪亡，說着說着，在我面前，就痛哭起來了。」
余英時那時在查先生的「明報月刊」時時有論說，講中國儒家的精神。余教授是最後一代燕京人，民國三十八年，幸好來了香港，師從錢穆，在新亞讀書。余先生第一次與凌叔華見面，必有遇故知之感，說起中國，就痛哭失聲，除了凌叔華的氣質儼然有山河故國之親，亦必是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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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特突然被爆出曾收受澳洲企業現金四百萬鎊，共五千萬元，一次收款，不必繳稅，而且無條件，不必提供服務。
親中愛國陣營，也就是所謂建制派，職責所在，一定要支持梁特，都要說收這筆錢，沒有問題。但是人性的嫉妒是天生的，五千萬元現金，幾多親中愛國人士在工會、在愛國教育單位，愛國愛港之一生一輩，都打拼不到一個零頭，你梁特從外國人手上一次肥爽，錢包滿溢，然後又轉戰另一條線，當特首了。對於擁有國際行政視野的人，這種交易在法律上沒有問題，但中國人天生有很強的紅眼症，可以論斷，越是愛國奉命挺梁的中國人，此時此刻，心中越不是味道。
尤其是「收外國的錢」，特別容易引起中國人的情意結。為什麼外國人給你錢而不給我？但是他們不會想到：外國人，即西方人，對專業的要求極高，錢不是亂砸的，外國人越能將錢花在你身上，證明你越出色，像九十年代，荷李活投資一億美金，讓我們香港大導吳宇森（John Woo），夥拍天皇巨星湯告魯斯，拍職業特工隊。所以當我聽到澳洲的企業在全球十三億華人之中，獨肯送梁特五千萬元，我認為梁先生必是非常卓越的人才。
如果想少一點激憤，多一點和諧，必須學會包容、平常心，學習壓抑「收外國的錢」此一情意結，而明白能贏得外國人的錢，由瑞典人給錢的諾貝爾得獎人莫言，到拿日本人錢的孫中山；由拿俄國人共產第三國際的錢的周恩來到拿澳洲人錢的梁特，必定是中華民族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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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特錄影講話，呼籲佔中退場，不要令香港陷入無政府主義狀態。
無政府主義是什麼？香港的通識課，又開了一個新題目了。
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叫巴枯寧，像孟子一樣，他相信，人性本來是善良的。一個社會，如果以人性中的善良為本，善良的人性本身，就是一種秩序，人自然會趨吉避凶，不必有什麼政府，更不需要一個極權來天天用槍桿「維穩」，社會自然會和諧。
巴枯寧和現代中國人的祖先馬克斯一樣，認為無產階級和年輕人，是社會進步的動力。與霉鬼馬克斯不一樣，巴枯寧出身貴族；與馬克斯主張暴力也不一樣，巴枯寧反對暴力，相信自由能釋放人性的善良。
無政府主義有其道理。大陸「六四」前，學生佔領廣場，釋放所謂正能量，北京連小偷都不偷了，治安好得異常，證明無政府主義，可以激活專制社會人性長期壓抑的善良，六四前夕，當北京的市民短暫得到自由的時候，不須要政府，人性的善良和平，就浮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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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政治多悲劇，其中一個原因，是雖然有許多好人，敢於抗爭，但由於中國的國運不好，往往因為遇上惡劣的時機，致使流血收場。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由中國學生佔領，長達兩個月。大學生反貪污，得到北京巿民支持，而且聲勢浩大，延綿不絕。
此時，大陸上層爆發了尖銳的權力鬥爭。總書記趙紫陽雖然很同情學生，也是溫和派，但黨內的強硬派如李鵬，與元老鄧小平，覺得有外國勢力借大學生想顛覆大陸的江山。
學生說他們只想中國好，想國家進步，但中國是一個家天下的人治國家。人治的特色，是一旦一個帝皇有了一種感覺，感覺成為事實，下面必有多層的臣奴，為感覺而催生成的事實服務。
一九八九年五月，統戰部長閻明復氣急敗壞來到天安門廣場，央求學生結束佔領廣場。閻明復代表了趙紫陽的意思。但在那個時候，趙紫陽與鄧小平李鵬的分歧是黨內機密，閻明復不能明講，但這樣下去，趙紫陽的處境會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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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巫祭文化發源自黃河流域，春秋戰國時代，有了孔子、老子、墨子、荀子，也就是說，中國在分裂時思想最自由，人才最廣濟。
秦始皇統一六國焚書坑儒，中國文化第一次遭到嚴重的伐殺。
本來多元的思想，豐盛的靈感，可以繼續發揚，但是秦始皇一統天下，中國人思想和靈感的開拓，以血腥的方式，突然剎止。
但文化還沒有死亡，因為還鮮活，只是崇尚博愛的墨家從此沒有了，崇尚自然的道家走向煉丹、驅鬼、房中術的民間庸俗。蘇格拉底和釋迦牟尼那一級的思想宗師，像孟子和老莊，在中國，從此不再出現了。
留下了巨大的老本，經過兩漢，有所迴照，然後又經歷了南北朝和五胡十六國的殺伐，到了唐朝，奇蹟一樣，經胡人和回教阿拉伯的外來影響，秦代之前的華夏多元文化，又喧鬧、豐潤而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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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到今日，赤柬兩名老翁頭目，方被判「反人類罪」成立，處以終身監禁。
一個八十八歲，一個八十三歲。在中國一手養育支持的赤柬統治的三年零八個月，這兩個人，不，惡魔──牠們姓名不寫出來了，為免污染我的筆──屠殺了二百萬柬埔寨人和華人。
但此後四十年，牠們一直逍遙法外，八十多歲的「高齡」，才判「終身監禁」。也就是說，假設此兩凶獠，有九十歲的命，一個只須在獄中兩年，一個七年。
也就是說，八十八歲的那位「長者」，如果在獄中兩年就去見他的恩師、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了，每一條命，牠只坐牢零點零零零三六天，也就是零點零零八小時，也就是半分鐘。
但牠們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看看一九七五年的人民日報和香港的愛國報紙就知道了──赤柬當年英勇反美，如果你是炎黃子孫，應該念舊，應該時時去探望，送些燕窩鮑魚什麼的，讓兩位老朋友安享晚年，所以如果兩位長者獄中得到中國人的關愛，有一百歲的命，直追我們香港大慈善家邵逸夫爵士，這兩個赤柬領導人，就他們害死的每一條命，僅還債坐牢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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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