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住在外地，時時與一位民國老太太見面。

她名叫凌叔華，是「五四」那一代人，與冰心同期的小說家。凌叔華女士與胡適徐志摩很熟，她時時對我說起徐志摩的情事，因為徐志摩死前，交給她一隻私人信件的盒子。

凌女士在燈下，講她的舅父辜鴻銘怎樣教她英文，林語堂如何去南洋，她與英國小說家維珍尼亞胡爾芙的交往。有一天她說：「前幾年，有一位華人教授由美國來，他上門來看我，他叫余英時，他對我說起中國文化的淪亡，說着說着，在我面前，就痛哭起來了。」

余英時那時在查先生的「明報月刊」時時有論說，講中國儒家的精神。余教授是最後一代燕京人，民國三十八年，幸好來了香港，師從錢穆，在新亞讀書。余先生第一次與凌叔華見面，必有遇故知之感，說起中國，就痛哭失聲，除了凌叔華的氣質儼然有山河故國之親，亦必是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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