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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文化不多元

「文化多元」(Multiculturalism)是一個理想,卻是一個神話:一個國家,不同的種族和平共處,可以各自保持自己的傳統習俗,但又擁有共同的價值──譬如加拿大:共同的價值,是人權和自由。

「文化多元」在一些小國,從來沒有問題。譬如瑞士,在「文化多元」的詞彙發明之前,本來就是文化多元的國家。瑞士由德、意、法三大族裔組成,還有百分之一的古羅馬帝國後裔,叫做Romansh。四種族裔各自保留本身的語言、習俗、食物,但是,四裔都擁有共同的耶教文明,雖然語言和食物不同,對於自由、人權、寬容,以至藝術的品味,譬如都喜愛莫扎特和貝多芬的音樂,都欣賞達文西和印象派的繪畫,瑞士這四種族裔都一致。

但是,瑞士卻很排外。在這四種族裔之外,瑞士不太歡迎非歐洲白人的移民。搬來一家很有錢的中國人,無論日內瓦或蘇黎世,還是洛桑,都要由一條街的瑞士人──不論是德、意、法還是羅馬裔,嚴格審核:該中國家庭若在花園供奉四面佛,農曆新年放爆竹,瑞士的街道委員會不會批准其買房產。

同理,搬來一家巴基斯坦人,瑞士也予以排斥。為什麼?因為德、意、法、羅馬裔的「文化多元」,不包括容納清真寺和觀音廟,更不包括容納一戶來自中國重慶的富戶,在洛桑的湖邊買一座豪宅,然後升起一枝五星旗,天天對着湖光山色播「東方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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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第三世界霸權

中國土豪企圖收購法國南部古堡酒莊,坐直升機巡視其即將擁有的「領土」時,不幸直升機墜毀,父子斃命。

本來是一宗小小意外。但是死者親屬請來一群和尚,在法國古堡舉行「超渡」。

法國是天主教國家。法國南部的建築,都是二百年的莊園小石屋,藍天白雲,山嶺田園,是畢沙羅(Pissaro)或西斯里(Sisley)的印象派油畫畫面。忽然冒出一群中國和尚,燒香敲鑼鈸,播出大悲咒,唸唸有詞的在人家的古堡裏做一場法事,這種場景,或許叫做「文化多元」(Multiculturalism),但是在唯美主義者眼中,畫面詭異莫名。

德國總理麥克萊夫人宣佈:「文化多元」在歐洲已經徹底失敗。太多非歐洲文明的外來移民,來到歐洲,揮霍着當地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或者炫耀着財富,拒絕融入歐洲的文化主流,正在腐蝕西方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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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西湖遊記

大陸空氣污染,杭州西湖,也籠上一罩灰黑的毒霧,有人呼喊殺風景。怎會殺風景呢?學香港的天文台,將毒霧一概稱為「烟霞」,等同在酒家,看見貌醜的女侍應,都叫一聲「靚女」,中國人的日子,就過得輕鬆點。

西湖有毒霧,是經濟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看看梁班子教育局採用的國民教育「中國模式手冊」,中國模式,文明進步,不要「係又鬧,唔係又鬧」,太偏激了吧。

何況杭州西湖,如果帶有偏見,判了死刑,不在空氣污染之今日。二十年前開始,大陸走向「市場經濟」,杭州西湖,也走向「市場」,湖邊開設卡拉OK酒廊,夜間張掛了紅紅綠綠的電燈泡。杭州西湖早就「現代化」起來。十年前我與朋友劉天賜君在西湖閒逛,看見一個中國龜公,很猥瑣的前來兜客:「要不要小姐?」我問:「什麼小姐?」還沒反應過來,劉君向龜公砸臉爆了一句粗口,怒喝:「×你老母滾你媽的蛋!」該龜公悻然退去。

事後我問:「這個龜公,膽敢在聯合國文化遺產、我國著名歷史名勝的西湖邊招攬嫖客,背後一定有公安撐腰。你這樣對他施用語言暴力,等同駡他的後台。駡他的後台,即是駡國家,駡國家,即是不愛國,劉翁,打狗也看主面,你太數典忘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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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世紀末英才

卡夫卡是十九世紀末的小說家,在這個時代,英國的王爾德、捷克的卡夫卡,是時勢造就的兩大才子。王爾德的英國幽默,襯托卡夫卡的沉鬱。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是一個很卓越的時代。英國自從一八一五年的滑鐵廬戰役,一直到一九一四年,一百年之間沒有打過仗。在歐洲,只有一場普法戰爭,這個時代很奇怪:明明是和平、繁盛、創意煥發的時代,但人心浮躁,有一股隱藏的不安,英國的海軍全球居冠,歐洲的軍火工業產量上升,各國因為強盛,拚命在建軍,但是誰也沒有想過真正要打仗。

所以這個時代叫做「世紀末」:在經濟增長之間,天才往往感到不對勁,覺得時代的脈搏雖然亢奮,但其中有一段精細的瘋狂,一般人沒有這種見識,但王爾德和卡夫卡另有感應,他們用作品對一個矇昧的時代提出警告,雖然沒有多少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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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量度人

首富不點名抨擊當前的梁班子不太懂得「執政」:「香港不能人治,只可以法治」;梁班子不按制度辦事,將營商環境搞得烏𤀹瘴氣,並警告:「如果管治失當,原則和法治,可以一夜之間蕩然無存。」

最後這句,也是用中國的習近平聽懂的語言,講給中國聽的。習近平在亞太會議說:無論怎樣「改革」,「中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梁班子一年多,香港的原則和法治,已經出現顛覆,再這樣胡搞下去,香港根本的原則和法治之墮落,無法挽回,香港的大錯,無法彌補。

習近平去年臨時欽點的這個人,現在,全香港,從商界、公務員、市民,包括「行政會議」的許多人,當然還有親中愛國的所謂「建制派」,都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但是根據「中國國情」,皇帝的新衣,即使明明錯了,中國人也要看臉色,說是對的,因為皇帝的面子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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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豪賭

蘇格蘭明年公投,決定要不要獨立。首相金馬倫豪賭一手:公投通過,首相認輸,國家分裂;通不過,蘇格蘭獨立,不得再提。

這是文明的典範:雖然已經有成熟的議會民主,蘇格蘭獨不獨立,本來,民選的議會和首相,可以自行決定。但是,由於議會是「單議席單票制」,也就是說:一個選區,假設有一千選民,其中一個候選人,得到五百○一票,即順利代表一千人進議會,另一個候選人,雖得四百九十九票,那四百九十九人的意願,即刻等於零。

蘇格蘭人喊不公平:其餘那四百九十九人,如果都強烈主張獨立,我們在倫敦的下議院,為甚麼完全沒有聲音?

首相說:既然這樣,那就全蘇格蘭公投吧。你們贏了,就可以分裂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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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暗中在審誰

全城不分左中右,一齊公審前亷政專員湯顯明。湯專員不服,反問香港的政黨和公眾?我犯了哪條法?不審湯專員,還不知道香港不分左中右,心裏原來那麼厭惡共產黨。因為罵湯專員的每一條罪行,罵的人心裏明白,其實都在罵中國。

一九七九年,當大陸剛開放,共黨官員開始收受厚禮:名貴香煙洋酒,還開始嫖娼。那時的官方評論,一致定調:這些幹部官員,都受了資本主義思想的腐蝕。

換言之,我們的共幹官員,學馬列出身,本質原來都純潔,只是受了外面資本主義社會的習氣污染,才學壞的。所以資本主義才是元凶。

今日全香港聲討湯專員,只因為小湯時時去大陸交流,中國國情,送禮、吃喝、遊山玩水,完全天經地義。回來香港,這一切通成罪行。小湯在英治時期,因受英國白人領導,品格端正;「回歸祖國」之後,淪為貪腐罪犯,請問,小湯受哪一國的污染,被哪個國家教壞,不是和尚頭上叮的蒼蠅——明擺着的,你罵湯顯明,不就是在罵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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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馬拉拉難題

巴基斯坦女童馬拉拉的經歷,感動了文明世界。她出生在一個山谷,塔利班在她的家鄉奪權,厲行原教旨統治,嚴禁女童接受教育。馬拉拉堅決要讀書,乘巴士上學,遭到塔利班土匪鎗擊,頭部重傷。

馬拉拉輾轉投奔西方,今日定居英國伯明翰。馬拉拉的勇氣和意志,她代表了善良和公義,贏得文明世界的崇敬。

但是對於西方的左膠知識份子,如何定位,卻形成了難題。首先,禁止女性受教育,是伊斯蘭原教旨的文化習俗。遵守文化傳統,是馬拉拉愛國愛伊斯蘭的義務,本來「天經地義」。

但是馬拉拉勾結「外國勢力」,在巴基斯坦時,已經跟英國BBC電台做時事日誌,唱衰她的塔利班祖國。她今天完全投身「西方文化霸權」,尊崇英國,但她完全沒提到英國在巴基斯坦的殖民統治時的罪惡。對於「知識份子」,馬拉拉是個難題:馬拉拉是個「巴奸」,但也是女性,他們不知道,到底是「西方霸權」罪惡呢,還是塔利班殘酷涼血的「男性霸權」更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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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大氣巴士的獄

如果梁班子是十八世紀末的波邦王朝——此一譬喻,純為方便,波邦王朝的法國,是古典主義精雅文化的豐盛期,今日的香特,當然不可類比——那麼香港的電視霸權,越來越像巴士的獄。

巴士的獄不是路易十六蓋的,但路易十六繼承了此一「品牌」。此外,攻打巴士的獄那天,發現裏面只有六名囚犯,但香港大氣電波的巴士的獄,卻是由雄厚的「慣性收視率」、亦即數以百萬計的遙控點擊建成的,所以法國的巴士的獄一日攻克,香港的那座卻不可能。

因為香港有「慣性收視率」,在法國大革命前夕,並無「慣性捱餓」、「慣性入獄」、「慣性為囚」。什麼叫「慣性」?根據巴夫洛夫對狗的實驗:搖一下手鈴,再讓狗吃一口,久而久之,狗的食慾與鈴聲掛上了號,以後狗只聽見鈴聲,就張嘴巴伸舌頭想吃,這就叫慣性。

很明顯,慣性對於狗,是生理規律,但人應該比狗高等,然而在慣性的意義之中,人不必聽鈴聲,就有了跟狗一樣的潛意慾,到底是人比狗更Sophisticated呢,還是人比狗更賤?如果尼采或者蘇格拉底復活,這是我最想請教的問題。

一個城市於電視有收視的慣性,所以電視台的霸權,與此一慣性有共生的關係。

同理,一個民族對奴役長期有順從的慣性,所以極權的壽命,亦與此一慣性地久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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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新思維、新改革

據說梁特的治港能力是蠻夠的,不過因為這個人「原則性太強」,不容易被商界收買,加上出類拔萃,像中國崛起之後GDP超強而遭到美日的嫉妒,梁特樹大招風,也遭人眼紅,所以人強班子弱,吸引不到什麼能人加入班子,到處招人,招不到,無人肯幫忙。

此一理論,經不起邏輯推演。說梁特沒有「叻人」幫忙,這些叻人,應該是有英美名牌大學學位的中環精英了。但是,董曾兩屆政府,多「叻人」效力了嗎?那麼為何都在港人的噓聲中下了台?

記不記得董伯有一個「國際戰畧顧問委員會」,騁請西方白人國家的政經精英,每年頭等機票六星酒店套房招待一兩次,為我們董伯如何治港,出謀獻策?

但這幫白人,來「顧問」了一兩次,不了了之,「國際顧問委員會」散了攤。是因為中國警惕外國勢力趁機騎劫和思想滲透董伯,幕後喝退了洋人;還是洋人不希罕來嘆總統套房和美食、不想應酬;還是西方白人跟董班子開了幾次會,有點像當年英國人莊士敦給溥儀上課,或者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跟袁世凱講解君主立憲,都教得意興闌珊,覺得董班子也一樣中國基因局限,不想浪費時間應酬,則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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