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博士的專著「中國人成熟嗎？」，給這個病態的民族診症。
中國人的基因遺傳病，病因繁多，病態豐富，除了帝皇專制，令這個民族缺乏個性，邱博士認為，根本之處，是中國人缺乏成熟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病態，其中尤好低級的詭辯。
讀過幾本書的「知識份子」，尤好低級的詭辯。譬如「九一一」恐襲，有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表示「力排眾議」，想表演「獨立思考」，認為「美國霸權」才是「九一一」的「深層原因」，拉登雖然是「西方標籤」的「恐怖份子」，這些人認為：卻還值得「同情」。
一個民族幼稚，不足為奇。孔子說：上智下愚，中國農民是愚昧的族群，這一點迨無異議，不值一提，但是如果本來應該「上智」的知識份子，也帶頭愚蠢，則無論這些人自吹有幾多千年「燦爛文明」，也是一堆糞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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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發生了什麼事？一知半解的懶人在嘲笑：民選的埃及總統莫西被軍事政變推翻，證明一人一票的民主失敗。
但是「民主」只是一種手段，民主的目的，是保障自由。埃及人一年多之前選出了「穆斯林兄弟會」的總統，而埃及樂蜀城──對了，就是中國遊客塗污的古蹟的那個城市──的市長，由莫西總統委任，隸屬一個伊斯蘭恐怖組織，這個組織一九九七年在樂蜀，屠殺了五十八名德國和歐洲遊客，與四名埃及人導遊。
埃及一人一票，選出了莫西，但這個總統卻是一名準恐怖份子。不是議會民主的失敗，而是這個民族的失敗。
前首相戴卓爾夫人說：「只擁有民主，是不夠的，多數人的選票決定，不一定能改正根深蒂固的錯誤。民主要保障自由，而自由要由幾根支柱來體現：法治、新聞自由、隸屬國家而不是政黨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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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電影「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在今日的大陸，原來直譯為「了不起的蓋茨比」。
要比拼創意和想像力，自然是「大亨小傳」勝許多籌。香港在殖民地時期，英語作品的翻譯都有心思：Gone With the Wind譯為「亂世佳人」，勝過洋場上的「飄」。當然，如果在今日貧瘠的時代，只會譯為「跟着風而去」。
還有香港譯的意大利黑白電影「單車竊賊」（The Bicycle Thief）大陸叫「偷自行車的人」，不止嚕囌，而且中國語文的根底不好。「單車竊賊」以四字見勝，因為中國最早的詩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由四字一組開始：出入平安、五福臨門，「竊」是文言，五十年代香港比中國更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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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很艱巨的事業，不但課本知識，還有做人的宗旨和道理。
中國文化有許多自打嘴巴的成語，身為教師，年紀太輕，也不懂得如何教小孩分辨。
譬如，有說「打鐵趁熱」，做事不要拖，一旦決定了，勿失時機。但是另有一句，叫做「事緩則圓」，那麼做事應該快速，還是該審慎呢？
孟子說，大丈夫要捨生取義，但「民間智慧」說：「螻蟻尚且偷生」，那麼做人應該挺身而出，還是該做縮頭烏龜呢？
即使在英語世界，也有矛盾的智慧：有說「沉默是金」（Silence is gold），但美國演員兼編劇家費恩斯坦說：「不要被欺侮而沉默，不要讓自己成為犧牲品，不要讓別人度身訂造你的生命，不要讓別人來定義你自己。」（Never be bullied into silence. Never allow yourself to be made a victim. Accept no one’s definition of your life; define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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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電影「雷霆救兵」是不朽的鉅構。不只講戰爭的殘酷，而且引起一場人性的爭論。
戲中主角米勒隊長，奉命領一支九個士兵的分隊，深入法國戰場，把一個失蹤了的小兵雷恩找回來。槍林彈雨的敵陣，用九條精兵的人命去救一個小兵，值不值得？連米勒自己也很抗拒。但是，雷恩有三兄弟，都參加了美軍，兩個哥哥都陣亡了。國家為了體恤英雄的母親，萬不可以讓第三個兒子也犧牲，所以國家向米勒交付任務，不惜代價，也要把小雷恩找回來。米勒帶着同袍，深入敵陣，在休息的時候，有一場辯論。米勒講起自己的身世，入伍之前，他當過教師，從來沒想到過會身陷如此處境。「這個叫雷恩的人，我不認識他，對於我，只是一個名字，跟我完全無關。但是這是一項任務，我只知道，完成了任務，我就可以回家跟老婆團聚了，所以，我不是在救一個素無交情的人，而是完成任務。」
換了一個庸手，米勒這個主角，必然愛國、激情、有同胞戰友的大愛，是個完美的大英雄。但是湯漢斯演的這個隊長不一樣：他滿肚子氣，他沒有什麼大理想，他只想早點收工、回家，他不把雷恩當做一個人，他把他當成任務。
最後，人救出來了，米勒犧牲了他的隊員，自己也重傷。他垂死之際，捉着雷恩的手，說：我們一支分隊，都為救你而死光了。你要令我們這九個人犧牲得有價值。你要答應我們：你活着出去以後，你這輩子做個好人。雷恩答應了。幾十年之後，老來的雷恩夫婦，來為米勒上墳。他與太太相擁，問她：「告訴我，我是個好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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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香港中產階級流行閱讀美國作家巴克的寓言小說「天地一沙鷗」。小說講一隻海鷗，熱愛飛翔，牠不甘於孤獨，引領一大批海鷗尋找自由。
「天地一沙鷗」富有教育意義，香港七十年代的繁榮，雖然由港督麥理浩領導，在另一層面「天地一沙鷗」激勵了香港的小資產階級，除了賺錢，還有其他的追求，為香港人的身份和宗旨，開拓了心靈的服務。
這位美國小說家不止這部名著。對於人性，巴克不僅看到光明，還洞悉黑暗，他還有一句名言：「良心是什麼？良心就是在自私之中量度誠實」（Your conscience is the measure of the honesty of your selfis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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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師說英語粗口，事情的道德是非在哪裏？許多人說：「她用髒話『駡警察』是不對的。」問題是，現在事情已經超過了「駡警察」這個環節，升級為政治暴力的欺凌。
北韓一個年輕的女歌唱家玄松月槍斃，陪死的還有幾個藝術團的音樂家，他們的罪名是拍攝色情影片。
拍色情片，在北韓的「國情」之中，是不道德的，但應否罪至槍決？跟香港這個女教師的處境一樣。今天，在文明世界，沒有人再譴責玄松月散播色情，「教壞下一代」，只會為這樣一個弱女子因此而喪命，寄予同情。但是在北韓，玄松月受「國法」懲處，罪至一死，完全正常。
香港這個女教師，處境漸與北韓那個歌星相同。「重案組」調查，特首親自介入，教育局寫報告，流氓到她任教的學校門口叫囂，收到死亡恐嚇信，她可以尋求美國庇護，因為此等反應，在英語的思維世界誰都會知道，夾雜着仇恨與對婦女的鄙視，超出了正常合理的程度，叫做Over the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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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國慶日，網上有人稱為國殤日，因為自中共建政以來，據中共自己的計算，也有數千萬人非自然死亡，稱為國殤日並不過分。
自從03年五十萬人大遊行開始，香港7.1回歸日也漸變成港殤日了。每年這一天香港市民的大遊行不是慶回歸，而是哀回歸，除了表達種種對特區政府的不滿和訴求之外，近年更大量出現懷念港英時代的龍獅旗。龍獅旗緬懷過去，也是對回歸的哀悼。
往年7.1，特府上午搞升旗禮、酒會，左派社團（也就是所謂愛國社團）也在上午搞慶回歸，巡遊；到了下午，就是充滿憤怒、不滿、哀傷的遊行。今年左派宣佈慶回歸活動，改為下午在18區及添馬艦舉行嘉年華，並發動近千商戶在當日下午2至5時、即遊行期間以低至五折優惠價「搶客」。
是「搶客」嗎？據慶典委員會主席鄭耀棠說，參加不同活動的人有不同理念；發動各業減價的工商聯會長李鋈麟說，即使參加遊行最多人的一次也只是50萬人，另外650萬港人要開心（慶回歸）要消費，故提供優惠。姑且不論不參加遊行的市民是否都歡天喜地慶回歸，就像吳克儉說不參加反國教的市民都支持國教一樣，鄭、李顯然都把遊行示威的市民排除在他們慶回歸和在當日幫襯減價商戶之外了。換句話說，意義不在「搶客」，而是在你們感到哀傷的時刻，來慶賀歡暢，就如同在人家辦喪事的時間場合飲酒慶祝歡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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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愛國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說，如果香港人「愚蠢」，在特首選舉中選出「對抗中央」的人，就不可以怪責中國到時的反應激烈了。
「愚蠢」是一個很強烈的字眼，「專欄作家」可以用，高官在私下跟朋友吃飯唱K時可以講，但「德高望重」，尤其一頭仿英女皇的銀髮，又時時着旗袍而「母儀天下」的前女律政司司長，比較謹慎一點好，尤其是指摘「如果香港人愚蠢」。
特別是梁愛詩女士出身「愛國陣營」，好似今日中國嬰兒喝三鹿奶粉長大一樣，梁女士是讀毛語錄長大的。毛語錄頭一句就是這樣的原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人民會不會是一個愚蠢的族群？在梁女士家族熱愛的毛主席思想體系中，用一句三流八股華文說，是「不存在這個選項」。因為毛主席又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主席又說：「要相信群眾，相信黨。」毛主席對中國「無產階級」，亦即「基層人士」的智商看得很高，他說「卑賤者最聰明」，反而，讀書多的人，包括讀什麼英美普通法加中國法律的，像律政司司長這等「官老爺」，毛主席說「知識越多越反動」，造反有理應該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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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英語教育不懂得教的兩個英文字：同樣是虛假，為什麼英文裏有一個字叫Falsehood，而另一個字叫Lie？
因為Falsehood叫做「假話」，而Lie，就是「謊言」。
「假話」和「謊言」有什麼不同？在語意哲學中，當然有很大的分別。
「假話」（Falsehood），只是虛構的言詞或故事，但其中不涉任何信任的出賣。譬如：小說家之言，南宋時代有一對叫郭靖、黃蓉的夫婦，或康熙有一個少年伴侶韋小寶，他為康熙誅殺了囂臣鰲拜。
歷史上有沒有這樣的人和事？沒有。這就叫Falsehood。此外，一個辯護律師在法庭為一名殺人兇手脫罪辯護，說被告並無殺人，但是被告明明有——被告不認罪，律師替他雄辯滔滔？但律師不成為一名「說謊者」（Liar），因為以他的職業，在法庭這個環境，他的辯護即使並非真實，但他的話，只構成Falsehood，並無所謂Lying。
所以在戰爭中，在外交上，可以用諜，發放情報，惑亂軍心，這一切是戰爭行為。在敵對國之間，並無信任之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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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