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政治，都不講道理，由強權隨意改變法規。跟強權講「理性」，甚或講法律條文，或者法律條文應該如何解釋，你是傻瓜。
台灣的服務貿易協議，馬英九堅持要跟中國簽。台灣民眾要求馬小九不要粗疏，魔鬼在細節裏，小心被賣掉，不要急，請逐條與每個行業諮詢一下利害，詳加審議。但是馬小九不敢，因為他是全民直選出來的「馬總統」。於是一個你不講道理的問題，先變成我蓄意違法的問題，再轉化為政治問題。台灣和歐美跟中國經濟貿易，不要以為只是談生意，不，在中國眼中，一切皆是政治。在中國眼裏，我有十四億人口的全球最大巿場，你跟我貿易，我既讓你賺錢，為什麼我不同時在你身上榨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就像香港精打細算的師奶，有兩家超巿在前，價格一樣，我為什麼不跟其中一家說：你想我來買兩包米？可以，除非你送我一斤菜。
這家超巿為了搶生意，答應了。於是這個師奶又對另一家說：那家答應我，我買兩包米，他送我一斤菜；現在，我可以不理他，我決定長期光顧你，只要你除了送一斤菜，也送給我半打廁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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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到底是何因由，以西方的邏輯學，審視當前的中國式思維，是很有趣的中學通識課。
許多中國人讀了一些MBA或西洋書，也模仿着白人的思考，聲稱「沒有證據顯示劉進圖遇襲與新聞自由有關」，可能出於「個人恩怨」。既然「沒有證據」，即「不宜過早判斷」，既然不宜「過早判斷」，則劉氏被斬，與一名普通香港市民，包括三合會人士出於個人恩怨而遇襲，地位和性質相同。
但是一名普通市民或三合會人士遇刀襲，一年發生多宗，絕不會引起「不分左中右」的「全城譴責」，連特首、立法會主席、司局級官員，紛紛慰問、探視、「譴責兇徒有意識地殘忍」。
一名普通市民遇刀襲，既無此「不分左中右」的「全城公憤」隆重待遇，但劉先生卻「享受」了，很明顯，是因為劉先生的「新聞工作者」職業。
這就怪了：既然「沒有證據，不要扯上新聞自由」，那麼難道從事新聞工作的香港公民有特權？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誰是王八蛋
梁班子的「發展委員會」嚴正指出：大嶼山的綠色郊野，是英國貴族獨享狩獵散步的「西洋文化」，屬於「醜小鴨」；將來「發展」起來了，一片商場大廈屏風樓，你們就會知道，怎樣升級為一隻「白天鵝」。
「英國貴族」這張民族仇恨牌打出來，即得到「中國小農」的一些「基層市民」和議，紛紛支持「開發大嶼山」，並「發聲」稱：「連住的地方也沒有，還散甚麼步？」
確實，當香港連住的地方也沒有，無必要保留大幅面積的「英國貴族」綠色郊野。中國農民對於郊野，只視為可以耕田種菜、滿足口腹飲食生理功能層次。欣賞自然山水，不是農民的「情懷」。中國農民沒有「情懷」，只有「溫飽」。所以，士大夫歐陽修在「醉翁亭記」，欣賞郊野，雖然前呼後擁都是些臣僕百姓「自由行」，只有歐陽修一人看得懂「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貴族和農民
梁班子「大嶼山發展委員會」委員劉炳章，遭到愛護大自然的前天文台長林超英痛斥。原來劉委員說：大嶼山的綠色郊野，是英國人留下來給「貴族」狩獵和散步的，不必保留，大可「發展」成市區。
劉委員又興奮地認為：現在的大嶼山很原始，像一隻醜小鴨，將來「建設發展」成高樓大廈了，就會化身為「白天鵝」。
至於大嶼山將來沒有郊野了，香港市民如果想「減壓」，不要緊，可以回大陸「減壓」好了。
大嶼山不但是廣東沿海最大的島，而且沿中國海岸線，除上海以外的崇明島之外，大嶼山是唯一深海的一座孤懸的綠島。
英國十九世紀來中國發展貿易，對於海洋和島嶼別具慧眼，義律船長不要舟山，要香港，而且後來還連同新界大陸和大嶼山一齊租借，眼光之銳利，與在馬六甲海峽選新加坡、地中海口選定直布羅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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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香港毫無知心朋友的人，怎樣做得了香港的領袖？一年多之前，流行一種很幼稚的論調：做特首，沒有朋友反而好，可以避免人情的後門。
當然，英治時代，倫敦空降一個港督來，像彭定康──彭定康與香港素無淵源，在香港沒有朋友。但英國政治家擁有的氣質：領袖魅力和信仰，加上英國人由寄宿學校訓練出來的處世技巧和團隊精神，加上英國的國際信譽，本來在香港沒有朋友的彭定康，來到香港，匯豐主席、馬會董事局、美國商會，還加上香港黃面孔的政務官，因為強大的公信力，都即刻可以調兵遣將。這些人，也都可以成為他的朋友。
一個本來不必在香港有朋友，但又可以發揮管治才能和效率的英國總督做得到的。自從香港改旗易幟，絕不可能做得到。由一名「炎黃子孫」做特首，不論怎樣模仿，朋友多的，變成私相授受、後門洞開；沒有朋友的，像當前這一位，淪為空前孤立、施政寸步難行。
香港只能在殖民時期才發揮光彩，一旦不再是殖民地，必然光芒散盡，漸成為中國一座普通的城市。像英語說的：The magic is gone，魔法消失了。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沒朋友
大陸空氣污染，杭州西湖，也籠上一罩灰黑的毒霧，有人呼喊殺風景。怎會殺風景呢？學香港的天文台，將毒霧一概稱為「烟霞」，等同在酒家，看見貌醜的女侍應，都叫一聲「靚女」，中國人的日子，就過得輕鬆點。
西湖有毒霧，是經濟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看看梁班子教育局採用的國民教育「中國模式手冊」，中國模式，文明進步，不要「係又鬧，唔係又鬧」，太偏激了吧。
何況杭州西湖，如果帶有偏見，判了死刑，不在空氣污染之今日。二十年前開始，大陸走向「市場經濟」，杭州西湖，也走向「市場」，湖邊開設卡拉OK酒廊，夜間張掛了紅紅綠綠的電燈泡。杭州西湖早就「現代化」起來。十年前我與朋友劉天賜君在西湖閒逛，看見一個中國龜公，很猥瑣的前來兜客：「要不要小姐？」我問：「什麼小姐？」還沒反應過來，劉君向龜公砸臉爆了一句粗口，怒喝：「×你老母滾你媽的蛋！」該龜公悻然退去。
事後我問：「這個龜公，膽敢在聯合國文化遺產、我國著名歷史名勝的西湖邊招攬嫖客，背後一定有公安撐腰。你這樣對他施用語言暴力，等同駡他的後台。駡他的後台，即是駡國家，駡國家，即是不愛國，劉翁，打狗也看主面，你太數典忘祖了。」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西湖遊記
首富不點名抨擊當前的梁班子不太懂得「執政」：「香港不能人治，只可以法治」；梁班子不按制度辦事，將營商環境搞得烏𤀹瘴氣，並警告：「如果管治失當，原則和法治，可以一夜之間蕩然無存。」
最後這句，也是用中國的習近平聽懂的語言，講給中國聽的。習近平在亞太會議說：無論怎樣「改革」，「中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梁班子一年多，香港的原則和法治，已經出現顛覆，再這樣胡搞下去，香港根本的原則和法治之墮落，無法挽回，香港的大錯，無法彌補。
習近平去年臨時欽點的這個人，現在，全香港，從商界、公務員、市民，包括「行政會議」的許多人，當然還有親中愛國的所謂「建制派」，都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但是根據「中國國情」，皇帝的新衣，即使明明錯了，中國人也要看臉色，說是對的，因為皇帝的面子最重要。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量度人
全城不分左中右，一齊公審前亷政專員湯顯明。湯專員不服，反問香港的政黨和公眾？我犯了哪條法？不審湯專員，還不知道香港不分左中右，心裏原來那麼厭惡共產黨。因為罵湯專員的每一條罪行，罵的人心裏明白，其實都在罵中國。
一九七九年，當大陸剛開放，共黨官員開始收受厚禮：名貴香煙洋酒，還開始嫖娼。那時的官方評論，一致定調：這些幹部官員，都受了資本主義思想的腐蝕。
換言之，我們的共幹官員，學馬列出身，本質原來都純潔，只是受了外面資本主義社會的習氣污染，才學壞的。所以資本主義才是元凶。
今日全香港聲討湯專員，只因為小湯時時去大陸交流，中國國情，送禮、吃喝、遊山玩水，完全天經地義。回來香港，這一切通成罪行。小湯在英治時期，因受英國白人領導，品格端正；「回歸祖國」之後，淪為貪腐罪犯，請問，小湯受哪一國的污染，被哪個國家教壞，不是和尚頭上叮的蒼蠅——明擺着的，你罵湯顯明，不就是在罵中國？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暗中在審誰
如果梁班子是十八世紀末的波邦王朝——此一譬喻，純為方便，波邦王朝的法國，是古典主義精雅文化的豐盛期，今日的香特，當然不可類比——那麼香港的電視霸權，越來越像巴士的獄。
巴士的獄不是路易十六蓋的，但路易十六繼承了此一「品牌」。此外，攻打巴士的獄那天，發現裏面只有六名囚犯，但香港大氣電波的巴士的獄，卻是由雄厚的「慣性收視率」、亦即數以百萬計的遙控點擊建成的，所以法國的巴士的獄一日攻克，香港的那座卻不可能。
因為香港有「慣性收視率」，在法國大革命前夕，並無「慣性捱餓」、「慣性入獄」、「慣性為囚」。什麼叫「慣性」？根據巴夫洛夫對狗的實驗：搖一下手鈴，再讓狗吃一口，久而久之，狗的食慾與鈴聲掛上了號，以後狗只聽見鈴聲，就張嘴巴伸舌頭想吃，這就叫慣性。
很明顯，慣性對於狗，是生理規律，但人應該比狗高等，然而在慣性的意義之中，人不必聽鈴聲，就有了跟狗一樣的潛意慾，到底是人比狗更Sophisticated呢，還是人比狗更賤？如果尼采或者蘇格拉底復活，這是我最想請教的問題。
一個城市於電視有收視的慣性，所以電視台的霸權，與此一慣性有共生的關係。
同理，一個民族對奴役長期有順從的慣性，所以極權的壽命，亦與此一慣性地久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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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梁特的治港能力是蠻夠的，不過因為這個人「原則性太強」，不容易被商界收買，加上出類拔萃，像中國崛起之後GDP超強而遭到美日的嫉妒，梁特樹大招風，也遭人眼紅，所以人強班子弱，吸引不到什麼能人加入班子，到處招人，招不到，無人肯幫忙。
此一理論，經不起邏輯推演。說梁特沒有「叻人」幫忙，這些叻人，應該是有英美名牌大學學位的中環精英了。但是，董曾兩屆政府，多「叻人」效力了嗎？那麼為何都在港人的噓聲中下了台？
記不記得董伯有一個「國際戰畧顧問委員會」，騁請西方白人國家的政經精英，每年頭等機票六星酒店套房招待一兩次，為我們董伯如何治港，出謀獻策？
但這幫白人，來「顧問」了一兩次，不了了之，「國際顧問委員會」散了攤。是因為中國警惕外國勢力趁機騎劫和思想滲透董伯，幕後喝退了洋人；還是洋人不希罕來嘆總統套房和美食、不想應酬；還是西方白人跟董班子開了幾次會，有點像當年英國人莊士敦給溥儀上課，或者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跟袁世凱講解君主立憲，都教得意興闌珊，覺得董班子也一樣中國基因局限，不想浪費時間應酬，則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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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