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會議召集人聲稱，電視台發牌風波，違反民意，呼籲梁振英特首深刻檢討，慘遭中國官方輿論硬生生轟得縮了頭。
中方發火，不是沒理由，因為共產黨看出這位召集人有中國知識份子包袱，想做「諫官」。中國皇帝最恨諫官。三千年前的伊尹、比干、伍子胥、屈原，然後是魏徵、房玄齡之類，到近代最後一位，應該是蔣介石時代的陳布雷。
對於中方，這樣子的中國男人，形象性格，實在太熟悉：華髮清癯，憂患早生，愁容多過笑臉，毫無反抗力，卻有一顆讀書種子的忠賢之心，好似要窮一人之力對抗滿朝的外戚宧官。中國皇帝因為自己是暴力起家，治國不通文墨，不得不倚重一兩個這樣的人，而且多半又是太上皇臨終前付託：關鍵時刻要聽聽他的意見，致使這個諫議大夫早就是眼中釘，看見他的背影，恨不得抽出寶劍追上去，一刀殺掉。
疑懼和仇恨的基因這樣遺傳下來，加上今日，他認為你這口飯是他賞賜的，你的豪華辦公室、職銜、私人司機、進出機場的貴賓室，皆由他欽寵所至。你吃我的，還要故示清高，將餵養你的主子，以及主子養的也一齊嘲諷，換取民間掌聲，中國必然不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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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歷了地獄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方，我經歷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慘痛的死亡。
● 青少年時代思想左傾那畢竟是舊認識問題，既然從那臭名遠揚反右運動以來，我已日益看穿了那偽善畫皮下猙獰的羅剎鬼臉，則我斷然不能允許我墮落為甘為暴政奴才的地步。
● 長期以來，當然是為了更有利於維持你們的極權統治與愚民政策，也是出於嚴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雙重影響下的深刻奴性，你們把毛澤東當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盡一切努力在室內外將他加以神化，運用了一切美好詞藻的總匯與正確概念的集合，把他裝扮成彷彿是獨一無二的偶像，扶植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林昭獄中上人民日報書）
● 每當想起那慘烈的一九五七年，我就會痛徹心腹不自自主地痙攣起來。真的，甚至聽到看到或提到那個年份，都會使我條件反射似地感到劇痛，這是一個染滿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淡悲涼的年份。假如說在此之前處於暴政下的中國知識界還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氣的流露，那麼在此之後確實是幾乎被摧殘殆盡了。
● 每當我沉痛悲憤地想到，那些自稱為鎮壓機關或鎮壓工具的東西正在怎樣地作惡，而人們特別是我們同時代的中國人的青春代，在這條叫專政的大毒蛇的鎖鏈之下怎樣的受難，想到這荒謬的情況的延續是如何斷送民族的正氣和增長着人類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國的名字而加劇時代的動蕩，這個年輕人還能不急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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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朋友問：「中國的家長都那麼崇英，將子女送來英國寄宿學校，他們那麼有錢，又有權勢，為什麼不改良中國人自己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抄足我們的一套？」
我說：「他們無法改良，因為其發跡和得權，完全靠這個不良的制度。如果改革了這個制度，譬如，像英國一樣，行議會民主，自己首先會失去財富和權勢，那時就會輪到別人上台，別人以更公正的途徑上台，就輪到別人的孩子來英國讀寄宿學校了，他們為什麼要改革？」
英國朋友說：「你的意思是：一旦有權勢，都為了自己和子女的利益，就是這樣自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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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朋友過港，數落祖家經濟不景，缺乏領袖人才，要向中國吸資金，變賣還笑嘻嘻，說英國沒落了。
「這句話你們自從戰後，講了七十年，但是來到遠東，你看，中國的父母用他們子女的腳來投票，」我匯報：「據統計，今年英國寄宿學校，有香港中小學生六千人；來自中國大陸，也有四千人。」
英國朋友嚇了一跳，心中盤算：以頭一百家名牌計算，中港小留學生共一萬，每家寄宿學校，平均一百人。
許多寄宿學校很小，才五六百學生，一百個華裔，等於五分之一，我警告：「請你們注意一下配額，千萬不要學香港的女政務司司長，說收納新移民，沒有上限。五分一的華人學生，在學校，一定要鐵腕管理，嚴禁說中國話，不然，好好的寄宿學校，就會變成唐人街。」
「這個問題，將會有點敏感，」英國人很鬼，講話不興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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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優先」，施政以香港本地人為主，本來是常識，不知何時起，被定性為「法西斯」。
香港土地只有一千平方公里，人口卻沒有上限，即是五千萬人口也無妨。說「香港人口不設上限」的官員，老公和子女都已經安頓在英國，她過幾年，拿出居英權就跑，香港沉沒，她可以在英格蘭泰晤士河口拿着望遠鏡看熱鬧，一面心中感激「港英」給我開了的這道悠閒舒逸的太平門，觀塘屯門人山人海的搶包山，不關她的事。
希望少一點新移民來，因為香港的土地和醫療資源不夠，幼稚園學位也很缺乏，如果要「親屬團聚」，敬請你自己北上，在大陸找到的女人，在大陸播的種，祖國很強大，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黃金世紀，香港和西方一起在沒落，那麼「團聚」應該香港人北上，而不是連娘帶孩接下來，這應該是常識吧。
但有人說，這就是「極右法西斯」。但中國四十年來，強制節育，一胎政策，中國女人懷孕第二胎，血淋淋的刮子宮將胎嬰打下來，請問：這樣子阻撓胎兒生下來，與父母和他的小兄弟團聚，硬把一條小生命趕回地府陰界，算不算「極右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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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出現「新香港人」之說，準備以「新」汰「舊」。「新香港人」應該「愛國」──但是「新香港人」的「新父母」有了點錢，還塞送不塞送子女去英國讀寄宿學校，接受沒有中國「國民教育」的舊英國傳統貴族精英教育，「新香港人」的「定義」，沒有進一步說明。
出現「新香港人」這個名詞，是對準香港人（其實是中國人）凡事貪「新」的習性。iPhone4落伍了，要用iPhone5。這就是貪「新」。電影非3D不拍，也是貪「新」。「新香港人」，對於大腦殘障的人，在字面上，有吸引力。
但是中國的王莽篡漢，自號「新朝」。從此「新莽」便成為「亂逆賊子」、「惡紫奪朱」的貶詞。這一點，不要說香港的師奶不知道，香港的「學者」沒有記憶，一九五○年的中國知識份子精英如張伯荃、翦伯贊、馮友蘭，都想不起來，他們歡呼毛主席的「新中國」，直到「反右」與「文革」，將這愚昧的一群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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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梁特「成功爭取」阿三「鄭重道歉」──道歉的是他不記得梁振英的名字之後，對於「賠償問題」，阿三再出高招：呼籲菲律賓華僑自行籌款，交付賠償。
三年前馬尼拉血案，我已經有點奇怪：不是講「血濃於水」的嗎？菲律賓有三百萬華僑，他們平時也過農曆新年、慶中秋，也「渴望祖國強大」。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國，南洋華僑慷慨捐輸，按道理，菲律賓的福建華僑，應該出來遊行，抗議菲國上侵黃岩島、下屠香港中國同胞（假設八名死者，都沒有持加拿大或英國本土護照），為什麼沒半點動靜？
後來，不幸又發生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事件，中國民間爆發反日暴動，燒日本車、砸日本餐廳，我也奇怪，日本有十四萬中國僑民，都有一顆「中國心」，捍衛大是大非，為什麼日本卻沒有中國留學生和旅日華人的遊行？
一位大陸朋友，對此觀察甚微，笑說：「如果日本政府宣佈，向燒日本車的中國人發給居留日本簽證，叫那個暴徒即日收手，第二天去日本定居，包管所有的『愛國憤青』，都會就地解除武裝，等待日本領事館發出移民簽證，去了東京，也會乖乖的做一個守法市民，絕不會在新宿發動示威。」
我聽了，答：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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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曉宜／專訪
記者問：「你覺得台北人需要什麼？」陳昇以他一貫慵懶的眼神對你說：「能否讓我們日子過得不緊張。」一句不太有建設性的話，卻似乎道出這些日子以來，台北人活在這個城市的心情，從三一八學運反黑箱服貿、四二二反核四延燒，這個城市充滿無數的壓力，執政者對反抗者的不妥協，反抗者的步步進逼，從總統到市長，真的無人能讓我們不緊張。
反服貿 顧生活品質
陳昇說，「我真的覺得，我們不要賺這麼多的錢。」他說，台灣過去最有錢的時代，可能是不正常的時代，現在也許是正常的，台灣已經比世界上一半的人過得好，「陸客真的不要再來了，我們真的要犧牲我們的生活品質嗎？有人說不簽服貿會被邊緣化。我想問的是，難道我們還不夠邊緣化嗎？服貿讓我們把自己的角色看清楚，我雖然沒站出來特別發聲，但如果你問我，我會告訴你，我反服貿。」
「我有很多大陸朋友，我也很喜歡他們，但我常跟他們講，等你們上廁所會關門的時候，我再跟你談統一。」陳昇不改幽默地說，卻一語道破台灣與中國的距離在哪裡，原來這不是個經濟成長率的問題，當多數政治人物都將拚經濟做為最主要的政見時，陳昇說：「我最不喜歡的三個字就是拚經濟，應該是要拚活著，用現有的姿態去製造台灣人最愛過的生活，這個辦法，不是只有拚經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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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DP的生理軀殼之上，「中國」或許仍然很「強盛」，但是在靈魂、精神，以生命的意義來說，明眼人一看，心裏有數，中國已經死亡。
國死掉了沒有？有定義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日之鄰近地區，不論官場、民間、商企，有「禮義廉恥」沒有？如果沒有，就是死了。
只是人死了，有法醫官宣布死亡，一個國族死了，聯合國不會給牠開死亡證，美國也不會。因為尚有龐大的人口在存活，他們張口吃飯、伸手穿衣、花錢購物，對於美國和歐洲，有強大的「商機」。對於波音公司、平治汽車，到LV和Chanel手袋企業，並無某一國家或民族，只有某一市場。一個國族死了，只要市場還活着，就有鈔票可數，這就好。
這就是西方對中國的「人權問題」開始不說話的原因。一個國家既然步向死亡，但市場卻日漸昌盛，西方國家想通了：只對你講貿易壁壘、開放市場的問題，不會再跟你講人權。因為嚴格來說，市場裏只有十四億消費者，與許多牛馬豬羊，人呢？在技術上，一個也沒有。既然沒有人，這就好辦，西方白人社會學術名詞即可應用，中國問題，你可以超越原有的心智座景（Transcend the pre-existing mindset），換一副思考架構（Change framework），在利潤商業和人文世界之間，完成「範式轉移」（Paradigm-shift）。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哈哈哈
為什麼不發出第三個電視牌？因為這家企業的老闆是一個魅力型領袖。
一個專制國家，像信奉一神獨大的宗教。神只可以有一個，信眾萬萬千千，只可以尊奉一個偶像。如果從哪裏冒出另一個有潛力的偶像，不論他如何正義，定必是剷除的對象。
其中並無理性的理由，因為宗教並不理性，而專制的政權，對於權力的迷戀，一樣不理性。只准許我這個政權獨佔全部的收視率，決不准另一個台冒出來，你不認為這是政治嗎？這是百分之百的政治。
大陸在幾年前，民間冒出一個魅力人物，叫做李陽。李陽無意挑戰共黨政權，李陽只是一個以教授英語為謀財工具的商人。
李陽教英語的方式，像一個擅於演說的領袖，他直接向他的學生訓話，勉勵他們學好英語，自我裝備，令中華民族知己知彼，征服美國，強盛崛起。
一個成熟的國家，不會這樣教外語的，但現代中國人不是一個成熟的民族，他們接受煽情，在國家機器的洗腦教育影響之下，心智鋪了一道民族主義階梯。李陽很聰明地踏着這幾級跳上一座台，像伊朗一九八○年的教主霍梅尼一樣，李陽不再是一名教師，而是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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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