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糞便戰，禍啟於「包容」二字。
中國人社會不明白西方文化的「包容」。你走進奥地利維也納的金色大廳，聽一場柏林交響樂團，試一試穿拖鞋、T恤，拿一隻手機，在人家演奏莫扎特交響曲二十一號到一半時，手機的音樂響，你接上，「喂、喂」吼幾聲，高叫：「給我進兩個億中移動股」，一面放一個響屁，再關機，你看四周的白人，對你包不包容？
除非這個金色大廳，由陝西來的農村企業包了場，演唱紅歌，全部招待歐洲華僑。你在廳裏脫上半衣，一面搔腳，一面和唱「南泥灣」，四周操北方話、覺得自己生活得強大而幸福的中國新移民，當然會「包容」。
中國人的「包容」，不是對異見、創造、個人性格的包容，而是對一個農民社會骯髒卑穢的多樣生活陋習超乎人性常理的承受和忍耐。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包容」的中國難題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到底是何因由，以西方的邏輯學，審視當前的中國式思維，是很有趣的中學通識課。
許多中國人讀了一些MBA或西洋書，也模仿着白人的思考，聲稱「沒有證據顯示劉進圖遇襲與新聞自由有關」，可能出於「個人恩怨」。既然「沒有證據」，即「不宜過早判斷」，既然不宜「過早判斷」，則劉氏被斬，與一名普通香港市民，包括三合會人士出於個人恩怨而遇襲，地位和性質相同。
但是一名普通市民或三合會人士遇刀襲，一年發生多宗，絕不會引起「不分左中右」的「全城譴責」，連特首、立法會主席、司局級官員，紛紛慰問、探視、「譴責兇徒有意識地殘忍」。
一名普通市民遇刀襲，既無此「不分左中右」的「全城公憤」隆重待遇，但劉先生卻「享受」了，很明顯，是因為劉先生的「新聞工作者」職業。
這就怪了：既然「沒有證據，不要扯上新聞自由」，那麼難道從事新聞工作的香港公民有特權？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誰是王八蛋
明報總裁，前總編輯劉進圖被兇徒狂斬之日，明報剛好刊登了副總編輯阮紀宏的一篇專論：「香港新聞業有史以來最自由」──明報這篇專論指出：香港的新聞業，在「港英」時代有限制，現在你看，今日特區，新聞自由空前高漲，出來遊行示威的，都是「杞人憂天」。
明報的運氣不大好。專論一刊登，還在網絡散發，劉進圖君即刻倒卧血泊。第二天，在「新聞自由有史以來最自由」的氣氛裏，這張報紙的招牌套了黑。
跟幾個知識份子閒聊──他們有一兩位，還認識劉進圖──我以消費者的身份，向知識份子請教：既然明報歌頌今日香港的新聞最自由，其僱員遭斬了，為什麼第二天又套黑了官方報頭？劉君遇斬，有許多愛國人士說，「未必與新聞自由有關」，而是出於「私人恩怨」。如果因「私人恩怨」，報紙不應為其私人的行為因果負責，為什麼套黑了報頭？
報頭套黑，即是為香港的新聞自由而哀悼了，既哀悼香港的新聞自由，那麼你前一天，卻很權威地告訴我「香港新聞業有史以來最自由」，那麼我該相信你前一天的歡呼，還是該相信你廿四小時後今日報頭套黑了的憤慨和哀悼？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昔白今黑
中國社會的貪污，是文化基因的問題。
既然是基因，沒得改變，也不必解釋。英國人領導時期，訓練出來的文官，即所謂AO，在英國人的訓誡之下，規行矩步，像馬戲班馴獸師的口令下的一隻會走平衡木、穿衣服的猩猩，博得滿場兒童觀眾的歡笑和掌聲。
英國人走了，AO「當家作主」，不論當了政務司司長、局長，還是什麼專員，一旦與「內地交流」，到了某種程度，毫不例外，一定會變成「貪腐份子」。
中國人嘴巴裏說反貪腐，行為之中，兩千年都貪腐，當然偶爾會有一兩個像海瑞，包拯這類，天生的不喜歡錢，但因為稀罕，所以才成為兩千年少有的偶像。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貪腐文化
中國的習總據說「決心反貪腐」，好像令大陸內外的「知識份子」，又覺得很振奮。
中國「反貪腐」，絕對不可能成功。理由很簡單：由文化角度，貪污歷史兩千年，連「西遊記」裏的唐三藏最後到了西天，要進門取經，連守在如來佛祖兩旁的迦葉、阿難，也伸手問唐僧索取「引見費」。貪污腐敗，在西方是罪行，在中國，一定是文化。
英國、瑞典、丹麥、加拿大，沒有貪腐，但不表示中國要模仿西方白人國家。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國人不可能根治貪腐，正如其人民不可能改變膚色。斑馬一旦身上沒有了黑白斑紋，就不再是斑馬；中國人不再貪腐，就不再是中國人。許多香港人對中國沒有歸屬感，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有英國人留下的廉政公署，而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廉政專員湯顯明接受中國的茅台款待而竟受到審判──這是很奇怪的案子：湯專員在做一個中國官員、也是「禮尚往來」的儒家中國人絕對應份做的事，為什麼他成為一名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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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班子「大嶼山發展委員會」委員劉炳章，遭到愛護大自然的前天文台長林超英痛斥。原來劉委員說：大嶼山的綠色郊野，是英國人留下來給「貴族」狩獵和散步的，不必保留，大可「發展」成市區。
劉委員又興奮地認為：現在的大嶼山很原始，像一隻醜小鴨，將來「建設發展」成高樓大廈了，就會化身為「白天鵝」。
至於大嶼山將來沒有郊野了，香港市民如果想「減壓」，不要緊，可以回大陸「減壓」好了。
大嶼山不但是廣東沿海最大的島，而且沿中國海岸線，除上海以外的崇明島之外，大嶼山是唯一深海的一座孤懸的綠島。
英國十九世紀來中國發展貿易，對於海洋和島嶼別具慧眼，義律船長不要舟山，要香港，而且後來還連同新界大陸和大嶼山一齊租借，眼光之銳利，與在馬六甲海峽選新加坡、地中海口選定直布羅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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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嚴重污染，大陸網民還發揮所謂「幽默」，聲稱至少北京的空氣污染，「人人平等」，意思是連中南海裏的「領導人」，跟在天安門廣場下跪哀求的中國農民一樣，毒霧無分貴賤，一齊污染，呼吸的空氣是一樣的。
大陸網民不可以盲目樂觀。中共政治局委員，雖然也住在北京，但中國式的特權，不是賤民可以想像，有一天，北京的官員，可以每人配備一具氧氣筒，口戴氧氣罩，一樣可以在北京四處走動，包括進食店吃包子。
像潛水蛙人揹的那種，氧氣筒多半是金屬造的，重幾十公斤，當然不必領導人揹在背上，由「秘書」或者隨從抱着，連一條塑膠管子，領導人戴着氧氣罩，秘書助理也抱着氧氣筒，寸步不離，跟在身邊。
有人會問：那麼抱氧氣筒的秘書隨從呢？他們也要戴口罩吸氧氣的吧。他們的那具氧氣筒，如果又由另一個人揹着跟隨，那麼一個鏈接一個，豈不無窮無盡，領導人身邊要跟着幾多人？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抱罐子的人
全城不分左中右，一齊公審前亷政專員湯顯明。湯專員不服，反問香港的政黨和公眾？我犯了哪條法？不審湯專員，還不知道香港不分左中右，心裏原來那麼厭惡共產黨。因為罵湯專員的每一條罪行，罵的人心裏明白，其實都在罵中國。
一九七九年，當大陸剛開放，共黨官員開始收受厚禮：名貴香煙洋酒，還開始嫖娼。那時的官方評論，一致定調：這些幹部官員，都受了資本主義思想的腐蝕。
換言之，我們的共幹官員，學馬列出身，本質原來都純潔，只是受了外面資本主義社會的習氣污染，才學壞的。所以資本主義才是元凶。
今日全香港聲討湯專員，只因為小湯時時去大陸交流，中國國情，送禮、吃喝、遊山玩水，完全天經地義。回來香港，這一切通成罪行。小湯在英治時期，因受英國白人領導，品格端正；「回歸祖國」之後，淪為貪腐罪犯，請問，小湯受哪一國的污染，被哪個國家教壞，不是和尚頭上叮的蒼蠅——明擺着的，你罵湯顯明，不就是在罵中國？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暗中在審誰
如果梁班子是十八世紀末的波邦王朝——此一譬喻，純為方便，波邦王朝的法國，是古典主義精雅文化的豐盛期，今日的香特，當然不可類比——那麼香港的電視霸權，越來越像巴士的獄。
巴士的獄不是路易十六蓋的，但路易十六繼承了此一「品牌」。此外，攻打巴士的獄那天，發現裏面只有六名囚犯，但香港大氣電波的巴士的獄，卻是由雄厚的「慣性收視率」、亦即數以百萬計的遙控點擊建成的，所以法國的巴士的獄一日攻克，香港的那座卻不可能。
因為香港有「慣性收視率」，在法國大革命前夕，並無「慣性捱餓」、「慣性入獄」、「慣性為囚」。什麼叫「慣性」？根據巴夫洛夫對狗的實驗：搖一下手鈴，再讓狗吃一口，久而久之，狗的食慾與鈴聲掛上了號，以後狗只聽見鈴聲，就張嘴巴伸舌頭想吃，這就叫慣性。
很明顯，慣性對於狗，是生理規律，但人應該比狗高等，然而在慣性的意義之中，人不必聽鈴聲，就有了跟狗一樣的潛意慾，到底是人比狗更Sophisticated呢，還是人比狗更賤？如果尼采或者蘇格拉底復活，這是我最想請教的問題。
一個城市於電視有收視的慣性，所以電視台的霸權，與此一慣性有共生的關係。
同理，一個民族對奴役長期有順從的慣性，所以極權的壽命，亦與此一慣性地久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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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朋友問：「中國的家長都那麼崇英，將子女送來英國寄宿學校，他們那麼有錢，又有權勢，為什麼不改良中國人自己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抄足我們的一套？」
我說：「他們無法改良，因為其發跡和得權，完全靠這個不良的制度。如果改革了這個制度，譬如，像英國一樣，行議會民主，自己首先會失去財富和權勢，那時就會輪到別人上台，別人以更公正的途徑上台，就輪到別人的孩子來英國讀寄宿學校了，他們為什麼要改革？」
英國朋友說：「你的意思是：一旦有權勢，都為了自己和子女的利益，就是這樣自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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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