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博士的專著「中國人成熟嗎？」，給這個病態的民族診症。
中國人的基因遺傳病，病因繁多，病態豐富，除了帝皇專制，令這個民族缺乏個性，邱博士認為，根本之處，是中國人缺乏成熟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病態，其中尤好低級的詭辯。
讀過幾本書的「知識份子」，尤好低級的詭辯。譬如「九一一」恐襲，有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表示「力排眾議」，想表演「獨立思考」，認為「美國霸權」才是「九一一」的「深層原因」，拉登雖然是「西方標籤」的「恐怖份子」，這些人認為：卻還值得「同情」。
一個民族幼稚，不足為奇。孔子說：上智下愚，中國農民是愚昧的族群，這一點迨無異議，不值一提，但是如果本來應該「上智」的知識份子，也帶頭愚蠢，則無論這些人自吹有幾多千年「燦爛文明」，也是一堆糞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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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黨報痛罵香港人抗拒「國民教育」，像三歲小孩撒嬌。
香港人如果像三歲小孩，以「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邏輯推演，那麼中國人的情緒和智商，動不動就吵嚷說「中國不高興」，又有幾多歲？恐怕也不會超過四歲。
三四歲的小孩，幼稚有餘，是不成熟的小動物。留學德國的時評專家邱震海，著述「中國人成熟嗎？」從歷史文化的基因，探究中國人為什麼至今仍如此之狹隘幼稚的理由。
邱博士認為，中國人自從洋務運動失敗之後，即陷入了「整體的焦慮、騷動和混亂，中國的現代化從整體上迷失了方向，血雨腥風，生靈塗炭，自相殘殺。中國的精英救國之路，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之中。」
這個不成熟的民族，慣於自欺。一九四九年，他們以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換來飢餓和鬥爭的毛共三十年，還以為自己是世界共產主義的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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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淪為今日田地，是中國延誤所致。
香港的租約，一九九七年期滿，戴卓爾夫人想來談續約，戴卓爾夫人只是雜貨店的女兒，她出身基層，不是貴族，也不是軍人，她想與中國談續約，只為了一盤小小的生意：這家店舖，不錯，你是業主，一百多年，你租給我，我替你打理得這樣好，我的生意出色，我賣的貨，連你的家人也光顧，現在租約期滿，既然合作愉快，不如談續租的事好不好？你可以開出加租的條件，我也可以考慮，大家一起談。
雜貨店的女兒，不是什麼「帝國主義者」，她只是在商言商，跟政治沒關係。戴卓爾夫人對中國人的政治和歷史全無興趣，她對英國、歐洲、蘇聯的內政外交才熱衷。
但戴卓爾夫人低估了中國的自卑感，她沒想到中國人的神經這樣脆弱，鄧小平認定戴卓爾夫人上門來，是羞辱他。鄧小平在戴卓爾夫人面前吐痰、噴二手煙，以表達他的「民族尊嚴」和「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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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香港中產階級流行閱讀美國作家巴克的寓言小說「天地一沙鷗」。小說講一隻海鷗，熱愛飛翔，牠不甘於孤獨，引領一大批海鷗尋找自由。
「天地一沙鷗」富有教育意義，香港七十年代的繁榮，雖然由港督麥理浩領導，在另一層面「天地一沙鷗」激勵了香港的小資產階級，除了賺錢，還有其他的追求，為香港人的身份和宗旨，開拓了心靈的服務。
這位美國小說家不止這部名著。對於人性，巴克不僅看到光明，還洞悉黑暗，他還有一句名言：「良心是什麼？良心就是在自私之中量度誠實」（Your conscience is the measure of the honesty of your selfis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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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國慶日，網上有人稱為國殤日，因為自中共建政以來，據中共自己的計算，也有數千萬人非自然死亡，稱為國殤日並不過分。
自從03年五十萬人大遊行開始，香港7.1回歸日也漸變成港殤日了。每年這一天香港市民的大遊行不是慶回歸，而是哀回歸，除了表達種種對特區政府的不滿和訴求之外，近年更大量出現懷念港英時代的龍獅旗。龍獅旗緬懷過去，也是對回歸的哀悼。
往年7.1，特府上午搞升旗禮、酒會，左派社團（也就是所謂愛國社團）也在上午搞慶回歸，巡遊；到了下午，就是充滿憤怒、不滿、哀傷的遊行。今年左派宣佈慶回歸活動，改為下午在18區及添馬艦舉行嘉年華，並發動近千商戶在當日下午2至5時、即遊行期間以低至五折優惠價「搶客」。
是「搶客」嗎？據慶典委員會主席鄭耀棠說，參加不同活動的人有不同理念；發動各業減價的工商聯會長李鋈麟說，即使參加遊行最多人的一次也只是50萬人，另外650萬港人要開心（慶回歸）要消費，故提供優惠。姑且不論不參加遊行的市民是否都歡天喜地慶回歸，就像吳克儉說不參加反國教的市民都支持國教一樣，鄭、李顯然都把遊行示威的市民排除在他們慶回歸和在當日幫襯減價商戶之外了。換句話說，意義不在「搶客」，而是在你們感到哀傷的時刻，來慶賀歡暢，就如同在人家辦喪事的時間場合飲酒慶祝歡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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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元老李柱銘先生指摘二○一七年的香港普選不應該有篩選，認為這一條不是鄧小平的意思：鄧小平如果在生，會給現在的北京官員每人打兩巴掌。
李先生曾經參與《基本法》起草，對鄧小平的印象似乎很好，他認為鄧小平的意思是香港「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內，中國慢慢「進步」，追上來；香港可能有一點點後退，然後中港「銜接」了，以後一國一制，就沒有問題。
鄧小平如果在生，會讓香港有真正的普選？當然不會。鄧小平這個人，任何承諾都靠不住，這不是我說的，而是中國人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說的。一九七六年，英明如毛主席，也發覺被說謊的鄧小平欺騙了，因為鄧小平當年復出，保證過不翻「文革」的案，但後來他隱性否定「文革」，促進經濟，毛主席對鄧小平這個人的品格很失望：「說什麼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然後，毛主席死了，華國鋒活捉了毛主席的指定接班人江青同志，政變上台。此時在軟禁中的鄧小平寫了兩封信給華國鋒，第一封有這樣的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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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是否想過，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為在你之前，有人抗議過、奮鬥過、爭取過、犧牲過。如果你覺得別人的不幸與你無關，那麼有一天不幸發生在你身上時，也沒有人會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會，是一個人人都願意承擔的社會，否則，我們都會在危險中、恐懼中苟活。
龍應台
Reference: 龍應台 – 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
大中華派和本土派對六四集會的爭議，與其說是對支聯會的大會主題表示不滿，倒不如說是本土派對中共黨國一體、刁民橫行的現實進行反抗。「共產黨不是從天而降，不是從爆石爆出來的，共產黨是這塊土地長出來的，所以它一定帶有這塊土地的一些特點。這塊土地好的，或者它都有一點；這塊土地壞的，亦在它身上體現到出來。」程翔近日在一條短片中，分享他對中國人、中國跟中共的一些看法：「所以有甚麼人民，有甚麼政黨，這個理論上是正確的。」
程翔之後補充，他的這番言論，並非為共產黨開脫，只是共產黨的錯，「在於它執政的首30年，將中國人所有最劣根性的事物都發揚光大。」
中共的存在，如無中國人的支持，是不可能支撐到今日；當日被中共推翻的民國政權，如無中國人的默許，亦不可能腐敗。只是中共掌權後，發動反右、大躍進、文革，在摧毀人性、歷史、人倫道德上做得比民國政權更徹底。因為推翻民國政權的中共非常清楚，惟有將中國人徹底奴化，加深中國人的奴隸思想，才能防止自己的政權被人民推翻。
結果中國人的劣根性從泥土下被翻起來，暴露於陽光之下，令到全中國的人連區別善惡、判別好壞、理解真假的能力都失去。如同小說《1984》一樣，幾乎每個人都認同了「二加二等於五」；即使有少部份的人不認同這個說法，基於政治壓力，都必須承認答案是五，這就是中國和中國人現實的寫照。
刁民社會絕非一朝一夕就可建立。中國人孕育中共，中共利用政治手段對中國人進行洗腦，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奴隸思想早已根深柢固。
彭定康臨走那一年預言：將來香港的自由，不一定由中國來剝奪，而更有可能是香港一些人自己主動一點點來葬送。
彭定康做港督前，從未與中國人打交道，來香港五年，對香港中國問題的本質了解如此透澈，彭定康真是天才。
十五年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和精神空間一點點蒸發掉，冷靜地想：確實是許多自以為有點知識的香港人自己葬送的。
譬如，香港的「知識份子」根本不懂何謂「文化」──香港開埠以來，重工商，崇金融，輕文史，不讀哲學。香港的教育制度從來不研究「文化」這個課題。但二十年來，一伙沒有基礎的「文化人」趕西方時尚，濫稱「文化研究」，這伙笨蛋，沾了點美國東岸左派學院的皮毛，在香港講「文化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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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大法官律師開年會，香港終審庭首席大法官，穿上黑色法官長袍，發表講話，嚴正指出：香港司法獨立，法官判案，不理會政治。
其他法官，也全副黑袍，銀假髮，很悲壯的陣容，有誓師的味道。司法獨立，在一個文明社會，像太陽從東邊升起來，今天的美國聯邦法院，昨天的殖民地香港最高的樞密院，都不必勞煩大法官全體站出來，講一個關於母親的性別──也就是廣東人說的「阿媽係女人」的顯淺道理，但在今天的香港，有此需要了，為什麼滿座衣冠，人人心裏明白，所以氣氛肅穆。
香港的大法官、大律師，披黑袍戴假髮的擺一個陣出來，不管他們說什麼，這套服飾，先令中國十分的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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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