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胡適

陶傑 – Marketing

香港許多年輕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是很令人遺憾的事。

「中國人」本來是一個不錯的品牌,譬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你如果是中國人,本來也必然是文明人,而不需要像今日大陸,不斷強調「出國旅遊文明」、「馬路開車文明」、「用廁沖廁文明」。

文明兩個字,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與美國、英國、法國、蘇聯並為戰勝國,那一年中國政府的名單:總統蔣中正、行政院長宋子文、財政部長俞鴻鈞、國防部長白崇禧,如果你是中華民國國民,那一年你到倫敦旅行,穿一件樸實的西裝上衣,打領帶,穿皮鞋,在倫敦與英國民眾一起歡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一起聽邱吉爾的演說,你會感到在那一刻,你是文明世界的一份子,做一個中國人,絕對自豪。

中國人一度有靈魂。徐志摩在英國遊學,自述:「我想去康橋讀書,因為我想師從羅素。」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Marketing

陶傑 – Defining

「中國人」這個名詞,引起巨大爭議,問題不在於認不認是「中國人」,而是「中國人」到底還算不算中國人。

本來,「中國人」的概念,跟「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相連,因此,中國人原來的定義,一定與「文明」搭得上線,如果文明沒有了,「中國人」剩下法國意大利名牌包裝的一副鮑魚、紅酒、痰涎、喧嘩、法拉利組成的生理軀殼,而且這個種族,壟斷了古今「中國人」的定義時,有一個妥協的方式,是尊稱這個變種為「強國人」,而將「中國人」這個名詞之虛實,像釣魚台或尖閣列島的主權一樣,暫行擱置。

譬如,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北京(Peking),或稱北平,有一個人文的貴族:馬連良、梅蘭芳、齊白石、胡適,而且有「民國四公子」──張學良、袁世凱的兒子袁克文,清室貝勒的後代溥侗,還有孫中山的兒子孫科。那時候京華,像三十年代的倫敦,有羅素、奧威爾、維珍妮亞吳爾芙、阿拉伯的勞倫斯,有許多有學問、有氣質、有品格的人,有緣可以求見,所以有一句詩,叫做「冠蓋滿京華」。這就是原來的中國。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三十年,發生了一場什麼浩劫,你一定知道。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Defining

陶傑 – 北京大學得罪了誰

有點歷史修養,加一點點人格心理學的通識,許多現象和事件,也就解得通了。

譬如,為什麼毛澤東當權之後,那麼仇恨聲譽超羣的北京大學?因為毛澤東年輕時考不進北大。

五四時期,年輕的毛澤東對北京大學甚為嚮往。北大的名師,如宣揚自由主義的胡適和傅斯年,是毛澤東的偶像。但是,北大沒有錄取毛澤東,冠蓋滿京華,北大校園沒有人將毛澤東當做什麼人物。毛澤東連旁聽胡適的課,據中國電影「建黨偉業」披露,也被胡適以沒有學生證為由請出講堂。毛澤東只能做了北大圖書館的一個低級助理。

毛澤東的自卑,埋下種子,一九四九年當權之後,北京大學一伙學者,很天真地請「毛主席」出席紀念五四的活動,毛澤東去函,稱工作忙,冷冷拒絕。

北京大學請毛澤東題字。毛澤東題了,但一直對北大甚為冷漠,也沒有再去過參觀。他們不知道,北大當年的教授蔣夢麟,為毛澤東定的圖書館工錢,每月十七元,毛澤東視為恥辱。毛澤東後來告訴美國記者史諾:「我那時地位低微,沒有人理我。我的工作包括整理來借書的學者的名字登記,有傅斯年、羅家倫,我很想向他們請教政治和文化,但他們不會理睬一個說話有鄉音的湖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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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士人余英時

三十多年前,我住在外地,時時與一位民國老太太見面。

她名叫凌叔華,是「五四」那一代人,與冰心同期的小說家。凌叔華女士與胡適徐志摩很熟,她時時對我說起徐志摩的情事,因為徐志摩死前,交給她一隻私人信件的盒子。

凌女士在燈下,講她的舅父辜鴻銘怎樣教她英文,林語堂如何去南洋,她與英國小說家維珍尼亞胡爾芙的交往。有一天她說:「前幾年,有一位華人教授由美國來,他上門來看我,他叫余英時,他對我說起中國文化的淪亡,說着說着,在我面前,就痛哭起來了。」

余英時那時在查先生的「明報月刊」時時有論說,講中國儒家的精神。余教授是最後一代燕京人,民國三十八年,幸好來了香港,師從錢穆,在新亞讀書。余先生第一次與凌叔華見面,必有遇故知之感,說起中國,就痛哭失聲,除了凌叔華的氣質儼然有山河故國之親,亦必是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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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身份認同之謎

中國總理訪問英國,聲稱中國在歷史上沒有向外擴張的基因。

漢人沒有對外侵略的基因,但是滿洲人和蒙古人都有。今日中國的版圖是康熙侵略回來的,康熙是中國的皇帝嗎?當然是。康熙是「中國人」嗎?問現在的中國毛左,他們也一口咬定是。

如果康熙是中國皇帝,那麼中國侵略擴張,至少是對中亞細亞有歷史可稽,怎可以講「沒有擴張基因」?在方便的時候,康熙是「中國人」,不方便的時候,康熙是滿洲韃子,中國人自己的這條「中國人」的界線,在浮沙上劃過來,又移過去,抽象而飄忽,怪不得今日香港人認同「中國人」者,越來越少。

今日台灣和香港下一代一樣對「中國人」的認同少,不是台灣有問題,也不是香港有問題,而是「中國人」的本質,由蘇俄的毛澤東經一九四九年之後不斷改造,出了大問題。

從前的中國人,不論有什麼缺點,直到清末民國,都有孔孟儒家的教化:禮義廉恥、忠孝節義,是「中國人」的八大成份,像買一瓶果汁,上面的標籤紙,展示的Ingredients:橙、維他命C、礦物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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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省回這口氣

電視霸權,公認長期洗腦,造就愚昧的一代。

愚昧的族群,到底有沒有民主的能力(Are they capable of democracy),是很有趣的問題。

美國立國二百年,國父華盛頓撰寫憲法,保障民主人權,但是同時強調,一人一票,必須有普及的教育為基礎。

何謂普及的教育?一百年後的杜威,進一步制訂:教育的基礎是哲學,哲學的根本是理性和邏輯思維。年輕人不論讀醫科、文學、人類學,都要有哲學的頭腦。杜威的中華民國學生胡適,回到中國,看見一大片農民人口,愚昧無知,喧吵起來,陰謀論盛行,幼稚可笑而低級,於是胡適呼籲中國人,從基本做起:「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加上美國人以慈悲之心,拯救中國人於蒙昧,創辦燕京、清華、嶺南、同濟,以西洋的理性,與中國士大夫的人文感性結合,復有集基督教和儒家於一身的蔣中正總統,本持孫文的三民主義,這條路走對了,中華民國本來大有希望。

但是中華民族的惡運,令人詫異,後來的事情,不必細講。今日這個民族沒有了中國士大夫的靈魂,沒有宗教信仰,有良心的人關進大牢,用大腦的人受到監控。剩下一批只知「溫飽權」的小農大眾,中有由極右民族主義的憤伲,上則太子黨官的財資壟斷,這個民族,讓它實施一人一票的民主?時機早已錯過,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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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馮大導的大悟

中國導演馮小剛說:拍「一九四二」的時候,他明白了,中國人的問題,不一定是哪個政黨、哪套制度,而是民族性的問題。

馮大導講得沒錯。一個國家,即使出現獨裁的政黨,就像一個人得了癌症。癌症一個重要成因,是家族遺傳。

有的民族,癌症比率低,像日本。日本人飲食健康,鍾秀自然,喜愛茶道,又不會向下一代提供有毒污染食品,加上承傳了老莊的道家思想,並學得歐洲人的品味,大和民族心境平和,看破生死,即使地震災劫,毫不喧嘩慌亂,贏得美國和歐洲的尊敬。

日本的民族性,早年因固有蒙古利亞裔成吉思汗的殘暴,以及中國戰國時代武士的愚忠至勇,加上明治維新成功,驕奢不可一世,像白血球過多一樣,對外侵略,為鄰國造成危害。

可幸得到西方文明挽救,杜魯門和麥克阿瑟,保留日本天皇,日本人去除了蒙古利亞的基因,成為東西方文化優秀價值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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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一路走好

「國民教育」風暴,民憤當前,梁班子退縮,不再全港硬推了,也撤銷了三年實施限期,由學校自己決定。

反「國教」大聯盟,要迫梁振英全港撤回,梁振英恨恨說:請想想「撤回」是什麼意思,有的學校,有推行「國民教育」的意願,全都撤回,辦不到。

梁振英沒說錯。特區政府是「官立學校」的直接老闆,英皇、皇仁、庇理羅士、伊利沙伯等中學,都是官校,你沒理由不讓梁班子下令推,連這點權力都沒有,梁振英這個特首,當來做什麼?

特別是梁特的母校英皇。英皇書院的舊生會,當日是支持梁振英上台的基本盤,梁先生競選時,呼籲要Change,他的校友站在兩旁,熱情響應支持。梁振英沒有辜負英皇舊生會所望,現在,他真的Change了,很奇怪,舊生會卻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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