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角嘴一幢舊大廈要收購拆卸「重建」，只剩一名地舖業主不肯接受賠償價，他「獅子大開口」，行政會議的張震遠叫這個人「顧全大局」，香港的華文輿論，紛紛加入鬥爭聲討，結果出現「聖誕奇蹟」，業主屈服。
這宗新聞，充滿中國特色。首先，不肯接受協議的業主，先會被他周圍的中國人「定性」為「獅子大開口」，也就是說，你不肯搬，因為嫌錢不夠。
但是在「西方先進國家」，保障私人財產，一個人不接受「集體協議」的收購價，可能有其他理由。我可能捨不得這座舊居，因為這是四十年前我遇上初戀情人的地方；也可能是我眷戀窗外的那片街景，在英文裏，「眷戀」比價格更重要，叫做Sentimental Value。
中國人社會不承認Sentimental Value，你不肯搬，一定是嫌錢不夠。平心而論，那個業主，十之八九可能真的為了錢，所以，一個人的自私，妨礙了九十九個人「發達」收現鈔，那九十九個，即刻「ＸＸ聲」，發起公審，自私的那個人，即成為過街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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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國的貪污和腐朽，已成癌症末期的絕症。原因是什麼，陳皮的濫調：因為信仰真空，道德淪亡。
一個民族要正常生存，要有一點基本的信仰。因為人性有貪婪、腐惡、仇恨的原罪，信仰是約束人性陰暗面的白血球。
當然，信仰若趨向極端，就如同白血球過多，開始變成血癌。塔利班何嘗不是由可蘭經的信仰開始？
鄰近地區何時起沒有了信仰？由他們的領袖「解放」了強國，繼而發動「文革」開始。毛帝用人類史上最無法想像的暴政摧毀了他統治的國家，一人力量有限，他靠的是基因，千年的一個奴才集團和億萬的愚民幫助他執行。毛帝和他的強國人民，另行建立了一個走火入魔像邪教般的信仰系統，直到鄧小平出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把強國人從邪夢叫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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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副總理李克強先生訪問香港大學，香港警方保安過度，內部有指示，稱保安的程度一定不可以令李克強「難堪」。
這句話被監警會主席翟紹唐駁斥，指為多餘。
翟主席是律師，提出這句話有問題，很有見地。問題在哪裏？在於警方無法揣摩李克強副總理在什麼時候才覺得難堪。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看臉色的學問
我在一九八一年與勞思光教授認識，正是我人生的關鍵轉折時期。當時我在文革後覺醒，從對中共的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也帶領着我主編的《七十年代》雜誌，在言論方向有所轉變。這時，香港前途問題引起關注，勞教授發起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展開討論，他請徐東濱先生邀我參加。參加者還有胡菊人、董千里等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基本上不相信中共對香港的承諾，因而提出各種設想去延續港英時代的成功制度。同年九月，我跟勞教授作了一次《中國之路向》的訪談，發表在一九八一年《七十年代》十月號。這個訪談，受到香港某左派月刊大肆抹黑攻擊，攻擊文章由中共內部刊物《參考消息》轉登，由是而使我及《七十年代》與中共關係畫上句號。
因香港前景研究社結緣，我與勞教授有了較多交往。他比我長半輩，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我只能講幾點對他的印象。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位非常重條理的人，對許多人們常常受困擾的問題，他都會作出條分理析的釐清。
比如在我跟他作的訪談中，我提到許多海外人士認為，中國只能由中共領導，因為中國並沒有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勢力。勞教授就說：「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根本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應該追求大改革。」他以上的評說，與他信奉儒家的義與命的分際有關。
這是我想說的他給我的第二個印象。
Continue reading 李怡 – 深切懷念一位知識分子
「我討厭政治」，這句話在中環OL和許多藝人之間很流行這樣講，許多人說，承傳了殖民地時代的「政治冷感」，因為「港英」刻意不讓香港人接觸政治，那時人人都怕政治。
六七十年代「港英」不讓你接觸政治，「港英」是為了你好，那時香港的政治跟民主自由沒什麼關係，除非不搞，一沾上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讀書會、學習班、組織社團，英國人知道香港人都是小孩，對種種病毒沒有免疫力，所以殖民地政府把這一切隔濾掉，讓香港人專心讀書賺錢做生意。
歷史證明，英國人那時要香港人遠離政治，是對的。因為所謂「反殖」，必然鍊接「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必定鍊接列寧史達林，反對美國、反越戰，不要緊，以知識份子非黑即白的判斷力，除非不政治，一「政治」了，必定沾惹上一腦子的馬列毒素。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再說討厭
香港年輕女藝人說：當公眾追剿特首的僭建醜聞，我想到老人家等着他們的生果金，所以，「我討厭政治」。
該女藝人在網絡遭到罵爆，被指為無知。香港年輕一代的網民成熟了。
「當公眾追剿特首的僭建，我想到老人家等着他們的生果金」，是一種偽道德邏輯。因為特首的僭建，涉及幾個基本的謊言，在西方民主政治裏，一個領袖被指為Liar，是很大的罪過，缺乏了人的品格聲譽，聲討特首說謊的同時，不一定都跟香港的老人過不去。
而且，當一個政府想明修老人金的棧道，暗渡誠信品格的陳倉時，這就是政治。
因此，「我討厭政治」這樣的結論，是幼稚的。但這種論點，在許多香港人之間很流行。在蘭桂坊的酒吧，在IFC的咖啡座，當許多二三十歲的港女，閒談的話題，除了Zara的服裝、淘寶的飾物，或者大阪北海道的日本美食，你跟她們講時局的是非，她們一皺眉頭，以為很有性格，說：我討厭政治。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討厭政治？
12年前，一個中國大陸青年去法國留學。他發現當地公共交通系統的售票處是自助的，也就是你想到哪個地方，根據目的地自行買票，車站不設檢票口，也沒有檢票員。連隨機性的抽查都非常少。他估算坐霸王車而被查到的比例大約僅為萬分之三。從此之後，他便經常不買票坐車。四年後，他從名牌大學以優秀的學業成績畢業。他充滿自信，向歐洲一些跨國公司求職，他知道這些公司都在積極地開發亞太市場。求職大都先熱情地要他等消息，數日後又都是婉言相拒。他認為是這些公司種族歧視，排斥中國人。
最後他忍不住闖進某公司人力資源部經理的辦公室，要求給他一個不錄用的理由。
經理說：「先生，我們並不是歧視你，相反，我們很重視你。因為我們公司一直在開發中國市場，老實說，你就是我們所要找的人。但我們查了你的信用記錄，發現你有三次坐霸王車被處罰的記錄。」
中國青年說：「為了這點小事，你們就放棄了一個人才？」
Continue reading 李怡 – 智力填補不了道德空白
亞洲電視的大陸王老闆在街頭扭跳江南Style，反對向第三個電視台發牌，男女藝人和員工，哭笑不得地陪跳，應該是亞視開台後最好看的大騷了。
在英治時代，殖民地政府有效管治，不會容許出現這樣的怪異現象。一九六七年，殖民地政府發牌給無綫電視，當時麗的電視的英國老闆，反對競爭，也帶着一群殖民地員工在街邊學披頭四，大唱「救命」（Help!）嗎？當然不可能。
但是今天的特區政府恐懼王老闆，中資背景，曾經全世界獨家報道中國的江澤民死亡，後來證實報道有點「失誤」，若是別家，早就抓人封了台，王老闆居然沒有事，如果你是梁振英，你敢吊銷他的電視牌？
當然不敢了。這就是中國人社會的潛規則。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中國人的電視台
瞭解中西文化的差別，我會向外國的朋友推薦，從「奴才」這個詞開始。
奴才是不是英文指的 Slave？不。 Slave是奴隸，是羅馬帝國的底層，在中國，奴才是現在式和未來式，在西方，奴隸已是過去式。奴才不是奴隸，最大的差別，是當奴隸，是絕不甘心情願，奴隸是被動地加諸於命運，像非洲的黑奴，因為歐洲商人用鎗炮架在脖子上的征服和販賣。
在西方的奴隸史上，有許多勇於反抗的英雄，像二千年前斯巴達克的起義，到二十世紀，曼德拉領導黑人立國。奴隸有機會就會反抗，因為他知道他的人格不完整，他的人權受剝奪，奴隸心中往往有一團怒火，奴隸貧窮，奴隸如牛馬。
但中國盛產的奴才卻不同。奴才首先是甘願當的，歷代的太監，許多主動淨身，且還爭先恐後想做。奴才不但從不會想過反抗，而且把一份奴性活在人格上，發揮到血液中，銘刻在每一顆胞核裡。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奴隸和奴才
香港兩家大學爆發罵戰。原來浸會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發表「藍皮書」，指中文大學的通識課程，接受美國資助，向學生灌輸美國的普世價值觀。然後中大指對方誹謗。
這一大段新聞，問題多了，一件件拆。
首先，「藍皮書」是香港七十年代一本暢銷的色情雜誌，廣受文化教育低下人士歡迎。浸大的一些大陸學者，可能太過崇洋，看見美國人有「白皮書」，英國人有「綠皮書」，你叫「紅皮書」、「黃皮書」，都切合本色和身份，沒有問題，或一時貪漂亮，選了藍皮，就有了笑話。
其次是美國人的資助。美國人不止資助香港中文大學，還資助過中國的老大江澤民、老二朱鎔基。江澤民讀的上海交通大學，美國教會創辦。朱鎔基的清華大學，美國用庚子賠款創辦，兩人都在所謂的「解放」前入學，也就是直接受美國人教化。你看，今天兩人都是國際級的偉人，英文講得拍住李光耀，美國人不資助，你哪來黃金十年的「國家領導人」，可以用英語跟美國的華萊士談笑風生？浸會這些大陸「學者」，像香港五毛維園伯，真是Simple and naive。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拿美國人的錢
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