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報人羅孚老先生逝世。羅孚前半生，在民國儒雅的氣氛裏長大，後半生，則在共產黨的文化圈裏供職。說羅孚，千言萬語，可以歸納為一條線，一個對國家熱誠的中國知識份子，如何由人性的理想而誤踏「黨性」的政治網，最後澈悟，又衝出「黨性」之網，回歸人性的長卷。
中共的「黨性」，與中國傳統的人性，水火不容。當你「黨性」堅強，服從組織，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終身」，你以為你比常人進步和優秀，但是在經歷苦痛和創傷之後，又發現此一當初令你熱血投身的「偉大事業」，原來是一場騙局，像美國電影「飛越瘋人院」的結局，打破窗戶，跨越籬笆，告別那座精神病院，向着綠水青山，逃了出來。
但是「黨性」的囚錮業力，十分巨大。「黨性」之所以可以統治一個思考能力甚低的民族，正因為「黨性」的法力無邊，而人性，雖然有耶和華的靈光，卻時有力所不逮的時刻。所以極權與自由，「組織」與個人，黨性與人性之間的對立，如果看穿了，就知道終極不止是政治的爭議，而是神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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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糞便戰，禍啟於「包容」二字。
中國人社會不明白西方文化的「包容」。你走進奥地利維也納的金色大廳，聽一場柏林交響樂團，試一試穿拖鞋、T恤，拿一隻手機，在人家演奏莫扎特交響曲二十一號到一半時，手機的音樂響，你接上，「喂、喂」吼幾聲，高叫：「給我進兩個億中移動股」，一面放一個響屁，再關機，你看四周的白人，對你包不包容？
除非這個金色大廳，由陝西來的農村企業包了場，演唱紅歌，全部招待歐洲華僑。你在廳裏脫上半衣，一面搔腳，一面和唱「南泥灣」，四周操北方話、覺得自己生活得強大而幸福的中國新移民，當然會「包容」。
中國人的「包容」，不是對異見、創造、個人性格的包容，而是對一個農民社會骯髒卑穢的多樣生活陋習超乎人性常理的承受和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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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是一件好事。美國人發明的互聯網和手機，短訊四海達通，人人發表高見，不佔中，你還不會發現，立場不同不要緊，但認識了許多年的人，你以為很了解他，原來他是如此見識。
譬如香港許多人傳來轉去的一個中國觀點：「英國人統治了香港一百五十年，從前你們沒向英國人要過民主，為什麼現在要？」
這個問題，對沒有常識的笨蛋族群，一下可以唬住，智商正常的人，打個哈哈。
「一百五十年以來，你們從來沒向英國人要過民主」──所謂「我們」，即今天的八九十後，只有二三十歲，這一代香港人，沒有一個人有一百七八十歲的壽命，即使「殖民地一百五十年香港都沒有跟英國人要過民主」，這是香港人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那幾代廢柴，他們從來沒有跟英國人要過民主。這一代香港人，跟他們的曾祖父和高祖父沒有見過面，完全是陌生人。
高祖父、曾祖父、祖父，沒有跟英國人要過民主，他們放棄了，關我屁事？正如梁振英的母親據說是個纏小腳的山東女人，但梁振英的女兒沒有纏小腳，不妨問梁特在英國的女兒：「你阿嫲從來沒有向英國人要申請過去英國讀書，為什麼你要去英國？你阿嫲是個纏小腳的女人，纏了許多代，你為什麼要學鬼婆一樣保留一對『天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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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生佔領了立法院之後，又轉攻行政院，闖進堂堂中華民國行政院長江宜樺的辦公室翻看文件，如此悲壯聲勢，自「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內除國賊、外抗強權」而火燒趙家樓以來罕見。
中國發動輿論攻勢，大罵台灣大學生是「紅衞兵」。台灣是中華民國，台灣大學生即使街頭抗爭，也只上承中華民國的五四運動傳統。「紅衞兵」是大陸毛澤東的基因獨家，其他國家，不可能複製，砸毀孔廟，破壞文物，而且上有一名赤色教主。台灣大學生沒有用鞭子抽教授，沒有當場打死中學校長，更沒有闖進故宮博物院。所以台灣「紅衞兵」之說，低智商的人才會相信。
馬總統如何應對，令人擔心。小馬哥是一個潔癖的政治小白臉，尤為注重「國際形象」。現在，英國鴨巴甸大學的政治系洋人教授──要強調不是華裔，而是洋人──開腔了，越洋責備我們小馬哥：你用棍棒打學生，你跟鄧小平和共產黨有甚麼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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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須在現實上之憑藉愈少而感飄蕩無根時，然後精神上之理想才愈能向上提起。但提起的理想又還須落在現實上生根 。然而我們只注目在理想之在現實上生根時，理想之自身即可暫不向上生發，而現實的泥土，亦即同時可窒息理想之種子的生機。這是一切個人的人生與人生之共同的事業，同有一內在的根本矛盾與危機。這點意思，我希望大家能有一真切的會悟，然後再看我們有無解決此矛盾與危機之道路。
這是一個文化上被亡國的人對他的學生畢業前的一番說話… 那時的中國文化已到了一息尚存的一刻，能找到一個避難的地方安頓下來苟延殘喘已是不可多得。
這個時代的年青人或許不會感受到他的悲傷，但面對著不公義的社會、沒有希望的將來，現在在香港走出來的年輕一代所要求的，正正是他們理想的避難所。
可悲的是到了五六十年後的今天，這班年青人還未開始去找尋理想就已經被標籤為沒有獨立思想、被煽動的一群…
對，他們是被煽動的，所以鄰近大國先要有Great Firewall，北韓將西方的民主國家形容為邪惡之源，為的不就是避免它們的年青人免於被煽動嗎?
年長的，當你們一邊埋怨年少的不長進、不懂事、不思考時，不要忘記他們現在被困在的你們有份搭建的鐵屋，你們最終會像孔乙己一樣無聲無息地先離開，但年青的仍會不斷拼著生命地咆哮，直到鐵屋塌下。
這是一場世代之戰，也是一場理想與現實之戰……
中國必定要「統一」台灣，表面上是「維護領土完整，神聖原則不可侵犯」，但烏蘇里江以東和黑龍江以北，那一片中國領土更大，也一樣「神聖」，為何那一大片有四個法國大的領土，正式送了給俄國？
因為這是個心理學的問題，黑龍江以北那一大片，贈送給俄國，中國領導人每一個，在骨子裏都戀慕馬列主義的蘇俄，正如香港人今天還在戀慕彭定康的英國。愛是盲目的，毫無理性可言。
二來烏蘇里江那邊沒有什麼人居住，一片寒天瘠土。中國帝皇權力的原始心理學，是以自己的意志施加於人身上，我要「管理」你，受到我的意志支配的，一定要是人，而且數量越多，越有快感。
黑龍江以北只有幾隻黑熊，沒有什麼人，台灣卻有二千三百萬人，而且看上去自由自在，活得很好。明明一樣的「炎黃子孫」，一九四九年，我本來就該追擊你，武力令你歸順，但這件事沒有完成，你這兩千萬人逍遙在我權力的版圖之外，就像一個極度潔癖的人，看見牆上有一塊泥漬，不抹掉，心中有如刀割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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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常態國家，政治的責任在成年人，年輕人的興趣都在體育，娛樂，結交異性朋友；而在變態的國家，政治太腐敗，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那麼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
胡適
台北大學生佔領立法院，抗議馬小九與大陸的服務貿易協議。抗議的人以「香港之死」為例，警告「今日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灣」。
原來香港已經變成台灣的反面教材。這樣一來，香港「一國兩制」對台灣的「垂範作用」，不但毫無吸引力，而且還有反面的阻嚇和警惕，已經完全沒有意義。
其實，台灣從邁出普選總統的一日，香港對台灣的「櫥窗作用」，早就完結。
台灣已經可以民選總統，如果接受「一國兩制」，中華民國國號取消，台灣的總統，降格為「特首」。然後香港特首由一千二百人小圈子來「選」，或者雖全民有得投票，但候選人卻由中國先「篩選」，這個不許報名，那個也不准入閘。對於早就兩黨自由競爭、兩黨按巿場而自由決定入閘候選人的台灣，香港這個「櫥窗」，早就由中國用石頭砸破了玻璃，裏面的貨，自己掃掉。
香港不但「垂範台灣」不成，還變成令台灣更抗拒「統一」的反面教材。既然這樣，就對中國形成兩個邏輯問題：一，既然今日，則當初何必從英國手上收回香港主權？二，但不收回也收回了，台灣既然已完全不信這台戲，則再「一國兩制」下去，對中國又有何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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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政治，都不講道理，由強權隨意改變法規。跟強權講「理性」，甚或講法律條文，或者法律條文應該如何解釋，你是傻瓜。
台灣的服務貿易協議，馬英九堅持要跟中國簽。台灣民眾要求馬小九不要粗疏，魔鬼在細節裏，小心被賣掉，不要急，請逐條與每個行業諮詢一下利害，詳加審議。但是馬小九不敢，因為他是全民直選出來的「馬總統」。於是一個你不講道理的問題，先變成我蓄意違法的問題，再轉化為政治問題。台灣和歐美跟中國經濟貿易，不要以為只是談生意，不，在中國眼中，一切皆是政治。在中國眼裏，我有十四億人口的全球最大巿場，你跟我貿易，我既讓你賺錢，為什麼我不同時在你身上榨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就像香港精打細算的師奶，有兩家超巿在前，價格一樣，我為什麼不跟其中一家說：你想我來買兩包米？可以，除非你送我一斤菜。
這家超巿為了搶生意，答應了。於是這個師奶又對另一家說：那家答應我，我買兩包米，他送我一斤菜；現在，我可以不理他，我決定長期光顧你，只要你除了送一斤菜，也送給我半打廁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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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生佔領立法院，反對馬英九未經詳細審議，通過中台兩地的「服務貿易協議」。
馬英九上台，聲稱「拚經濟」。經濟當然要拚。馬英九之天真，在於不認識台海的對面：絕不只讓你獨立地「經濟」，一切都是政治。任何「經濟」，都是手段，「統一」是基本目的。
大學的國際政治課程，第一課就是「目的和手段」（End and Means）：雙方，或者兩國之間，一切交往，無論是外交或用諜，和平的經貿還是戰爭侵略，這一切只是手段。最終要達到什麼目的？是我佔領你的土地，演變你的制度；或我雖不必佔領土地，就可以先影響對方人民的意識，或者以傀儡間接統治，永久佔領對方的資源，達到全面控制的目的。由秦始皇兼併六國，到美國和北約的君子協定，一切政治交往，最終都達到權力的滿足。權力是什麼？我將意志施加你之上，要你聽我的話，按我的指示來做，服從我的意志。
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在施加意志控制的同時，不忘也講理想──身為廣告商，身為政府，我管治你，但也尊重你的基本權利；或者倒過來，政府民選，權力的意志，也體現了國民的意願。政府和公民不對立，而是公民以定期行使的選票，決定如何管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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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