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文化品牌，在遠東小農社會推銷，最重要是找對代理人。

在西方殖民史與人類學上，代理人又稱買辦，通常由本地受過教育的土著出任，因為買辦代理，必須溝通。代理人不要像中國找特首一樣亂欽點，譬如，英美煙草公司的萬寶路，要找香港代理，香港的代理人，只可以對市場說，吸煙是成功人士象徵，吸煙好有型，而不可以對市場說，吸煙危害健康。

英國聖公會，雖然是十六世紀英王亨利八世因為包了二奶，進而「分裂祖國」，從不准離婚的梵蒂岡獨立拆出來的異端，五百年來因為「英國」，在香港和海外還算品牌。

但不知何故，英國人委任白人港督，從砵甸乍到肥彭，位位都上得桌面，但聖公會在香港的主教，一旦「炎黃子孫」起來，很快就出事。

香港聖公會的主教大罵爭普選的香港人「為什麼要發這麼多聲」，要求「做等待屠宰的羔羊」，而且要有「分析力」，遭到香港基督徒和有識之士痛罵。教會聲稱只是講道「幽默」。

我討厭政治，但喜歡邏輯常識。首先，聖經裏的耶穌──如果歷史上真有此人──就是向羅馬帝國「發聲」，才被羅馬定以「尋釁滋事」罪，判釘十字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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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總理訪問英國，聲稱中國在歷史上沒有向外擴張的基因。

漢人沒有對外侵略的基因，但是滿洲人和蒙古人都有。今日中國的版圖是康熙侵略回來的，康熙是中國的皇帝嗎？當然是。康熙是「中國人」嗎？問現在的中國毛左，他們也一口咬定是。

如果康熙是中國皇帝，那麼中國侵略擴張，至少是對中亞細亞有歷史可稽，怎可以講「沒有擴張基因」？在方便的時候，康熙是「中國人」，不方便的時候，康熙是滿洲韃子，中國人自己的這條「中國人」的界線，在浮沙上劃過來，又移過去，抽象而飄忽，怪不得今日香港人認同「中國人」者，越來越少。

今日台灣和香港下一代一樣對「中國人」的認同少，不是台灣有問題，也不是香港有問題，而是「中國人」的本質，由蘇俄的毛澤東經一九四九年之後不斷改造，出了大問題。

從前的中國人，不論有什麼缺點，直到清末民國，都有孔孟儒家的教化：禮義廉恥、忠孝節義，是「中國人」的八大成份，像買一瓶果汁，上面的標籤紙，展示的Ingredients：橙、維他命C、礦物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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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伯明翰二十五家政府中學，由於英國的「校本條例」，鼓吹「多元文化包容」，被伊斯蘭激進勢力騎劫校政，在學校教可蘭經，講授拉登恐怖主義，指阿蓋達是反西方的一股「正義勢力」。

最初是一些少數族裔的家長，開始投訴：學校上聖經課，推行性教育，而且讓女生上體育課，包括在學校泳池游泳，是不尊重「伊斯蘭少數族裔文化」。

然後，這些所謂「少數弱勢族群」，組織起來，滲入校董會，投票將英國校長和幾個英國白人的主任教師撤職，換上了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裔教師。

驅趕出來的校長，向伯明翰市政府投訴，上報倫敦教育大臣，下議院即刻質詢，發現這幾家政府中學，雖然在使用納稅人的公帑，但已經成為伊斯蘭激進思想甚或恐怖主義的大講堂──這一切，正是從「多元文化」、「包容」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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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強烈親中愛國人士兼新民黨員大聲疾呼，指二十五年前的「六四」沒有殺過人，愛國組織又另行「擺檔」，指出當年「六四暴徒屠殺解放軍」的「另類真相」，據說觸怒了很多巿民，包括良心知識份子，不過，文化多元，對於這些不同的「真相」，也應該多包容。

中國人活一輩子，彷彿就是為了發掘數不清的「真相」：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人真相、林彪事件真相、薄熙來垮台真相、大老虎貪腐真相。今年香港「六四」，多了許多疑似施激將法、變相「催谷」人數的愛國中國人，指出六四沒有殺人。這些中國人到底是押注習近平永不「平反六四」，還是像智者李純恩的論述：如果出席燭光會的香港人今年「小貓三四隻」，表示本土意識高漲，「大中華膠」思想遭受香港下一代唾棄，為了「兩害相權取其輕」，中國寧願燭光會滿座。

李純恩懂得中國的門道。「兩害相權取其輕」是高超的政治藝術，天真無邪的香港人，包括旺角師奶、社工、知識份子學者、報紙編輯，如果有這種智商，兩年前唐英年與梁振英相鬥，這些人就不會因厭惡唐先生的婚外情和僭建而聲稱「寧願揀隻狼」，現在，香港終於得到（Deserves）了梁振英，自作自受，實可喜可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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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期間，香港的愛國親中派、工商界、青年才俊，以為鄧小平屠城，中國會內戰，趙紫陽將會得勝，於是紛紛下注，押買趙紫陽是下一屆的中國皇帝。

許多有頭有臉的所謂「良心聲明」，就是中國式賭坊裏，那時一窩蜂下注的吆喝喧譟。今日看來，特別好笑。

許多當年「香港精英」的所謂「聲明」，連中文都狗屁不通，譬如一伙自稱「一九八八年香港青年工業家獎全體獲得者*」的聲明，其中文是這樣的：

「我們認為明天的中國是今天青年的天下；我們被今天中國的青年感動了。我們於是衷心希望，中國的領導人同樣地受到感動。我們到中國大陸投資的香港青年、不僅感動，也認為投資是要在一個順民意的政制下從事的。」

這伙「青年工業家獎全體獲得者」，七個人，芳名列出，還註明「排名不分先後」，即是像電影演員表一樣，李菁何莉莉、陳寶珠蕭芳芳，我們粒粒巨星，但「排名不分先後」，大家都是花旦小生，一樣的「咁高咁大」，我們在「感動」的時候，是不會爭風吃醋的。

這伙在「港英」時代「讀番書」的「青年工業家獎獲得者」，不懂中文，也不了解中國。中國不論今天還是明天，都不會是「青年的天下」，而是「老人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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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排中，國際普遍同情越南，包括曾經血戰過越南的美國，是很自然的事。

首先，美國和歐洲，覺得七十年代欠了越南一點人情債。

一九七八年，越南揮軍入侵柬埔寨，推翻由中國餵養的波布赤柬血腥政權。

那時英美誤以為，越南的靠山是蘇聯，越南推翻赤柬，雖然是共產黨世界鬼打鬼的內戰，但英美擔心蘇聯在印支擴大了影響力，因此英美不承認越南扶植的洪森與韓桑林政權，仍在聯合國承認波布赤柬的所謂「民主柬埔寨」。

但是越共推翻赤柬，結束了赤柬三年的種族滅絕，將柬埔寨由一座人間煉獄，解放了出來。柬埔寨全民歡迎越南此一「外國勢力」入侵，獨中國反對。英美在躊躇之下，在聯合國仍投票支持早已倒台的赤柬政權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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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英治一百五十多年，政治天真，近三十年，只將中國當做一個大巿場，而不知道深圳河以北的一大片，不止是巿場，還是一個政體強力統治着的國家。

一個一盤散沙的民族，如何能幾十年來由衣食、行動、戶口，嚴厲管治到他們的思想？靠一個極為嚴密的龐大的組織機器。

這個組織機器，要管治好一個散渙的民族，首先自己要有一套嚴格的約束力。此一組織的約束力，不止是紀律和規條，而有一套深植入血液和骨髓的意識，此一深層意識，叫做「黨性」。

天真的香港人，不明白「黨性」是什麼回事。有點知識的，會以為只是一般大企業或財團對下屬的規章要求。但「黨性」之嚴厲，遠不止於此。

因為當一個政黨在初生之時，由一股熱血理想的人，鼓吹暴力革命，推翻「壓迫者」，進而還要很激進地摧毀一個所謂「舊世界」，這個政黨須在統治者的追捕殺戮之下艱苦生存，並尋求擴大地盤。一個同志被捕了，遭到嚴刑拷打，要供出組織，如果沒有超強的黨性，在白色恐怖之下咬牙挺住，地下黨的革命就會夭折沒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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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左派報人羅孚老先生逝世。羅孚前半生，在民國儒雅的氣氛裏長大，後半生，則在共產黨的文化圈裏供職。說羅孚，千言萬語，可以歸納為一條線，一個對國家熱誠的中國知識份子，如何由人性的理想而誤踏「黨性」的政治網，最後澈悟，又衝出「黨性」之網，回歸人性的長卷。

中共的「黨性」，與中國傳統的人性，水火不容。當你「黨性」堅強，服從組織，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終身」，你以為你比常人進步和優秀，但是在經歷苦痛和創傷之後，又發現此一當初令你熱血投身的「偉大事業」，原來是一場騙局，像美國電影「飛越瘋人院」的結局，打破窗戶，跨越籬笆，告別那座精神病院，向着綠水青山，逃了出來。

但是「黨性」的囚錮業力，十分巨大。「黨性」之所以可以統治一個思考能力甚低的民族，正因為「黨性」的法力無邊，而人性，雖然有耶和華的靈光，卻時有力所不逮的時刻。所以極權與自由，「組織」與個人，黨性與人性之間的對立，如果看穿了，就知道終極不止是政治的爭議，而是神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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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糞便戰，禍啟於「包容」二字。

中國人社會不明白西方文化的「包容」。你走進奥地利維也納的金色大廳，聽一場柏林交響樂團，試一試穿拖鞋、T恤，拿一隻手機，在人家演奏莫扎特交響曲二十一號到一半時，手機的音樂響，你接上，「喂、喂」吼幾聲，高叫：「給我進兩個億中移動股」，一面放一個響屁，再關機，你看四周的白人，對你包不包容？

除非這個金色大廳，由陝西來的農村企業包了場，演唱紅歌，全部招待歐洲華僑。你在廳裏脫上半衣，一面搔腳，一面和唱「南泥灣」，四周操北方話、覺得自己生活得強大而幸福的中國新移民，當然會「包容」。

中國人的「包容」，不是對異見、創造、個人性格的包容，而是對一個農民社會骯髒卑穢的多樣生活陋習超乎人性常理的承受和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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