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寫曼德拉抗爭的白人，「作惡也有一條底線」。我想起大陸海歸學者劉瑜多年前寫過這條底線。她在「底線時分」的文章中，說她讀了700多頁的曼德拉自傳，驚奇發現，這個反政府50年、坐牢近30年的「亂匪」，落到白人種族主義統治者手裏之後，竟從沒挨過打。1963年他剛進羅本島監獄，獄警要求新來的犯人跑步前進，曼德拉抗命反而放慢腳步，獄警威脅可以殺了他，曼德拉說，你們有你們的職責，我們也有我們的。獄警奈何他不得。

另一次更奇怪的是，監獄長Prins對他來訪的妻子雲妮出言不遜，曼德拉給惹火了。「我從座位上站起來，繞過桌子向他走去。Prins向後退去，但我及時控制住了自己，忍住了沒有用拳頭而只用言辭教訓了他，我是個反感說髒話的人，但是那天我違背了自己的準則。」想動手並說髒話的是曼德拉，向後退的是監獄長。

這些南非種族主義者當然不是什麼好人，但劉瑜認為這些壞人「還有底線，這個底線就是不隨便打人。……曼德拉就是在種族主義者的道德之下、底線之上的這塊空地上施展身手，領導南非人民『站起來了』。」

劉瑜寫這篇文章，是因為中國連續發生在獄中被打致死的事件，這些事情讓她意識到，「有些人是沒有底線的。所有蔑視自由的制度都盛產混蛋，但是一些制度比另一些產出的混蛋成色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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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撤出香港，留下一批英國人訓練的政務官、行政官、專家。他們如何面對一個中國化的香港，是「後殖民史」上另一場文明與野蠻的角力。

大衛連的「桂河橋」，探討英國行政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陷入日軍集中營之後的專業意志。英國的上司不在了，由阿歷堅尼斯主演的軍人，受日軍統治，日本人要他率領部下，建一座桂河橋，主角繞開了政治效忠的問題，只執着於專業的中立，在不凡處境，在艱難的時期，他只能將交付下來的任務做好。

到日軍失利，盟軍反攻，英美司令部與他恢復了聯絡，最新的任務是將桂河橋炸掉。阿歷堅尼斯也沒有選擇，不論桂河橋花了幾多心血建成，時勢變了，要你炸掉，你就要動手。

英國人為香港留下的文官，有一套英式的制度保障。英國自己沒有什麼廉政公署，因為英國文化沒有貪污的基因。廉政公署是英國人為中國人的民族性貼身訂造的，難得的是，也贏得中國人內心的讚美，雖然中國的「中紀委」也想模仿，但限於民族基因，永遠不可能學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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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解密英中談判香港前途。港督尤德聲稱代表香港，隨英國代表團北上。中國的鄧小平說：香港發了幾多鈔票，沒有人知道。但華文傳媒報道：據說尤德當面「頂撞」鄧小平，說：我知道。

尤德在鄧小平面前講實話，不足為奇。中國人這個「頂撞」一詞，卻甚為趣致。

尤德沒有刻意「頂撞」誰，他只對中國鄧小平出於無知的說法，表示「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彼此地位相等。但在中國人的語境裏，嚇死了，因為什麼「海瑞罵皇帝」啦、「十奏嚴嵩」啦、「彭德懷上萬言書」啦，凡此種種，並非「表達歧見」，而是下奴對上主的不敬，故曰「頂撞」。

尤德不是鄧小平的家奴。眼看鄧小平這個土包對香港的無知，尤德不跟你客氣，直言糾正，無所謂頂撞不頂撞。即使真的頂撞，又有什麼問題？

尤德在英中會議對鄧小平說了一個「不」字，在英語世界，不成為新聞。在中國人的奴才意識裏，尤德好像頂撞了他們的皇帝，犯了大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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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中國大陸人士不了解：英國殖民地管治時，為什麼你們香港人從來不曾要求民主？

這個問題，只要智商正常，都知道答案。二十年來，我是這樣教育（不錯，Educate）大陸的中國人：

如果你認為香港人也是中國人，中國人的民族性，確實不太熱衷什麼西方的民主，他們只需要一個「好皇帝」。

請閣下由歷史長河的角度來看：自從一八四二年，香港人一百五十多年，十分幸運，由維多利亞女皇開始，愛德華七世、佐治五世、愛德華八世、佐治六世，然後是伊利沙伯二世，香港人擁有過六位好皇帝。

香港人的好運氣，大陸中國人沒有：道光、咸豐、同治、光緒、袁世凱、毛澤東，不是暴君，就是平庸而低能的皇帝。你們千百年來祈求出現而沒有遇上的好皇帝，香港人一生下來就有了。你們今天還在「呼喚」的明君唐太宗、文景之治什麼的，香港人覺得不稀罕。只要有好皇帝，香港人也是中國人，還要什麼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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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的「中國人成熟嗎？」，書名是一個老問題。中國人如果「成熟」，不會有人以此為論題，由梁啟超、魯迅和林語堂開始，「論述」了一百年。

中國人之不成熟，源自中國「知識份子」帶頭之愚昧。本來孔子希望「上智下愚」，由讀書人引領農民階級，一起進步，安居樂業。

但是民國知識份子丁文江，是礦學家，留學英國，他的名言：「中國國家弄到這般田地，完全是知識階級的責任。」當時這樣講，在民國北平和上海，引起一陣爭議，同是留學英國的北大教授陳西瀅和應：與中國的知識份子交談，「他們的見解和知識幾乎全部趕不上一般的學生。」

一九八九年，蘇聯共產集團崩潰。其後約有十年，中國的「知識份子」跟着他們的統治者對外宣傳：中國不可以走西方議會民主之路，否則就會步蘇聯解體的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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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莊在《我們有份令她墮落》一文中說，她數日前坐的士，司機破口大罵建制派、工聯會尤其是陳婉嫻在特權法動議中支持政府：「呢個陳婉嫻，成日自稱為勞工，投票就變臉！」陳淑莊問他：「你是選民嗎？」他答：「陳小姐，我幾年前載過你，你當時問我做選民未，到𠵱家都未做呀，因為我覺得都冇乜用啦。」陳說，她登時「無名火起。你明知是非黑白，卻選擇沉默妥協，平時將這些公義大事當做吹水題目，關鍵選舉就置之不理。就是這些沉默大多數，令立法會內的保皇黨肆無忌憚」。

有港視員工說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示威集會，網上有人說：過去香港發生這麼多不公平、不公義的事，你都置若罔聞，直到跟自己利益相關的事你才參加。這些示威的缺席者是不是也「有份令香港墮落」？

早前，范國威提出促請政府制訂政策時以港人優先為依歸的動議，遭到立法會否決。這本是一個常識性的動議。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各城市在內，都是當地人優先，因為當地人持續多年交稅或對當地作貢獻。范的動議，要點在要求減少大陸移民配額，要求取回大陸人的入境審批權。但反對的議員認為，不應將社會問題歸咎於新移民，更批評范的本土主義和排外思想撕裂社會。建制派之外，連泛民的22位議員也召開記者會，以「反歧視、反分化、反排外」作口號，譴責將中港矛盾的問題歸咎於新移民，又批評范、毛（孟靜）二人提出減少新移民來港配額，「令港人蒙羞」。他們的理由是支持家庭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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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的專著「中國人成熟嗎？」，給這個病態的民族診症。

中國人的基因遺傳病，病因繁多，病態豐富，除了帝皇專制，令這個民族缺乏個性，邱博士認為，根本之處，是中國人缺乏成熟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病態，其中尤好低級的詭辯。

讀過幾本書的「知識份子」，尤好低級的詭辯。譬如「九一一」恐襲，有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表示「力排眾議」，想表演「獨立思考」，認為「美國霸權」才是「九一一」的「深層原因」，拉登雖然是「西方標籤」的「恐怖份子」，這些人認為：卻還值得「同情」。

一個民族幼稚，不足為奇。孔子說：上智下愚，中國農民是愚昧的族群，這一點迨無異議，不值一提，但是如果本來應該「上智」的知識份子，也帶頭愚蠢，則無論這些人自吹有幾多千年「燦爛文明」，也是一堆糞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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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黨報痛罵香港人抗拒「國民教育」，像三歲小孩撒嬌。

香港人如果像三歲小孩，以「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邏輯推演，那麼中國人的情緒和智商，動不動就吵嚷說「中國不高興」，又有幾多歲？恐怕也不會超過四歲。

三四歲的小孩，幼稚有餘，是不成熟的小動物。留學德國的時評專家邱震海，著述「中國人成熟嗎？」從歷史文化的基因，探究中國人為什麼至今仍如此之狹隘幼稚的理由。

邱博士認為，中國人自從洋務運動失敗之後，即陷入了「整體的焦慮、騷動和混亂，中國的現代化從整體上迷失了方向，血雨腥風，生靈塗炭，自相殘殺。中國的精英救國之路，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之中。」

這個不成熟的民族，慣於自欺。一九四九年，他們以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換來飢餓和鬥爭的毛共三十年，還以為自己是世界共產主義的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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