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貪污，是文化基因的問題。
既然是基因，沒得改變，也不必解釋。英國人領導時期，訓練出來的文官，即所謂AO，在英國人的訓誡之下，規行矩步，像馬戲班馴獸師的口令下的一隻會走平衡木、穿衣服的猩猩，博得滿場兒童觀眾的歡笑和掌聲。
英國人走了，AO「當家作主」，不論當了政務司司長、局長，還是什麼專員，一旦與「內地交流」，到了某種程度，毫不例外，一定會變成「貪腐份子」。
中國人嘴巴裏說反貪腐，行為之中，兩千年都貪腐，當然偶爾會有一兩個像海瑞，包拯這類，天生的不喜歡錢，但因為稀罕，所以才成為兩千年少有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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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班子「大嶼山發展委員會」委員劉炳章，遭到愛護大自然的前天文台長林超英痛斥。原來劉委員說：大嶼山的綠色郊野，是英國人留下來給「貴族」狩獵和散步的，不必保留，大可「發展」成市區。
劉委員又興奮地認為：現在的大嶼山很原始，像一隻醜小鴨，將來「建設發展」成高樓大廈了，就會化身為「白天鵝」。
至於大嶼山將來沒有郊野了，香港市民如果想「減壓」，不要緊，可以回大陸「減壓」好了。
大嶼山不但是廣東沿海最大的島，而且沿中國海岸線，除上海以外的崇明島之外，大嶼山是唯一深海的一座孤懸的綠島。
英國十九世紀來中國發展貿易，對於海洋和島嶼別具慧眼，義律船長不要舟山，要香港，而且後來還連同新界大陸和大嶼山一齊租借，眼光之銳利，與在馬六甲海峽選新加坡、地中海口選定直布羅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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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爆發激烈權鬥，兩派向美國新聞記者爆出前中國領導人的家庭，幾乎位位都在英屬處女群島擁有巨額離岸資產。
英屬處女群島，是許多中國人秘密收藏財產的地方，關鍵在「英屬」二字。「英屬」令所有的中國人──不論嘴巴裏「愛國」喊得聲浪多大，不論是什麼黨──擁有安全感，覺得有「英屬」兩字的保障，即有嚴謹的法治。沒有山賊來共你的產，也沒有老千來剽竊你的財富，處事誠信、公正、保密，而且提供最專業的避稅服務，是西方文明的象徵。
最好笑的是：在中國人歷史教科書，都控訴十九世紀的英國海盜如何到處霸佔人家的土地，帝國殖民，如何罪大惡極。
英屬處女群島，是哥倫布最早發現的，西班牙先佔領幾個島，然後荷蘭人也佔幾個，最後由所謂英國海盜，黑吃黑，憑強大的海軍驅趕了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再多佔幾個島，擴充殖民營業，並從非洲販運黑奴，在島上種蔗、出口糖。
但是今日，英國的皇室沒有將本屬英國公民的民脂財產轉移去英屬處女群島，只有貪腐的中國人，才將英國人的這片屬土當做藏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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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香港毫無知心朋友的人，怎樣做得了香港的領袖？一年多之前，流行一種很幼稚的論調：做特首，沒有朋友反而好，可以避免人情的後門。
當然，英治時代，倫敦空降一個港督來，像彭定康──彭定康與香港素無淵源，在香港沒有朋友。但英國政治家擁有的氣質：領袖魅力和信仰，加上英國人由寄宿學校訓練出來的處世技巧和團隊精神，加上英國的國際信譽，本來在香港沒有朋友的彭定康，來到香港，匯豐主席、馬會董事局、美國商會，還加上香港黃面孔的政務官，因為強大的公信力，都即刻可以調兵遣將。這些人，也都可以成為他的朋友。
一個本來不必在香港有朋友，但又可以發揮管治才能和效率的英國總督做得到的。自從香港改旗易幟，絕不可能做得到。由一名「炎黃子孫」做特首，不論怎樣模仿，朋友多的，變成私相授受、後門洞開；沒有朋友的，像當前這一位，淪為空前孤立、施政寸步難行。
香港只能在殖民時期才發揮光彩，一旦不再是殖民地，必然光芒散盡，漸成為中國一座普通的城市。像英語說的：The magic is gone，魔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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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報紙除了新聞要力求客觀，報紙的評論版，從來不必「左右平衡」。香港在英治時代，報攤百花齊放，那時是真正的新聞自由，大家覺得英國很好，所以沒有人反對英女皇。想看共產左報，可以看「文匯」。想看國府的親台報刊，大可選讀「香港時報」。欲知第三股勢力的自由知識份子怎麼說，可以看查先生獨立辦的「明報」──當年的明報，不是「左右平衡」的所謂「中立」，而是有別於文革極左與蔣家戒嚴以外見解的獨立，而獨立，也有鮮明的立場。
一份報紙體現的是辦報人的信仰：澳洲的梅鐸和英國的羅斯柴德勳爵各自有所信仰──如果老闆相信自由市場、反對極權，則報紙反共而維護人權，像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和英國「太陽報」；如果老闆同情貧苦階層，認為社會福利多派一點，則報紙左傾而對蘇聯有點「知識份子」的憧憬，如英國的「衛報」。
「每日電訊報」的評論版，不必撥出一半篇幅，刊登英國極左派元老彭東尼（Tony Benn）呼籲早日廢除皇室的言論。「衛報」的評論版，也不必刻意出讓另一半篇幅，刊登保守黨右翼政治家鐵比特（Norman Tebbit）要求限制巴基斯坦移民的論點，以示「客觀、公正、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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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到處講「發展」，拆毀的古村落，共九十萬座。
這個數字甚可怕。當前中國總理李克強還推進「農村城鎮化」，農村怎樣城鎮化呢？答案是更多的古村落拆掉。所謂的「城鎮」，不外是今日到處見到的商場、酒家、房地產。
中國文化的承傳，與名勝舊蹟分不開。譬如生長鳳凰城的沈從文和黃永玉，有簷瓦和青石街道，才有小說「邊城」和水墨畫的靈思。生長在宜興的舊巷水鄉，才有徐悲鴻的畫意。在舊北平的天橋與胡同滾活過，方有風月小品的李翰祥。這一切都「城鎮化」，不錯，有無限GDP，但是這個國家不會有靈魂。
五年前英國歌唱家伊蓮佩芝（Elaine Page）來香港，大家閒話。佩芝唱過許多音樂劇的名曲，像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她去過鄰近地區，她對我說：「中國人為什麼那麼熱衷拆舊建築呢？中國的舊房子都是全世界獨有的藝術，你呼籲一下，叫他們不要拆，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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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是十九世紀末的小說家，在這個時代，英國的王爾德、捷克的卡夫卡，是時勢造就的兩大才子。王爾德的英國幽默，襯托卡夫卡的沉鬱。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是一個很卓越的時代。英國自從一八一五年的滑鐵廬戰役，一直到一九一四年，一百年之間沒有打過仗。在歐洲，只有一場普法戰爭，這個時代很奇怪：明明是和平、繁盛、創意煥發的時代，但人心浮躁，有一股隱藏的不安，英國的海軍全球居冠，歐洲的軍火工業產量上升，各國因為強盛，拚命在建軍，但是誰也沒有想過真正要打仗。
所以這個時代叫做「世紀末」：在經濟增長之間，天才往往感到不對勁，覺得時代的脈搏雖然亢奮，但其中有一段精細的瘋狂，一般人沒有這種見識，但王爾德和卡夫卡另有感應，他們用作品對一個矇昧的時代提出警告，雖然沒有多少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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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明年公投，決定要不要獨立。首相金馬倫豪賭一手：公投通過，首相認輸，國家分裂；通不過，蘇格蘭獨立，不得再提。
這是文明的典範：雖然已經有成熟的議會民主，蘇格蘭獨不獨立，本來，民選的議會和首相，可以自行決定。但是，由於議會是「單議席單票制」，也就是說：一個選區，假設有一千選民，其中一個候選人，得到五百○一票，即順利代表一千人進議會，另一個候選人，雖得四百九十九票，那四百九十九人的意願，即刻等於零。
蘇格蘭人喊不公平：其餘那四百九十九人，如果都強烈主張獨立，我們在倫敦的下議院，為甚麼完全沒有聲音？
首相說：既然這樣，那就全蘇格蘭公投吧。你們贏了，就可以分裂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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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不分左中右，一齊公審前亷政專員湯顯明。湯專員不服，反問香港的政黨和公眾？我犯了哪條法？不審湯專員，還不知道香港不分左中右，心裏原來那麼厭惡共產黨。因為罵湯專員的每一條罪行，罵的人心裏明白，其實都在罵中國。
一九七九年，當大陸剛開放，共黨官員開始收受厚禮：名貴香煙洋酒，還開始嫖娼。那時的官方評論，一致定調：這些幹部官員，都受了資本主義思想的腐蝕。
換言之，我們的共幹官員，學馬列出身，本質原來都純潔，只是受了外面資本主義社會的習氣污染，才學壞的。所以資本主義才是元凶。
今日全香港聲討湯專員，只因為小湯時時去大陸交流，中國國情，送禮、吃喝、遊山玩水，完全天經地義。回來香港，這一切通成罪行。小湯在英治時期，因受英國白人領導，品格端正；「回歸祖國」之後，淪為貪腐罪犯，請問，小湯受哪一國的污染，被哪個國家教壞，不是和尚頭上叮的蒼蠅——明擺着的，你罵湯顯明，不就是在罵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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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女童馬拉拉的經歷，感動了文明世界。她出生在一個山谷，塔利班在她的家鄉奪權，厲行原教旨統治，嚴禁女童接受教育。馬拉拉堅決要讀書，乘巴士上學，遭到塔利班土匪鎗擊，頭部重傷。
馬拉拉輾轉投奔西方，今日定居英國伯明翰。馬拉拉的勇氣和意志，她代表了善良和公義，贏得文明世界的崇敬。
但是對於西方的左膠知識份子，如何定位，卻形成了難題。首先，禁止女性受教育，是伊斯蘭原教旨的文化習俗。遵守文化傳統，是馬拉拉愛國愛伊斯蘭的義務，本來「天經地義」。
但是馬拉拉勾結「外國勢力」，在巴基斯坦時，已經跟英國BBC電台做時事日誌，唱衰她的塔利班祖國。她今天完全投身「西方文化霸權」，尊崇英國，但她完全沒提到英國在巴基斯坦的殖民統治時的罪惡。對於「知識份子」，馬拉拉是個難題：馬拉拉是個「巴奸」，但也是女性，他們不知道，到底是「西方霸權」罪惡呢，還是塔利班殘酷涼血的「男性霸權」更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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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