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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貴族和農民

梁班子的「發展委員會」嚴正指出:大嶼山的綠色郊野,是英國貴族獨享狩獵散步的「西洋文化」,屬於「醜小鴨」;將來「發展」起來了,一片商場大廈屏風樓,你們就會知道,怎樣升級為一隻「白天鵝」。

「英國貴族」這張民族仇恨牌打出來,即得到「中國小農」的一些「基層市民」和議,紛紛支持「開發大嶼山」,並「發聲」稱:「連住的地方也沒有,還散甚麼步?」

確實,當香港連住的地方也沒有,無必要保留大幅面積的「英國貴族」綠色郊野。中國農民對於郊野,只視為可以耕田種菜、滿足口腹飲食生理功能層次。欣賞自然山水,不是農民的「情懷」。中國農民沒有「情懷」,只有「溫飽」。所以,士大夫歐陽修在「醉翁亭記」,欣賞郊野,雖然前呼後擁都是些臣僕百姓「自由行」,只有歐陽修一人看得懂「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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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看見未來

一個強國連年經濟增長,舉世羨慕。歐洲和美國都不景氣,只有你年年GDP增長百分之八,於是全世界都說,二十一世紀,將會是這個強國的天下。

這樣的恭維話,以前也出現過,主角是二十世紀的蘇聯。

一九二八年之前,俄國大多數人口是農民。這一年,史達林宣佈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工業化,將俄國農村的資源,以國家行政手段強行徵調去城市,而農民重新調配集體農莊。

史達林這樣做,調動人力和自然資源,提高了效率。但是,因為農業出產缺乏私有制的刺激,地不是自己的,農民放軟手腳耕種,造成農作物失收,蘇聯餓死了六百萬人。

但是不要管餓死。由這一年開始,蘇聯經濟以每年百分之六,開始增長,因為資源集中到工業:煉鋼、軍事、機械、科技,甚至太空勘探,此後四十年,蘇聯的GDP每年增長百分之六,從未停止過,因此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在聯合國演說,將鞋子脫下,在講台上敲敲,咆哮:「我們會埋葬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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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日本人看文化

日本首相安倍出席俄國冬季奧運開幕禮,順道會見普京,普京牽着兩年前安倍贈送的一隻日本柴犬來迎客。安倍摸摸柴犬的頭,說:小狗好乖。普京說,偶爾也會咬人。

兩位領袖,話中有話,是高手過招,安倍向俄國送狗,是因為知道普京喜歡狗。日本柴犬忠誠,也有獨立的意志,跟北極犬,即所謂Huskies一樣,不太容易養。安倍將狗送給愛狗的國家領袖,狗不會送錯去北京或首爾,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吃狗肉。像清末英女皇送給李鴻章的一隻哈叭狗,英國人再探望時,李鴻章道謝,說「那隻狗味道很好」。

國際往來,對於他國的民族文化,要有很深的了解。島國日本在這方面的情報研究做足,尤其對於一海之隔的中國。

日本十九世紀末有一個學者高桑駒吉,曾著有「支那文化史」,講述中國唐宋兩代的文化差異。唐宋的文學,因兩代風氣不同,唐朝氣象渾厚,宋朝氣質偏狹,以詩歌來比較,高桑駒吉認為:唐人以詩歌抒達其「情」,宋詩以議論發揮其「智」。唐朝的詩人,以杜甫李白為首,都屬於在政治上不得意的人,覺得懷才不遇,唐詩偏向「啼饑號寒,長歌當哭」。但是宋詩不同,王安石、寇準、辛棄疾,甚至蘇東坡,都深得宋朝趙姓皇帝的重用,日子過得富裕,知識份子得志於廟堂,於是有雍容勝利的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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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南北中國

不但普通話和粵語天下本無事,但由於政治挑釁,漸成一場「南北戰爭」,在文化上,早有南北兩個中國。

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說:「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

北方人豪邁,故言「氣概」;南方人婉柔,故曰「情懷」。中國的文化處處體現南北之差異:共產黨盤踞的先秦陝北,打仗用人海戰術,手段粗狠;國民黨主控的吳越江浙,國軍在徐蚌會戰中,看見戰場前線都是驅趕來做炮灰的百姓,不忍開槍。中國文化的粗獷,戰勝了婉柔。

秦始皇統一六國,是北方中國的勝利。春秋的吳越,戰國的齊楚,文化比北方的秦國精緻,商貿比秦國發達。但是劣幣驅逐良幣,精緻而有修養的文化南國,最終被暴力而好戰的北國吞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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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年初四

年初四,小時候香港的童謠:「一二三四馬騮放臭屁,放到年初四。唔係我,就係你。」因此,總以為「年初四」的意義,只為了這首作弄人的兒歌而設。

但是年初四為「羊日」,初七方為「人日」。中國農曆新年為千百年農業社會的生活速度而設。從前的一切,地久天長,驢子拽着石磨,牛拉着耕犂,從這山莊到那村店走三十里路,連農曆新年,每一天都配給一種生畜做生日:雞狗豬羊之後,才輪到牛、馬、人。

過中國新年,就知道中國文化不可以「現代化」。譬如高鐵一連接,將二十一世紀的高速度帶進來,中國的習俗即刻有一大片癱亡。北方的農村,過年要過一個月,如果這樣叫做「不合時宜」,因為現代社會要講求效率,中國人的工商業城市,不可能有這許多天假期,那麼農曆新年的習俗,一天挨一天的淘汰掉。

中國文化不講「快」,一切只求「慢」。廣東的老火湯要熬六七個鐘頭,紅樓夢要看足八十回,中國功夫要學紮馬,同理,農曆新年要過全套,中國文化的意識,隨同那一身藍棉襖、一地紅色的爆竹紙屑,還有一地的皚雪,才會留在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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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抱罐子的人

北京上海嚴重污染,大陸網民還發揮所謂「幽默」,聲稱至少北京的空氣污染,「人人平等」,意思是連中南海裏的「領導人」,跟在天安門廣場下跪哀求的中國農民一樣,毒霧無分貴賤,一齊污染,呼吸的空氣是一樣的。

大陸網民不可以盲目樂觀。中共政治局委員,雖然也住在北京,但中國式的特權,不是賤民可以想像,有一天,北京的官員,可以每人配備一具氧氣筒,口戴氧氣罩,一樣可以在北京四處走動,包括進食店吃包子。

像潛水蛙人揹的那種,氧氣筒多半是金屬造的,重幾十公斤,當然不必領導人揹在背上,由「秘書」或者隨從抱着,連一條塑膠管子,領導人戴着氧氣罩,秘書助理也抱着氧氣筒,寸步不離,跟在身邊。

有人會問:那麼抱氧氣筒的秘書隨從呢?他們也要戴口罩吸氧氣的吧。他們的那具氧氣筒,如果又由另一個人揹着跟隨,那麼一個鏈接一個,豈不無窮無盡,領導人身邊要跟着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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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馬年

馬年來了,遍地看見徐悲鴻的水墨奔馬圖。

徐悲鴻的馬,每一匹都嶙峋而清癯,活脫脫是中國士人的隱喻。徐悲鴻本人,氣質蒼涼,臉上永遠帶一層荒老的悲哀。

徐悲鴻幸而死得早,活不過大陸的「反右」和「文革」。不然他的筆下,每一匹都是黑馬,而且其馬昂首疾馳,分明眼中毫無「工農兵群眾」。徐悲鴻的水墨馬,沒有一匹有解放軍來策騎。如此天馬行空,分明是對祖國人民的離羣和抗拒。

只一組馬,即足令徐悲鴻遭到紅衛兵暴力批鬥十回。

中國現代作品裏寫馬,還有何其芳。何其芳有一首詩,叫做「古城」,開頭幾句,很令人震懾而歡喜:

「有客從塞外歸來,說長城像一大隊奔馬,正當舉頸怒號時變成石頭了。受了誰的魔法,誰的詛咒?」

何其芳沒有想到的是,一九四九年的「解放」,他歌頌的偉大領袖,叫知識份子「大鳴大放」。中國知識份子信以為真,他們不敢怒號,只嘶鳴幾聲,即刻受到詛咒,化為一列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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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英屬處女金銀島

大陸爆發激烈權鬥,兩派向美國新聞記者爆出前中國領導人的家庭,幾乎位位都在英屬處女群島擁有巨額離岸資產。

英屬處女群島,是許多中國人秘密收藏財產的地方,關鍵在「英屬」二字。「英屬」令所有的中國人──不論嘴巴裏「愛國」喊得聲浪多大,不論是什麼黨──擁有安全感,覺得有「英屬」兩字的保障,即有嚴謹的法治。沒有山賊來共你的產,也沒有老千來剽竊你的財富,處事誠信、公正、保密,而且提供最專業的避稅服務,是西方文明的象徵。

最好笑的是:在中國人歷史教科書,都控訴十九世紀的英國海盜如何到處霸佔人家的土地,帝國殖民,如何罪大惡極。

英屬處女群島,是哥倫布最早發現的,西班牙先佔領幾個島,然後荷蘭人也佔幾個,最後由所謂英國海盜,黑吃黑,憑強大的海軍驅趕了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再多佔幾個島,擴充殖民營業,並從非洲販運黑奴,在島上種蔗、出口糖。

但是今日,英國的皇室沒有將本屬英國公民的民脂財產轉移去英屬處女群島,只有貪腐的中國人,才將英國人的這片屬土當做藏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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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民中 – 寫於觀察街站後

香港之華洋雜處,不只在人種,更在想法。西方人講人權:民主是天賦的,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個人價值是要彰顯的;東方社會,上面說什麼就算什麼,皇帝姓趙擁趙,姓朱擁朱,女真人要你留頭不留髮,三百年中國男兒就禿著前額過一生,一生默默在鳥籠般的空間過活。

這十多年的爭論,由六四鎮壓有理無理,至民生議題的hktv事件、反佔中與佔中,歸根咎底,就是英殖時代培養出的西方觀念與中國人一直潛藏著的傳統思維的角力。講個人價值、自由、公平,所以擁有西方文明觀念的那班港人,會說中共鎮壓八九民運是錯、各種打壓人民自由的行為是不義、貪污舞弊是政治制度沒有適當人民制衡之過,我有權看電視你沒理由不發牌、佔中是爭取真普選不果後的官迫民反,暗示我有權這樣公民抗命;傳統中國人則認為上面誰當老闆就對誰忠君愛國,六四後共產黨繼續做到老闆,就要聽從他,他說鎮壓帶來穩定繁榮,你就要重視這個事實,那些人命是國家發展必負代價云云、國家目前貪污腐敗,但會好起來,因為明君會來,你看看朱榕基說打貪連棺材都準備好了、現在習近平打貪力度多強,國家總會進步向光明前進!不給hktv發牌政府決策是正當的,我也不支持發牌給王維基,所以應該不發牌、佔中是要製造動亂破壞香港,國家已經給你投票,你們還想搞亂香港?!這諸般爭論,歸根結底就是一場東西觀念的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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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左右不是人

做報紙除了新聞要力求客觀,報紙的評論版,從來不必「左右平衡」。香港在英治時代,報攤百花齊放,那時是真正的新聞自由,大家覺得英國很好,所以沒有人反對英女皇。想看共產左報,可以看「文匯」。想看國府的親台報刊,大可選讀「香港時報」。欲知第三股勢力的自由知識份子怎麼說,可以看查先生獨立辦的「明報」──當年的明報,不是「左右平衡」的所謂「中立」,而是有別於文革極左與蔣家戒嚴以外見解的獨立,而獨立,也有鮮明的立場。

一份報紙體現的是辦報人的信仰:澳洲的梅鐸和英國的羅斯柴德勳爵各自有所信仰──如果老闆相信自由市場、反對極權,則報紙反共而維護人權,像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和英國「太陽報」;如果老闆同情貧苦階層,認為社會福利多派一點,則報紙左傾而對蘇聯有點「知識份子」的憧憬,如英國的「衛報」。

「每日電訊報」的評論版,不必撥出一半篇幅,刊登英國極左派元老彭東尼(Tony Benn)呼籲早日廢除皇室的言論。「衛報」的評論版,也不必刻意出讓另一半篇幅,刊登保守黨右翼政治家鐵比特(Norman Tebbit)要求限制巴基斯坦移民的論點,以示「客觀、公正、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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