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萬里（1911—2001），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專家。父親黃炎培是中國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和詩人，中共建政後官至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黃萬里1934年赴美留學，1937年歸國，自此傾畢生心力於大江大河治理。半個多世紀以來，他以學識淵博、觀點獨到而蜚聲中外，更以敢講真話、仗義執言而在學界獨樹一幟。

　　黃萬里去世時，他的女兒說他是一個永遠講真話的人，為講真話，他可以不顧時局變化、切身利害。而他的一個學生也說，在中國水利學界，黃萬里代表了科學家的良心。

　　黃萬里兩次反對中國的重大水利工程：三門峽而三峽，前者已經得到驗證——證明他說的是對的，而後者還有待觀察。儘管黃萬里反對的聲音是尖銳的、刺耳的，但他的存在，代表了另一種聲音的存在，而這種聲音正是最缺乏的聲音。

 

23歲赴美留學，改學水利

　　1911年，黃萬里出生於上海，父親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1932年，黃萬里以優異成績從唐山交通大學畢業，專業是鐵路橋梁工程。

　　畢業後他在江杭鐵路工地上給工程師當助手。如果不是席捲南北中國的兩場大洪水，出身名門而毫無驕奢之風的黃萬里或許會就此發展為一名鐵路橋梁工程師。

　　1931年長江、漢水氾濫，僅湖北雲夢一縣，7萬生命被洪水沖走；1933年，黃河水災，大堤決口十幾處，人財物損失無法計算。

　　黃萬里生前多次說過，兩場洪水激勵了許多青年奮志學習水利。當時唐山交通大學同學中有三人放棄鐵路橋梁工程師之職，計劃出國改學水利，22歲的黃萬里就是其中之一。

　　1934年元旦，黃萬里赴美國留學，廣求名師于美國著名大學，從天文、地質、氣象、氣候等基礎學科學起。1935年，黃萬里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水文科學碩士，1937年，獲美國伊利諾依大學工程博士（該校第七名、中國人中第一名該學位獲得者），並在田納西工程實習，任TVA諾利斯壩工務員，比國民政府派員前往見習要早10年。

　　1937年，抗日戰爭前夕，26歲的黃萬里學成歸來。浙江大學、東北大學和北洋大學邀請他前往任教，他一一婉拒，理由是，自己考取的是官費留學，花了老百姓的錢，現在最切要的是親身參與中國的水利事業，不欠黎民百姓的錢。

　　於是，黃萬里成為四川省水利局一名工程師，繼任涪江航道工程處處長，開始了長江上游干支流之間的行走。1938年至1943年，他和部下先後六次長途考察，在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江河兩岸走了3000公里，訓練了40多名工程師。
 
 

性直敢言，堅決反對三門峽工程

　　中共建政後，黃萬里執教于清華大學水利系。他當年的助教回憶說，黃先生最大的特點就是為人耿直，敢說敢言，不管什麼時候，不管針對誰，他都是照說不誤，有時可以說是口無遮攔。 這種性格，在他反對三門峽工程的意見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請前蘇聯擬定一個在黃河下游興修水利工程的計劃，1955年，原列寧格勒設計院拿出設計方案。前蘇聯境內很少泥沙量大的河流，他們的專家缺少泥沙河流治理經驗，所以他們拿出的方案整體思路就是蓄水攔沙，要在黃河干流建造46個水壩，三門峽大壩只是其中之一。

　　1957年6月，由周恩來總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學者和工程師在北京飯店開會，給前蘇聯專家的方案提意見，談看法。

　　準確地說，參加這次會議的所有專家學者，除了一位名叫溫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壩外，只有黃萬里一人，從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蘇聯專家的規劃，其餘的人異口同聲，贊成三門峽大壩上馬，認為三門峽大壩建成後，黃河就要清水長流了。黃萬里對此毫不客氣地進行了批駁。

　　他說，黃河“造床質為泥沙”，是萬不可在三門峽築壩的。他認為，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是建立在一個錯誤設計思想基礎上的工程，因為它違背了“水流必須按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科學原理。三門峽修建攔河高壩，泥沙在水庫上游淤積，會使黃河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把黃河在河南的災難搬到上游陜西，造成潼關淤積、西安水患、移民災難等禍患。

　　研討會開了10天，黃萬里參加了7天，也辯論了7天，到最後，會議就成了以他為對象的批判會。
 
 

預言三門峽禍患得到驗證卻無功

　　三門峽工程1957年4月動工，1960年9月建成。建成的第二年，黃萬里的預言即不幸被言中，大壩內泥沙多達16億噸，一下子淤積成災。第三年，潼關河床淤高4.6米，渭水河口形成攔門沙，渭河航運窒息，渭河平原即“八百里秦川”地下水位上升，土地鹽鹼化無法避免，兩岸百姓生計受到影響。

　　三門峽水利樞紐的改建無可避免。1964年，在黃河兩岸鑿挖兩條隧洞，鋪設四條管道，泄水排沙，同時，8台發電機組炸掉4台，剩餘4台每台機組發電量5萬千瓦，共20萬千瓦，只是原設計發電量120萬千瓦的零頭。

　　這第一次改建還是不行，五年後的1969年，又第二次改建，花了6000萬元，將原壩底的6個排水孔全炸開，而黃萬里早在動工之初就力主這6個孔不要堵死。

　　有關資料顯示，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從1964年動工改建，直到1973年12月改建才最後完工。

　　按照一些水利專家的看法，三番五次的改建後，原指望帶來黃河清水長流的三門峽工程，已經水庫不是水庫、電站不像電站，成了個四不像。

　　實際上，反對三門峽工程時，黃萬里的身份已是右派。1957年黃萬里在“鳴放”期間發表的一篇小說《花叢小語》使他墜進了深淵。當年七月，人民日報為“右派惡毒攻擊”專辟的一欄的題頭“什麼話”，就取自毛澤東對他這篇小說的批語“這是什麼話？”。到了1973年，三門峽工程改建末期，黃萬里這名右派被發往三門峽工地，白天勞動，晚上讀書，“自研治黃之道”。

　　1978年，清華大學三大右派之一的黃萬里在全校最後一個摘掉了右派帽子，此時他已年近古稀。遠在異國的兒女問他，身體好不好，要不要人照顧，他總是說，“我什麼願望都沒有，只要我的觀點能發表、能為世人所知，就行。”他最看重的是他的觀點能不能得到認同。
 
 

繼續說真話，屢次上書反對三峽工程

　　之後黃萬里在清華大學泥沙研究室工作。他最關心的是長江三峽工程，和1957年一樣，他的觀點又是與眾不同——反對三峽工程上馬。

　　他想起了半個世紀前在長江上游的實地考察，他開始極力證明他的觀點。其中的一個重要論點是：長江河床的造床質是礫卵石，不是泥沙，修建大壩後礫卵石難以排出，將堵塞河道，天長日久，後果不堪設想。

　　黃萬里說，以中國的自然地理和經濟局面，“根本不許可一個尊重科學民主的政府舉辦（在長江三峽築高壩）禍國殃民的工程”。這一回，他預警了蓄水後卵石淤塞重慶、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開銷和必將釀成禍患的移民安置。

　　為此，黃萬里分別於1992年11月14日、1993年2月14日和1993年6月14日三次上書江澤民和政治局常務委員，表達了“長江三峽高壩永不可修”的觀點和原由。1994年1月25日，黃萬里再次以舉報人的身份致信“中紀委、監察部合署舉報中心”，“舉報國務院在長江三峽高壩修建問題上，置本檢舉人勸阻說理于不顧，違背憲法‘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的規定。雖此壩業經人大通過由國務院定期動工修建，但國務院不能卸卻核定該壩修建可行性成立的責任。請監察部舉報中心查明處理。”

　　可以說，黃萬里對中國水利事業滿懷著一腔熱血，連續上書都泥牛入海的情況下，他仍沒有放棄對中國水利事業的關心。2000年4月，黃河問題越來越突出，他又把自己治理黃河和長江的意見，寄給國務院的總理和副總理。這年他已年屆89歲，且處於癌症晚期。

　　2001年8月，在與癌症抗爭17年之後，黃萬里再一次躺到了病床上，中旬，癌細胞擴散，病情日益加劇。

　　8月8日，他時昏時醒，在兩名學生探視完離開後，他向時刻守候在床前的夫人要來紙筆，留下了遺囑：

　　萬里老朽手啟予敏兒及沈英夫婦弟妹：

　　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應以堤防為主。長江漢口段力求堤固，堤面臨水面，宜打鋼板鋼樁，背面宜石砌，以策萬全。盼注意注意。

　　儘管人微言輕，黃萬里並不以自己的意見遭受打壓而悲觀灰心，在不改變三峽工程上門的情況下，又對長江堤防建言，其心可謂偉大。

　　2001年8月26日下午3時05分，黃萬里在他任教50年的清華大學校醫院一間簡樸的病房悄然離去。去世前一週，8月20日，是黃萬里的 90歲誕辰，清華大學水利系為病重中的黃萬里舉行了慶祝活動，贏得全場最長時間掌聲的，他的女兒在賀詞中說：“他是一個誠實的人，政治條件適合的時候，他講真話；政治條件不適合的時候，他講真話。對他有利的時候，他講真話；對他不利的時候，他還講真話。”

　　與此相對照的，是三峽工程上最為党所倚重的專家，中科院與工程院雙院士張光鬥。
　　　　
　　2000年春，病中的張光鬥得到國務院三峽工程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郭樹言的親切探視，過後將他的談話以“張光鬥同志關於三峽工程談話紀錄” 文件形式報副總理，總理及全國人大委員長。
　　　　
　　張光鬥也談到防洪，他說的是：“或許你知道三峽大壩的防洪能力比我們對外宣稱的要低，清華大學曾做過一份調查研究，政協副主席錢正英看過後曾以此質疑長江資源委員會，該委員會承認清華大學的這份報告沒錯。”
　　　　
　　“但是，我們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135公尺來解決這個問題，即使這會影響長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記住，我們永遠、絕不能讓大眾知道這點。”
 

Reference: 香港高登討論區 – 三峽大壩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