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多悲劇，其中一個原因，是雖然有許多好人，敢於抗爭，但由於中國的國運不好，往往因為遇上惡劣的時機，致使流血收場。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由中國學生佔領，長達兩個月。大學生反貪污，得到北京巿民支持，而且聲勢浩大，延綿不絕。
此時，大陸上層爆發了尖銳的權力鬥爭。總書記趙紫陽雖然很同情學生，也是溫和派，但黨內的強硬派如李鵬，與元老鄧小平，覺得有外國勢力借大學生想顛覆大陸的江山。
學生說他們只想中國好，想國家進步，但中國是一個家天下的人治國家。人治的特色，是一旦一個帝皇有了一種感覺，感覺成為事實，下面必有多層的臣奴，為感覺而催生成的事實服務。
一九八九年五月，統戰部長閻明復氣急敗壞來到天安門廣場，央求學生結束佔領廣場。閻明復代表了趙紫陽的意思。但在那個時候，趙紫陽與鄧小平李鵬的分歧是黨內機密，閻明復不能明講，但這樣下去，趙紫陽的處境會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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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總裁，前總編輯劉進圖被兇徒狂斬之日，明報剛好刊登了副總編輯阮紀宏的一篇專論：「香港新聞業有史以來最自由」──明報這篇專論指出：香港的新聞業，在「港英」時代有限制，現在你看，今日特區，新聞自由空前高漲，出來遊行示威的，都是「杞人憂天」。
明報的運氣不大好。專論一刊登，還在網絡散發，劉進圖君即刻倒卧血泊。第二天，在「新聞自由有史以來最自由」的氣氛裏，這張報紙的招牌套了黑。
跟幾個知識份子閒聊──他們有一兩位，還認識劉進圖──我以消費者的身份，向知識份子請教：既然明報歌頌今日香港的新聞最自由，其僱員遭斬了，為什麼第二天又套黑了官方報頭？劉君遇斬，有許多愛國人士說，「未必與新聞自由有關」，而是出於「私人恩怨」。如果因「私人恩怨」，報紙不應為其私人的行為因果負責，為什麼套黑了報頭？
報頭套黑，即是為香港的新聞自由而哀悼了，既哀悼香港的新聞自由，那麼你前一天，卻很權威地告訴我「香港新聞業有史以來最自由」，那麼我該相信你前一天的歡呼，還是該相信你廿四小時後今日報頭套黑了的憤慨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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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習總據說「決心反貪腐」，好像令大陸內外的「知識份子」，又覺得很振奮。
中國「反貪腐」，絕對不可能成功。理由很簡單：由文化角度，貪污歷史兩千年，連「西遊記」裏的唐三藏最後到了西天，要進門取經，連守在如來佛祖兩旁的迦葉、阿難，也伸手問唐僧索取「引見費」。貪污腐敗，在西方是罪行，在中國，一定是文化。
英國、瑞典、丹麥、加拿大，沒有貪腐，但不表示中國要模仿西方白人國家。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國人不可能根治貪腐，正如其人民不可能改變膚色。斑馬一旦身上沒有了黑白斑紋，就不再是斑馬；中國人不再貪腐，就不再是中國人。許多香港人對中國沒有歸屬感，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有英國人留下的廉政公署，而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廉政專員湯顯明接受中國的茅台款待而竟受到審判──這是很奇怪的案子：湯專員在做一個中國官員、也是「禮尚往來」的儒家中國人絕對應份做的事，為什麼他成為一名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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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人家賓總講明白，根據菲律賓的文化，也就是他們的國情，國家是不會為人家的過失道歉的。
既然是文化，當然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香港人不可以自己的一套加諸賓國，正如中國總理李克強同一天會見美國副總統，也訓令美國，不要把美國的標準來要求中國。
事情的邏輯，至此極為清晰了：各國的文化國情，多元存在，你不要對我使「霸權」，我也不會對你強行欺壓。你有吐痰打尖的喧囂文化要我包容，同理，我也有不為其他人的過錯不道歉的文化要你包容。
至於你不同意我處理人質拯救的暴力方式，嫌我太粗糙；但世界也沒有忘記，二十多年前天安門廣場你用坦克清理學生示威，你也說這是你的國情。你有道歉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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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的「中國人成熟嗎？」，書名是一個老問題。中國人如果「成熟」，不會有人以此為論題，由梁啟超、魯迅和林語堂開始，「論述」了一百年。
中國人之不成熟，源自中國「知識份子」帶頭之愚昧。本來孔子希望「上智下愚」，由讀書人引領農民階級，一起進步，安居樂業。
但是民國知識份子丁文江，是礦學家，留學英國，他的名言：「中國國家弄到這般田地，完全是知識階級的責任。」當時這樣講，在民國北平和上海，引起一陣爭議，同是留學英國的北大教授陳西瀅和應：與中國的知識份子交談，「他們的見解和知識幾乎全部趕不上一般的學生。」
一九八九年，蘇聯共產集團崩潰。其後約有十年，中國的「知識份子」跟着他們的統治者對外宣傳：中國不可以走西方議會民主之路，否則就會步蘇聯解體的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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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的專著「中國人成熟嗎？」，給這個病態的民族診症。
中國人的基因遺傳病，病因繁多，病態豐富，除了帝皇專制，令這個民族缺乏個性，邱博士認為，根本之處，是中國人缺乏成熟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病態，其中尤好低級的詭辯。
讀過幾本書的「知識份子」，尤好低級的詭辯。譬如「九一一」恐襲，有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表示「力排眾議」，想表演「獨立思考」，認為「美國霸權」才是「九一一」的「深層原因」，拉登雖然是「西方標籤」的「恐怖份子」，這些人認為：卻還值得「同情」。
一個民族幼稚，不足為奇。孔子說：上智下愚，中國農民是愚昧的族群，這一點迨無異議，不值一提，但是如果本來應該「上智」的知識份子，也帶頭愚蠢，則無論這些人自吹有幾多千年「燦爛文明」，也是一堆糞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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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娘子逝世，香港網絡展開辯論，追究戴卓爾夫人當年交還香港的責任。
戴夫人不想交回香港，但怡和匯豐一直迫英國解決租約。本來，中國一貫立場，從毛周開始，就是「香港前途問題由中英雙方談判解決，談判之前，維持現狀」。這句話有兩點意思：一是毛主席周總理無意與英國開戰，二是「維持現狀」符合中共利益。維持多久？中方那時講得很白：一是「長期利用，充份打算」，二是「不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
意思明顯不過：你英國不主動提租約，我就不會收回，一九九七年也不會。英國人講「契約精神」，但跟中國交往，必須遷就中國國情文化。面子攸關，叫你別把那層薄薄的紙戳破，你就要規矩些，大家裝作不知，千萬不要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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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康臨走那一年預言：將來香港的自由，不一定由中國來剝奪，而更有可能是香港一些人自己主動一點點來葬送。
彭定康做港督前，從未與中國人打交道，來香港五年，對香港中國問題的本質了解如此透澈，彭定康真是天才。
十五年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和精神空間一點點蒸發掉，冷靜地想：確實是許多自以為有點知識的香港人自己葬送的。
譬如，香港的「知識份子」根本不懂何謂「文化」──香港開埠以來，重工商，崇金融，輕文史，不讀哲學。香港的教育制度從來不研究「文化」這個課題。但二十年來，一伙沒有基礎的「文化人」趕西方時尚，濫稱「文化研究」，這伙笨蛋，沾了點美國東岸左派學院的皮毛，在香港講「文化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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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導演馮小剛先生公開要求，可否拍「文革」題材的電影。馮大導接受採訪，題為「人生能有幾個十八年」，講到拍「一九四二」的經驗，馮大導說：拍這齣戲，令他對中國人「民族性」的認識，得到了昇華：
「過去，我們會把一些苦難歸咎於制度或政黨，但實際上，很多時候是民族性本身的問題。」
許多中國文人很天真，他們認為，「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或者是所謂勤勞、勇敢的，之所以多災難，不是「列強」的侵略，就是皇權暴政。他們認為，中國人的「民族性」沒有問題，認為「民族性」出問題的，是將中國問題「簡單化」，而且「偏激」。
但是，馮小剛不是一個偏激的人，他是中國導演中少有會賺錢的同時，還能啟動大腦思考的人。以馮大導的大陸經歷，其實更早就可以悟到中國人的民族性天生有極大的黑暗面，但是一直忙着發財。中國人如果能讓你發財，民族性當然不錯，但大導人到了中年，終於也明白了，也是一個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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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事件還沒了完。只是一群知識份子想做個「憲政夢」罷了，沒有越軌，哪知道得罪了「習李新政」。
了解這個民族的人，像本人，絕不會大驚小怪。今天為此喊冤的，是不懂得這個國家的輪迴史。
一九三二年底，有一本《東方雜誌》，為慶祝一九三三年元旦，主編胡愈之向全國四百位名人發出一封徵稿信，題為：「一九三三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夢」：
「在這昏黑的年頭，我們的整個國家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我們詛咒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實生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漫長的冬夜裏，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二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聖權利啊！」
《東方雜誌》的徵稿信提出兩個問題：
一，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請描寫一個輪廓或叙述未來中國的一個方面）。
二，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夢想？（這夢想當然不一定是能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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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