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發出第三個電視牌?因為這家企業的老闆是一個魅力型領袖。
一個專制國家,像信奉一神獨大的宗教。神只可以有一個,信眾萬萬千千,只可以尊奉一個偶像。如果從哪裏冒出另一個有潛力的偶像,不論他如何正義,定必是剷除的對象。
其中並無理性的理由,因為宗教並不理性,而專制的政權,對於權力的迷戀,一樣不理性。只准許我這個政權獨佔全部的收視率,決不准另一個台冒出來,你不認為這是政治嗎?這是百分之百的政治。
大陸在幾年前,民間冒出一個魅力人物,叫做李陽。李陽無意挑戰共黨政權,李陽只是一個以教授英語為謀財工具的商人。
李陽教英語的方式,像一個擅於演說的領袖,他直接向他的學生訓話,勉勵他們學好英語,自我裝備,令中華民族知己知彼,征服美國,強盛崛起。
一個成熟的國家,不會這樣教外語的,但現代中國人不是一個成熟的民族,他們接受煽情,在國家機器的洗腦教育影響之下,心智鋪了一道民族主義階梯。 李陽很聰明地踏着這幾級跳上一座台,像伊朗一九八○年的教主霍梅尼一樣,李陽不再是一名教師,而是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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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霸權,公認長期洗腦,造就愚昧的一代。
愚昧的族群,到底有沒有民主的能力(Are they capable of democracy),是很有趣的問題。
美國立國二百年,國父華盛頓撰寫憲法,保障民主人權,但是同時強調,一人一票,必須有普及的教育為基礎。
何謂普及的教育?一百年後的杜威,進一步制訂:教育的基礎是哲學,哲學的根本是理性和邏輯思維。 年輕人不論讀醫科、文學、人類學,都要有哲學的頭腦。 杜威的中華民國學生胡適,回到中國,看見一大片農民人口,愚昧無知,喧吵起來,陰謀論盛行,幼稚可笑而低級,於是胡適呼籲中國人,從基本做起:「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加上美國人以慈悲之心,拯救中國人於蒙昧,創辦燕京、清華、嶺南、同濟,以西洋的理性,與中國士大夫的人文感性結合,復有集基督教和儒家於一身的蔣中正總統,本持孫文的三民主義,這條路走對了,中華民國本來大有希望。
但是中華民族的惡運,令人詫異,後來的事情,不必細講。今日這個民族沒有了中國士大夫的靈魂,沒有宗教信仰,有良心的人關進大牢,用大腦的人受到監控。 剩下一批只知「溫飽權」的小農大眾,中有由極右民族主義的憤伲,上則太子黨官的財資壟斷,這個民族,讓它實施一人一票的民主?時機早已錯過,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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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風暴,香港的電視壟斷問題,成為焦點。強勢的那家電視台,同時遭到聲討。
但是一家電視台沒有用機關槍監你看,如何能壟斷? 沒有巿場的選票自動支持,電視台不可能壟斷。
有一家電視長期壟斷,是因為香港的家長,尤其是主婦。主婦手裏握緊遙控器,所以,這家大台的電視劇、廣告、遊戲節目,以香港屋邨主婦為對象。
這個族群,教育水準低下,收入偏低,缺乏品味的判斷力,許多還是大陸新移民。中國女人一旦成為主婦,上承家姑的威嚴,中有妯娌姑嫂的流言,下有養小孩的辛酸,不知不覺之間,在中國家庭倫理的魔咒裏一生虛耗。
不思進取的,嚴格來說,不是電視台──電視台的強勢、懶惰、僵化,自然是一種霸權,但這種權力,是千萬師奶觀眾用遙控器投票,一點一點地點擊投給電視台的。
如果這個族群有點修養和品味,最簡單的方式,是關機不要看。人人都不看,收視大跌,電視台的戲路走不下去,就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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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人家賓總講明白,根據菲律賓的文化,也就是他們的國情,國家是不會為人家的過失道歉的。
既然是文化,當然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香港人不可以自己的一套加諸賓國,正如中國總理李克強同一天會見美國副總統,也訓令美國,不要把美國的標準來要求中國。
事情的邏輯,至此極為清晰了:各國的文化國情,多元存在,你不要對我使「霸權」,我也不會對你強行欺壓。你有吐痰打尖的喧囂文化要我包容,同理,我也有不為其他人的過錯不道歉的文化要你包容。
至於你不同意我處理人質拯救的暴力方式,嫌我太粗糙;但世界也沒有忘記,二十多年前天安門廣場你用坦克清理學生示威,你也說這是你的國情。你有道歉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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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陶傑,是難也是易,傳媒裏的陶傑是個多面手,要寫陶傑,難!容易變瞎子摸象,他文字功夫上乘,說話條理分明,旁徵博引,抓住這點,他是才子,若抓住他抵死比喻,會說他刻薄犬儒,抓住小農DNA, 便是反華反共。陶傑本人並不介意,百貨百賣有百客。但正如孫悟空分身,萬變不離其宗。穿越他的文字及傳媒形象,你會見到一個真實的陶傑,就是他留給自己的那一部分,陶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痛苦、掙扎沒有感覺嗎?對毛澤東的痛恨,是無緣無故的嗎?到今日取笑大中華膠、左膠,是刻薄嗎?陶傑由讀書、做人說起,再論到中國知識分子的traumatic創傷性集體心理、中國歷史之痛苦及「國情」二字之桎梏。
當收起嘻笑怒罵、尖酸刻薄犬儒之後,仍然是當初相識的那個有火的讀書人,沒有改變,要寫陶傑,其實一點也不難。
劉:劉細良
陶:陶傑
劉:你寫作多年,近年還參與電影創作,你有固定吸收知識的方法嗎?
陶:每日都要讀書,是一生一世的。身為中產或知識分子最基本的職責,亦是跟基層或商人最基本的區別,就是你要看書。看書is what makes you中產、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士,特別要讀humanities的書。你在大學三年共九個學期,其實讀到多少?大學不過指了一個方向給你,讓你培養出一種讀書方法和志趣,然後你便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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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遼寧小販夏俊峰遭「城管」暴力欺凌,反抗刺死兩名「城管」,被判死刑。執行前一小時通知妻子探望。妻子想拍張照、擁抱一下,遭到「法院」拒絕。
殺人償命,在刑法上沒有話講。但是中國時時宣傳:「合情、合理、合法」,在「合法」之外,還要合情合理。
小販是社會的底層人,在街頭擺賣。夏俊峰賣點燒烤肉串,不是反政府的顛覆份子,與成千上萬順民百姓一樣,無權無勢,只想在艱難的夾縫中討營生。若是天生好勇鬥狠之輩,早就做了賊匪流氓。大陸不容民間組織,所以小販也沒有幫會,夏俊峰也不可能「尋釁閙事」,主動去毆打城管。
大陸的城管,是中國人社會狗腿家丁的基因變種。這個中國式的物種,幾千年沿襲下來,不知何故,或因教育低下,或因天生暴戾,有些微權力在手,對不相識的善良百姓,必有暴虐欺凌的一股強悍動物性,而且會將事情狠手做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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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領事夏千福支持香港民主,引起哄動。香港人對這位美國人有好感,因為他從善如流,當香港新一代網民不喜歡領事的網誌將Virginia譯為不雅的「弗吉尼亞州」,夏千福即刻改正,復稱香港傳統譯名「維珍尼亞」。
這一步做得漂亮,顯示了器度和學養。如果對中英譯名有研究,就知道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對美國名字的音譯,由於政治的惡意,都有醜化成份,如韓戰的美軍司令Matthew Ridgway,官方譯「李奇威」,但大陸不想他威風,故意貶譯為「李奇微」。還有Al Haig,國務卿,台灣香港譯「海格」,大陸叫「黑格」,都是發洩仇恨。
夏千褔是漢學家,香港華文傳媒的編輯看不到的,他看到了。但他認為香港應該「一國兩制」,他不知道香港在譯名方面早跟大陸「統一」了,例如本來「紐西蘭」,現在跟大陸「新西蘭」(那麼紐約是否應改稱「新約」?)還有什麼「澳大利亞」、「悉尼」、「德克薩斯」。香港真的想「一國兩制」? 從這些小處的犯賤,我認為香港其實想一國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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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十六年,越混下去,越令人覺得英治之優越。
人家從來不必普選,香港市民管得服服貼貼。總督每一任空降,來到香港,不必有朋友,沒有人情關係網。
由邵逸夫、包玉剛,到小廠家和餐廳東主,英國人給你在歐洲和非洲的殖民地開拓市場,只要你苦幹,做生意的環境一定合理公正,商家沒有一個對英國人的政府有怨言。
除了香港的左派,「文革」時奉命暴動了一陣──其實他們心裏也眷戀着這片沒有赤化的安樂鄉──香港歌舞昇平,即使遇上國際的石油危機、環球衰退,英女皇的徽像,是誠信的品牌,跟着港督會同行政局,人人悅服。
只有大陸不斷給香港添煩加負擔,英國人無負於這個遠東的小島 。譬如,香港滿山滿坑的木屋,是一九四九年之後才湧現的──大陸赤化,急湧來一百萬難民;一九六二年,大饑荒又翻山湧過來幾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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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天真,加上左派知識份子加基層的民主黨執政,所以在全球退化。恐怖勢力囂張,俄國強硬,奧巴馬變成大西洋版的馬英九,毫無領袖相。
天真的人,絕不可以從政,尤其在一個妖孽羣起的亂世。
卡夫卡有一句名言,在亂世之中的悲劇,歸根究柢,只有一個原因,就是「邪惡太了解善良,而善良的人,毫不了解邪惡」(Evil knows of the good, but good does not know of evil) 。
天真的人,對人性的邪惡全不認識,也不願意了解。他們不會明白,為什麼人壞起來,可以邪惡到這個程度。 將幾百萬猶太人滅族,三五歲的小孩關進毒氣室;上千萬人驅趕到西伯利亞的勞改營;一個地主階級,不問情由而滅絕,蠱惑少年兒童用皮帶將老師和校長打死。幾百萬城市居民趕到農村,凡戴眼鏡的,視為擁有知識的人,有知識的人都被視為「專政」的滅絕對象。這一切都是不遠的事實。
對於天真的人,你跟他們講世上有這些事,他們睜大眼睛,拒絕相信,認為你誇張。當你拿出證據,告訴他們:這是真的。他們聳聳肩,說:我天性樂觀,做人要Happy,這許多慘事,我不想多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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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兩天韓戰,一位人士傳短訊來問:你說美國代表了正義,你為什麼這樣「親美」?
這兩天我有餘暇,看見口訊,回個電話給他,予以免費教育。
「你覺得我親美嗎?」我問:「那麼,閣下身為一個中國人,你覺得親美應不應該?」
「當然不應該。」對方答:「美國正在亞洲圍堵中國,美國不想我們強大,美國是中國的對手。」
我聽了,笑:「Oh really?真的?那麼你記不記得上個月,中國副總理汪洋先生,訪問美國,發表講話,說美中關係,就像一對夫妻,而且,汪先生說,不希望這對夫妻,像梅鐸(大陸叫默爾多克)跟鄧文迪一樣離婚?」
對方聽了一楞。我說:「既然美中是一對夫妻,夫妻恩愛,相敬如賓,夫妻還該共用一個銀行戶口,所以中國的貪官將財產轉移美國,由老公來代管。既是恩愛夫妻,哪有老公『圍堵』老婆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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