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倉健逝世，中國觀眾很哀慟，也不管什麼反日愛國不反日了，一起懷念「改革開放」初期，胡耀邦主政，中國從日本「引進」因電影「追捕」全國走紅的這位銀幕鐵漢。

中國電影，其實也有自己的「鐵漢」型演員：六十年代，項堃和崔嵬，以至趙丹，都是中年演員之中的鐵漢型。

中國電影有很好的訓練，受蘇聯的表演方法訓練，上一代的演員不止有戲劇修養，還有文學和美學知識，比起今日大陸年輕人狂迷的一代整容韓星，中國演員有內涵，戲演得都比只懂哭哭啼啼或睜眉怒目的韓星好。

可是有內涵和修養沒有用，沒有創作自由，中國的鐵漢型演員在「解放」後都只能演革命英雄、解放軍政委之類，中國觀眾看得厭。高倉健一登陸，中國人迷上了日本電影角色中的人性。高倉健不止將中國女觀眾渴求的男子氣概帶進來，還有一股人文的情懷。

中國電影再有「鐵漢」，也鐵不過「文革」時「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上一代中國人都看過「小兵張嘎」（這齣戲一九六五年在香港上映，因為片名的北方話不合粵情，叫做「游擊小英雄」），導演正是演優而導的崔嵬。片中有一個共產黨游擊隊偵察員，名叫羅金保，演員張瑩，就是鐵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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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之後，香港當然還有生意做：馬路交通回暢，社會秩序「正常」了，但經濟泡沫，會更惡化，交通秩序回復正常，但社會更不正常。

為甚麼呢？首先全球經濟格局：美國帶頭印鈔票，英國、歐盟、日本、中國，大家一起開動印鈔機。

英國、歐盟、日本印鈔票，都有他們的軌道。譬如日本，印鈔導致日圓貶值。日圓貶值，內可刺激日本貨出口，跟南韓競爭；外則吸引遊客，來日本浸溫泉比以前便宜。

日圓貶值，刺激出口旅遊，為國內製造就業職位。日本、歐盟、英國印鈔，都跟從這樣的道理。印鈔票要有「道」──譬如，日圓如果多印了三萬億，其中六千億，不會化為安倍晉三內閣官員及其子女的口袋，然後匯到外國，轉化為貪污的出口資產。

但是中國一印鈔，就不同了。加印人民幣一萬億，化為基建、築橋建路房地產，會有兩三千億帳目不明，經層層貪官，進了他們私人或其子女黨羽的口袋。

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淪為「大老虎」，其豪宅抄家，中紀委就掏出了一噸重的人民幣現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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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伯出山造王，二○一七年的特首，不論有無普選，董伯心儀松松。

由「德高望重」的「政治元老」造王，西方國家沒有，家長政治的遠東，一百年前，倒有一位，就是日本明治時代出身的西園寺公望。

像李鴻章得到曾國藩提攜，西園寺公望隨伊藤博文出身，跟恩師訪問歐洲，嚮往英國和歐洲的議會憲政。

西園寺公望雖然是貴族，卻不主張天皇獨權，他認為由眾議院多數派產生的領袖組閣最好。

西園寺公望是一位前瞻的人物，很早就警覺，萬一天皇過份神化，日本就會出問題。辛亥革命後，民國的宋教仁，也主張內閣總理制，也是受到西園寺的影響，但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孫中山早死，西園寺公望卻很長壽，他向日皇引薦了二十個日本首相。

元老造王，不是不可以，而是必須有名望，而且眼光好。西園寺自己當過兩次首相，知道文官治國，比軍人擁權好。他推薦的人，像犬養毅、高橋是清，若槻禮次郎，都是比較穩健理性的人。西園寺公望反對日本與德國納粹結盟，不贊同對美國翻臉，但一死，日本的侵略即如脫繮野馬，悲劇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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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特突然被爆出曾收受澳洲企業現金四百萬鎊，共五千萬元，一次收款，不必繳稅，而且無條件，不必提供服務。

親中愛國陣營，也就是所謂建制派，職責所在，一定要支持梁特，都要說收這筆錢，沒有問題。但是人性的嫉妒是天生的，五千萬元現金，幾多親中愛國人士在工會、在愛國教育單位，愛國愛港之一生一輩，都打拼不到一個零頭，你梁特從外國人手上一次肥爽，錢包滿溢，然後又轉戰另一條線，當特首了。對於擁有國際行政視野的人，這種交易在法律上沒有問題，但中國人天生有很強的紅眼症，可以論斷，越是愛國奉命挺梁的中國人，此時此刻，心中越不是味道。

尤其是「收外國的錢」，特別容易引起中國人的情意結。為什麼外國人給你錢而不給我？但是他們不會想到：外國人，即西方人，對專業的要求極高，錢不是亂砸的，外國人越能將錢花在你身上，證明你越出色，像九十年代，荷李活投資一億美金，讓我們香港大導吳宇森（John Woo），夥拍天皇巨星湯告魯斯，拍職業特工隊。所以當我聽到澳洲的企業在全球十三億華人之中，獨肯送梁特五千萬元，我認為梁先生必是非常卓越的人才。

如果想少一點激憤，多一點和諧，必須學會包容、平常心，學習壓抑「收外國的錢」此一情意結，而明白能贏得外國人的錢，由瑞典人給錢的諾貝爾得獎人莫言，到拿日本人錢的孫中山；由拿俄國人共產第三國際的錢的周恩來到拿澳洲人錢的梁特，必定是中華民族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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