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導演馮小剛說：拍「一九四二」的時候，他明白了，中國人的問題，不一定是哪個政黨、哪套制度，而是民族性的問題。
馮大導講得沒錯。一個國家，即使出現獨裁的政黨，就像一個人得了癌症。癌症一個重要成因，是家族遺傳。
有的民族，癌症比率低，像日本。日本人飲食健康，鍾秀自然，喜愛茶道，又不會向下一代提供有毒污染食品，加上承傳了老莊的道家思想，並學得歐洲人的品味，大和民族心境平和，看破生死，即使地震災劫，毫不喧嘩慌亂，贏得美國和歐洲的尊敬。
日本的民族性，早年因固有蒙古利亞裔成吉思汗的殘暴，以及中國戰國時代武士的愚忠至勇，加上明治維新成功，驕奢不可一世，像白血球過多一樣，對外侵略，為鄰國造成危害。
可幸得到西方文明挽救，杜魯門和麥克阿瑟，保留日本天皇，日本人去除了蒙古利亞的基因，成為東西方文化優秀價值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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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導演馮小剛先生公開要求，可否拍「文革」題材的電影。馮大導接受採訪，題為「人生能有幾個十八年」，講到拍「一九四二」的經驗，馮大導說：拍這齣戲，令他對中國人「民族性」的認識，得到了昇華：
「過去，我們會把一些苦難歸咎於制度或政黨，但實際上，很多時候是民族性本身的問題。」
許多中國文人很天真，他們認為，「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或者是所謂勤勞、勇敢的，之所以多災難，不是「列強」的侵略，就是皇權暴政。他們認為，中國人的「民族性」沒有問題，認為「民族性」出問題的，是將中國問題「簡單化」，而且「偏激」。
但是，馮小剛不是一個偏激的人，他是中國導演中少有會賺錢的同時，還能啟動大腦思考的人。以馮大導的大陸經歷，其實更早就可以悟到中國人的民族性天生有極大的黑暗面，但是一直忙着發財。中國人如果能讓你發財，民族性當然不錯，但大導人到了中年，終於也明白了，也是一個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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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釣份子因探望劉霞女士，在北京被抓捕，TVB記者亦遭數名中國男子圍毆，香港人很氣憤。
這個姓楊的先生，身份是「保釣人士」。日中關係緊張，幾乎開戰，就是因為香港的「保釣」人士違反《基本法》，干預中國的外交國防事務，擅自闖入尖閣列島（亦即中國宣稱的釣魚島、台灣說的釣魚台）而起。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經濟城市，不要搞太多政治，日中領土爭議，更是關你屁事。香港人理應對全世界都友善。「保釣份子」啟釁戰端，危害世界和平，這次回到大陸，受到中國公安制裁，令人想到，世上終有報應這回事。
至於電視台記者被毆，可不可以這樣看（Why not put it this way）：香港的免費電視新聞台，愛國親中，早已調整了凡事不可以「西方觀點報道」的偏頗立場。他們認為，許多新聞，應該多從中國人的觀點來報道評論，這樣才會免於被英美的CNN和路透社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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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有一篇據稱是日本人的網評，譯成中文，題為「跟中國人辯論是浪費時間」，回應中國民間的反日情緒：
「中國人看事情，喜歡看表面，一些中國人總要找一些事情來諷刺挖苦、譬如日本首相一年換一個這種事。我會用笑話來解釋：內褲一年換一條固然不好，卻總比數十年穿一條內褲衛生得多。」
「又譬如日本的AV。在日本，這是合法的，開放的，但日本法律又是嚴格的，不會把強姦變成嫖宿幼女。這些事情見得多，也就沒興趣回應了。不與中國人辯論，是跟中國人相處需要遵守的原則，因為是浪費時間。」
此一文牘，寫得很cool，最近在網上熱傳，難怪不論中國如何囂罵反日，日本民間沉默不發一言──你在東莞砸中國人買的日本汽車，我在日本絕不會燒你中國人開的中華料理，也不會追打僑居日本的中國人報復，日本是一個成熟的民族。
香港的「藝評醜聞」，證實了日本這篇網論的觀點。不要跟中國人，尤其是洗了腦的中國人辯論，因為是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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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浩翔電影「低俗喜劇」，大陸才女賈選凝「藝評」寫香港電影低俗，演變出一場「五毛變五萬」「獎金」的風波。
港產「本土」電影低不低俗？確實比中國的趙本山相聲、唱紅歌「低俗」，但是中國電影好像甚不「高雅」到哪裏。中國鳳凰台的「鳳凰博報」，也有一篇藝評，題為「中國電影──在惡俗與媚俗間徘徊」，即有如此悲憤的控訴：
「中國電影在表面的虛假繁榮下，隱藏着瀕死的呻吟。在票房這個指揮棒下追逐，中國的電影，已經丟掉了最後的遮羞布，在赤裸裸的惡俗、媚俗、欺騙中，榨取着最後的經濟利益……涸澤而漁吧，我希望中國電影速朽。」
這篇藝評，有龔自珍之風烈，魯迅之嫉惡，我認為，更值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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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導李安再奪奧斯卡，全球直播，在台上「感謝台灣」，這句話遭中國的傳媒竄改為「感謝台灣鄉親」，並定名為來自「中國台灣地區」。
看直播，見到李安口口聲聲「台灣」，不說「中國台灣」，我為這位台灣之子捏把汗。
但想一想，「李老師」避了「中國」兩字，或許有他的苦衷。
我猜想，李安本來應該很愛中國，他拍了一齣給中國人看的電影「色，戒」。豈知「色，戒」在中國公映，片中的愛國女志士王佳芝，受不了色情和戒指誘惑，放棄行刺漢奸，「最高領導同志」看完了，勃然大怒，還有許多「老幹部」，受不了李安「抹黑愛國先烈」，於是片子半途下了畫，李安遭官方傳媒定性為「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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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實巧拆酒店服務公寓分售，將一個缺乏想像力的政府，迫出了情緒化的反應，氣得哇哇叫。
酒店套房，為什麼不可以拆賣？買了之後，你擁有這個套房。但是擁有之後，為什麼一定要天天長住？
這就切入了中國小農人口的思維盲點。中國人是實用的，他們認為，房子擁有了，不是自住，就是放租，每月賺取租金回報。
但是這個世界，多姿多采，還有其他的選擇。譬如，由英資擁有的文華酒店，就可以把頂樓一個房割出來，宣告巿場：這個房，是大明星張國榮跳樓自殺前，最後時刻，住過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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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兩字，音譯為Xiqu，英語世界的人無法發音，莫名其妙，是失敗的名稱。
譬如功夫，叫做Kung Fu，一叫就在西方流行了，因為音節鏗鏘。大陸後來再出口一個花樣，叫Wushu，就不行了。Kung Fu壟斷了語言霸權，因為有李小龍，然後又有大衛卡列甸的劇集。有這樣的Marketing，名字很快上了牛津詞典。
英文是很開放的語言，有許多外來語，因為殖民地一度遍佈天下，Papaya，木瓜，是馬來話，Bangalo，單層樓房，是印度語，但能打得進牛津詞典的，不靠行政手段，要靠市場。
Kung Fu能有市場，「氣功」（Qi Gong）就差點。為什麼不叫Chi Kung？這樣就可以把一個Kung字的意義統一，方便外國人了解。但有人要鬥氣，他偏另搞一套，要你放棄自己，與他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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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事件還沒了完。只是一群知識份子想做個「憲政夢」罷了，沒有越軌，哪知道得罪了「習李新政」。
了解這個民族的人，像本人，絕不會大驚小怪。今天為此喊冤的，是不懂得這個國家的輪迴史。
一九三二年底，有一本《東方雜誌》，為慶祝一九三三年元旦，主編胡愈之向全國四百位名人發出一封徵稿信，題為：「一九三三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夢」：
「在這昏黑的年頭，我們的整個國家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我們詛咒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實生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漫長的冬夜裏，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二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聖權利啊！」
《東方雜誌》的徵稿信提出兩個問題：
一，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請描寫一個輪廓或叙述未來中國的一個方面）。
二，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夢想？（這夢想當然不一定是能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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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及利亞的西方天然氣人質大屠殺，人質死了近廿人，存活者緊急撤退，但英國天然氣公司的主管說：我會回來。
這句話豪氣衝天。已經屍橫遍野，還要回來？當然。有利潤在的地方，不論代價多少，都會回來。換了是香港的公司，早已魂不附體，家屬嚎哭，議員叫「問責」，投訴這個，檢討那樣，加上「黑色旅遊警示」了。但是這個主管說：我會回來。
這是帝國和殖民地的分別。既然是開拓和宣播，必有不可預測的阻力和風險。十九世紀的傳教士去中國佈道，許多給抓起來殺了頭，叫做「教案」。河北天津、山東曹州，拳匪鬧北京，無數教案，死了不知多少人。但從此聖經就此隔絕了嗎？沒有。今天，香港學生有得讀聖保羅和拔萃，家長拚命搶得報名表，多得捐軀殉道的許多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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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