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天真,加上左派知識份子加基層的民主黨執政,所以在全球退化。恐怖勢力囂張,俄國強硬,奧巴馬變成大西洋版的馬英九,毫無領袖相。
天真的人,絕不可以從政,尤其在一個妖孽羣起的亂世。
卡夫卡有一句名言,在亂世之中的悲劇,歸根究柢,只有一個原因,就是「邪惡太了解善良,而善良的人,毫不了解邪惡」(Evil knows of the good, but good does not know of evil)。
天真的人,對人性的邪惡全不認識,也不願意了解。他們不會明白,為什麼人壞起來,可以邪惡到這個程度。將幾百萬猶太人滅族,三五歲的小孩關進毒氣室;上千萬人驅趕到西伯利亞的勞改營;一個地主階級,不問情由而滅絕,蠱惑少年兒童用皮帶將老師和校長打死。幾百萬城市居民趕到農村,凡戴眼鏡的,視為擁有知識的人,有知識的人都被視為「專政」的滅絕對象。這一切都是不遠的事實。
對於天真的人,你跟他們講世上有這些事,他們睜大眼睛,拒絕相信,認為你誇張。當你拿出證據,告訴他們:這是真的。他們聳聳肩,說:我天性樂觀,做人要Happy,這許多慘事,我不想多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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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兩天韓戰,一位人士傳短訊來問:你說美國代表了正義,你為什麼這樣「親美」?
這兩天我有餘暇,看見口訊,回個電話給他,予以免費教育。
「你覺得我親美嗎?」我問:「那麼,閣下身為一個中國人,你覺得親美應不應該?」
「當然不應該。」對方答:「美國正在亞洲圍堵中國,美國不想我們強大,美國是中國的對手。」
我聽了,笑:「Oh really?真的?那麼你記不記得上個月,中國副總理汪洋先生,訪問美國,發表講話,說美中關係,就像一對夫妻,而且,汪先生說,不希望這對夫妻,像梅鐸(大陸叫默爾多克)跟鄧文迪一樣離婚?」
對方聽了一楞。我說:「既然美中是一對夫妻,夫妻恩愛,相敬如賓,夫妻還該共用一個銀行戶口,所以中國的貪官將財產轉移美國,由老公來代管。既是恩愛夫妻,哪有老公『圍堵』老婆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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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寫曼德拉抗爭的白人,「作惡也有一條底線」。我想起大陸海歸學者劉瑜多年前寫過這條底線。她在「底線時分」的文章中,說她讀了700多頁的曼德拉自傳,驚奇發現,這個反政府50年、坐牢近30年的「亂匪」,落到白人種族主義統治者手裏之後,竟從沒挨過打。1963年他剛進羅本島監獄,獄警要求新來的犯人跑步前進,曼德拉抗命反而放慢腳步,獄警威脅可以殺了他,曼德拉說,你們有你們的職責,我們也有我們的。獄警奈何他不得。
另一次更奇怪的是,監獄長Prins對他來訪的妻子雲妮出言不遜,曼德拉給惹火了。「我從座位上站起來,繞過桌子向他走去。Prins向後退去,但我及時控制住了自己,忍住了沒有用拳頭而只用言辭教訓了他,我是個反感說髒話的人,但是那天我違背了自己的準則。」想動手並說髒話的是曼德拉,向後退的是監獄長。
這些南非種族主義者當然不是什麼好人,但劉瑜認為這些壞人「還有底線,這個底線就是不隨便打人。……曼德拉就是在種族主義者的道德之下、底線之上的這塊空地上施展身手,領導南非人民『站起來了』。」
劉瑜寫這篇文章,是因為中國連續發生在獄中被打致死的事件,這些事情讓她意識到,「有些人是沒有底線的。所有蔑視自由的制度都盛產混蛋,但是一些制度比另一些產出的混蛋成色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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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撤出香港,留下一批英國人訓練的政務官、行政官、專家。他們如何面對一個中國化的香港,是「後殖民史」上另一場文明與野蠻的角力。
大衛連的「桂河橋」,探討英國行政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陷入日軍集中營之後的專業意志。英國的上司不在了,由阿歷堅尼斯主演的軍人,受日軍統治,日本人要他率領部下,建一座桂河橋,主角繞開了政治效忠的問題,只執着於專業的中立,在不凡處境,在艱難的時期,他只能將交付下來的任務做好。
到日軍失利,盟軍反攻,英美司令部與他恢復了聯絡,最新的任務是將桂河橋炸掉。阿歷堅尼斯也沒有選擇,不論桂河橋花了幾多心血建成,時勢變了,要你炸掉,你就要動手。
英國人為香港留下的文官,有一套英式的制度保障。英國自己沒有什麼廉政公署,因為英國文化沒有貪污的基因。廉政公署是英國人為中國人的民族性貼身訂造的,難得的是,也贏得中國人內心的讚美,雖然中國的「中紀委」也想模仿,但限於民族基因,永遠不可能學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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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解密英中談判香港前途。港督尤德聲稱代表香港,隨英國代表團北上。中國的鄧小平說:香港發了幾多鈔票,沒有人知道。但華文傳媒報道:據說尤德當面「頂撞」鄧小平,說:我知道。
尤德在鄧小平面前講實話,不足為奇。中國人這個「頂撞」一詞,卻甚為趣致。
尤德沒有刻意「頂撞」誰,他只對中國鄧小平出於無知的說法,表示「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彼此地位相等。但在中國人的語境裏,嚇死了,因為什麼「海瑞罵皇帝」啦、「十奏嚴嵩」啦、「彭德懷上萬言書」啦,凡此種種,並非「表達歧見」,而是下奴對上主的不敬,故曰「頂撞」。
尤德不是鄧小平的家奴。眼看鄧小平這個土包對香港的無知,尤德不跟你客氣,直言糾正,無所謂頂撞不頂撞。即使真的頂撞,又有什麼問題?
尤德在英中會議對鄧小平說了一個「不」字,在英語世界,不成為新聞。在中國人的奴才意識裏,尤德好像頂撞了他們的皇帝,犯了大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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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中國大陸人士不了解:英國殖民地管治時,為什麼你們香港人從來不曾要求民主?
這個問題,只要智商正常,都知道答案。二十年來,我是這樣教育(不錯,Educate)大陸的中國人:
如果你認為香港人也是中國人,中國人的民族性,確實不太熱衷什麼西方的民主,他們只需要一個「好皇帝」。
請閣下由歷史長河的角度來看:自從一八四二年,香港人一百五十多年,十分幸運,由維多利亞女皇開始,愛德華七世、佐治五世、愛德華八世、佐治六世,然後是伊利沙伯二世,香港人擁有過六位好皇帝。
香港人的好運氣,大陸中國人沒有:道光、咸豐、同治、光緒、袁世凱、毛澤東,不是暴君,就是平庸而低能的皇帝。你們千百年來祈求出現而沒有遇上的好皇帝,香港人一生下來就有了。你們今天還在「呼喚」的明君唐太宗、文景之治什麼的,香港人覺得不稀罕。只要有好皇帝,香港人也是中國人,還要什麼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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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的「中國人成熟嗎?」,書名是一個老問題。中國人如果「成熟」,不會有人以此為論題,由梁啟超、魯迅和林語堂開始,「論述」了一百年。
中國人之不成熟,源自中國「知識份子」帶頭之愚昧。本來孔子希望「上智下愚」,由讀書人引領農民階級,一起進步,安居樂業。
但是民國知識份子丁文江,是礦學家,留學英國,他的名言:「中國國家弄到這般田地,完全是知識階級的責任。」當時這樣講,在民國北平和上海,引起一陣爭議,同是留學英國的北大教授陳西瀅和應:與中國的知識份子交談,「他們的見解和知識幾乎全部趕不上一般的學生。」
一九八九年,蘇聯共產集團崩潰。其後約有十年,中國的「知識份子」跟着他們的統治者對外宣傳:中國不可以走西方議會民主之路,否則就會步蘇聯解體的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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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莊在《我們有份令她墮落》一文中說,她數日前坐的士,司機破口大罵建制派、工聯會尤其是陳婉嫻在特權法動議中支持政府:「呢個陳婉嫻,成日自稱為勞工,投票就變臉!」陳淑莊問他:「你是選民嗎?」他答:「陳小姐,我幾年前載過你,你當時問我做選民未,到𠵱家都未做呀,因為我覺得都冇乜用啦。」陳說,她登時「無名火起。你明知是非黑白,卻選擇沉默妥協,平時將這些公義大事當做吹水題目,關鍵選舉就置之不理。就是這些沉默大多數,令立法會內的保皇黨肆無忌憚」。
有港視員工說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示威集會,網上有人說:過去香港發生這麼多不公平、不公義的事,你都置若罔聞,直到跟自己利益相關的事你才參加。這些示威的缺席者是不是也「有份令香港墮落」?
早前,范國威提出促請政府制訂政策時以港人優先為依歸的動議,遭到立法會否決。這本是一個常識性的動議。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各城市在內,都是當地人優先,因為當地人持續多年交稅或對當地作貢獻。范的動議,要點在要求減少大陸移民配額,要求取回大陸人的入境審批權。但反對的議員認為,不應將社會問題歸咎於新移民,更批評范的本土主義和排外思想撕裂社會。建制派之外,連泛民的22位議員也召開記者會,以「反歧視、反分化、反排外」作口號,譴責將中港矛盾的問題歸咎於新移民,又批評范、毛(孟靜)二人提出減少新移民來港配額,「令港人蒙羞」。他們的理由是支持家庭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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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的專著「中國人成熟嗎?」,給這個病態的民族診症。
中國人的基因遺傳病,病因繁多,病態豐富,除了帝皇專制,令這個民族缺乏個性,邱博士認為,根本之處,是中國人缺乏成熟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病態,其中尤好低級的詭辯。
讀過幾本書的「知識份子」,尤好低級的詭辯。譬如「九一一」恐襲,有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表示「力排眾議」,想表演「獨立思考」,認為「美國霸權」才是「九一一」的「深層原因」,拉登雖然是「西方標籤」的「恐怖份子」,這些人認為:卻還值得「同情」。
一個民族幼稚,不足為奇。孔子說:上智下愚,中國農民是愚昧的族群,這一點迨無異議,不值一提,但是如果本來應該「上智」的知識份子,也帶頭愚蠢,則無論這些人自吹有幾多千年「燦爛文明」,也是一堆糞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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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黨報痛罵香港人抗拒「國民教育」,像三歲小孩撒嬌。
香港人如果像三歲小孩,以「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邏輯推演,那麼中國人的情緒和智商,動不動就吵嚷說「中國不高興」,又有幾多歲?恐怕也不會超過四歲。
三四歲的小孩,幼稚有餘,是不成熟的小動物。留學德國的時評專家邱震海,著述「中國人成熟嗎?」從歷史文化的基因,探究中國人為什麼至今仍如此之狹隘幼稚的理由。
邱博士認為,中國人自從洋務運動失敗之後,即陷入了「整體的焦慮、騷動和混亂,中國的現代化從整體上迷失了方向,血雨腥風,生靈塗炭,自相殘殺。中國的精英救國之路,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之中。」
這個不成熟的民族,慣於自欺。一九四九年,他們以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換來飢餓和鬥爭的毛共三十年,還以為自己是世界共產主義的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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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BIG and go for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