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這個名詞，引起巨大爭議，問題不在於認不認是「中國人」，而是「中國人」到底還算不算中國人。

本來，「中國人」的概念，跟「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相連，因此，中國人原來的定義，一定與「文明」搭得上線，如果文明沒有了，「中國人」剩下法國意大利名牌包裝的一副鮑魚、紅酒、痰涎、喧嘩、法拉利組成的生理軀殼，而且這個種族，壟斷了古今「中國人」的定義時，有一個妥協的方式，是尊稱這個變種為「強國人」，而將「中國人」這個名詞之虛實，像釣魚台或尖閣列島的主權一樣，暫行擱置。

譬如，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北京（Peking），或稱北平，有一個人文的貴族：馬連良、梅蘭芳、齊白石、胡適，而且有「民國四公子」──張學良、袁世凱的兒子袁克文，清室貝勒的後代溥侗，還有孫中山的兒子孫科。那時候京華，像三十年代的倫敦，有羅素、奧威爾、維珍妮亞吳爾芙、阿拉伯的勞倫斯，有許多有學問、有氣質、有品格的人，有緣可以求見，所以有一句詩，叫做「冠蓋滿京華」。這就是原來的中國。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三十年，發生了一場什麼浩劫，你一定知道。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Defining →

香港資深愛國記者程翔先生回憶中國官員魯平，其中記述魯平的「人情味」，頗為有趣：

「六四後，我和太太都離開了文匯報，跟魯平乃至整個香港左派的關係都斷了。有一天，魯平到訪香港科技大學，在這處見到我太太，立刻偏離原來前進的方向，特意走過來與我太太握手問好。相比之下，有些原來的左派的朋友，對我們避之唯恐不及，則魯平的風度及對朋友的真摯，是令人難忘的。」所以，程先生說：「從私人的角度，我對魯平是很尊敬和感激的。」

此段珍貴文字，由文化角度，有兩大看點。

第一，是「六四」後，作者的「左派朋友」對作者之「唯恐走避不及」。為什麼呢？因為程先生那時已被「定性」為反共反中人物，在中國人社會，一旦「定性」，你身邊本來跟你要好的人，當然「唯恐走避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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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真正的民主，但國家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可以不可以呢？當然可以，譬如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

但是李光耀是全球獨一無二的產物。李光耀是一杯歷史運勢調校出來只此一家的雞尾酒。李光耀集兩千年前中國的儒家和法家、維多利亞時代以後英國的法治理性、德國的優生學和紀律於一身，而且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東西方冷戰、共產赤化亞洲的洗淬精煉，李光耀可以不給新加坡人民主，但能保持公正，李光耀的新加坡不止是一個獨特的國家，而且是一件作品。

李光耀做得到的，其他華人國家和地區，不要做夢，絕不可能做到。首先，李光耀是客家人，也是華裔，但絕對不是中國人。李光耀是劍橋出來的律師和經濟學家。劍橋也是凱恩斯的思想故鄉，因此李光耀相信政府權威的干預，但由於劍橋是一所鼓勵叛逆的學堂，李光耀天不怕地不怕，七十年代，可以在東南亞的赤禍和伊斯蘭國家的團團包圍下，像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紅海，將新加坡建成自己的理想國。

新加坡既有西方，也有東方；有法治，也有人治；有理性的制度，其中又有家長的獨裁。新加坡的淡馬錫，由李氏家族掌控，國家就是他的資產，但李光耀一家從來不滿身穿名牌，他的孫子不會在烏節路百哩時速開法拉利，而且從來不將國家資產，化為個人在加州的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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