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英治一百五十多年，政治天真，近三十年，只將中國當做一個大巿場，而不知道深圳河以北的一大片，不止是巿場，還是一個政體強力統治着的國家。

一個一盤散沙的民族，如何能幾十年來由衣食、行動、戶口，嚴厲管治到他們的思想？靠一個極為嚴密的龐大的組織機器。

這個組織機器，要管治好一個散渙的民族，首先自己要有一套嚴格的約束力。此一組織的約束力，不止是紀律和規條，而有一套深植入血液和骨髓的意識，此一深層意識，叫做「黨性」。

天真的香港人，不明白「黨性」是什麼回事。有點知識的，會以為只是一般大企業或財團對下屬的規章要求。但「黨性」之嚴厲，遠不止於此。

因為當一個政黨在初生之時，由一股熱血理想的人，鼓吹暴力革命，推翻「壓迫者」，進而還要很激進地摧毀一個所謂「舊世界」，這個政黨須在統治者的追捕殺戮之下艱苦生存，並尋求擴大地盤。一個同志被捕了，遭到嚴刑拷打，要供出組織，如果沒有超強的黨性，在白色恐怖之下咬牙挺住，地下黨的革命就會夭折沒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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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左派報人羅孚老先生逝世。羅孚前半生，在民國儒雅的氣氛裏長大，後半生，則在共產黨的文化圈裏供職。說羅孚，千言萬語，可以歸納為一條線，一個對國家熱誠的中國知識份子，如何由人性的理想而誤踏「黨性」的政治網，最後澈悟，又衝出「黨性」之網，回歸人性的長卷。

中共的「黨性」，與中國傳統的人性，水火不容。當你「黨性」堅強，服從組織，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終身」，你以為你比常人進步和優秀，但是在經歷苦痛和創傷之後，又發現此一當初令你熱血投身的「偉大事業」，原來是一場騙局，像美國電影「飛越瘋人院」的結局，打破窗戶，跨越籬笆，告別那座精神病院，向着綠水青山，逃了出來。

但是「黨性」的囚錮業力，十分巨大。「黨性」之所以可以統治一個思考能力甚低的民族，正因為「黨性」的法力無邊，而人性，雖然有耶和華的靈光，卻時有力所不逮的時刻。所以極權與自由，「組織」與個人，黨性與人性之間的對立，如果看穿了，就知道終極不止是政治的爭議，而是神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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