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必須在現實上之憑藉愈少而感飄蕩無根時，然後精神上之理想才愈能向上提起。但提起的理想又還須落在現實上生根 。然而我們只注目在理想之在現實上生根時，理想之自身即可暫不向上生發，而現實的泥土，亦即同時可窒息理想之種子的生機。這是一切個人的人生與人生之共同的事業，同有一內在的根本矛盾與危機。這點意思，我希望大家能有一真切的會悟，然後再看我們有無解決此矛盾與危機之道路。
這是一個文化上被亡國的人對他的學生畢業前的一番說話… 那時的中國文化已到了一息尚存的一刻，能找到一個避難的地方安頓下來苟延殘喘已是不可多得。
這個時代的年青人或許不會感受到他的悲傷，但面對著不公義的社會、沒有希望的將來，現在在香港走出來的年輕一代所要求的，正正是他們理想的避難所。
可悲的是到了五六十年後的今天，這班年青人還未開始去找尋理想就已經被標籤為沒有獨立思想、被煽動的一群…
對，他們是被煽動的，所以鄰近大國先要有Great Firewall，北韓將西方的民主國家形容為邪惡之源，為的不就是避免它們的年青人免於被煽動嗎?
年長的，當你們一邊埋怨年少的不長進、不懂事、不思考時，不要忘記他們現在被困在的你們有份搭建的鐵屋，你們最終會像孔乙己一樣無聲無息地先離開，但年青的仍會不斷拼著生命地咆哮，直到鐵屋塌下。
這是一場世代之戰，也是一場理想與現實之戰……
夏志清逝世，民國時代剩下的一廟殘燈，又滅了一盞。
夏志清不但推崇張愛玲，還心儀錢鍾書，尤其錢鍾書的小說，連同張愛玲，夏志清認為比魯迅好。
在七十年代，因為毛澤東和共產黨將魯迅尊為文學的穆罕默德，說魯迅的小說很一般，甚而推許所謂「漢奸」張愛玲，對於那時的中國人，好像端了一塊肥豬肉進阿富汗塔利班的清真寺裏供奉膜拜，加上夏志清的反共，夏志清被左仔文人攻擊為「學閥」。
夏志清比錢鍾書晚半輩，一九四四年，夏志清在宋淇家裏初見錢鍾書，覺得在盛年的錢鍾書，有周瑜的氣質，雄姿英發，羽扇綸巾，因為年少得志，有孤傲倜儻之氣。
錢鍾書問夏志清，最近讀了什麼書。夏志清說他讀了古希臘史詩，錢問夏志清喜歡哪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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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坨糞便引起的不僅是一場風波，也不僅是讓港中矛盾再激化，而且是香港文明的保衞戰。這不是兩地的文化差異，因為隨地便溺的是動物，港人普遍不認為這屬於人類文化；甚至也不是文明的差異，因為我們覺得這種行為已遠離文明。那也不是兩地民間利益的對立，因為中共官方媒體支撐着大陸人來港隨地便溺這種「文化」，是大陸官民一體與香港文明對抗。香港市民文明保衞戰的對抗對象，還包括香港的官員，因為政府高官蘇錦樑站在大陸一方，要求香港人「包容」這種違法行為。一滴水照見一片藍天，一坨便溺照出香港文明陷落的可悲處境。
星期三晚上，《蘋果》「即時新聞」報道，一對大陸父母抱小童在街頭便溺的「一泡尿風波」，讓大陸網民發起6月1日起不去香港行動，聲稱「我們是消費者、我們是上帝」，要讓香港人知道失去大陸旅客的後果。 Continue reading 李怡 – 再要包容，香港人也要淪為動物了 →
王維基申請電視牌照，雖然投入大量資金，積極工作，卻被梁振英的特區政府踢出局，理由是「過份高調進取」、「冒犯政府權威」、「有『逼宮』之嫌」，而且更進一步，因電視劇太受香港市民歡迎，有可能「號召香港人遊行示威」。
梁振英時時自稱中國人，而且「中國」得很百分之百，擁有這等中國人的誅心陰暗性格，十分正常。
慘在與所謂梁班子綑綁的一些「前朝港英餘孽」，英國人教出來的黃皮膚精英，你看所謂行政會議的人馬排開，有幾位：穿西裝戴眼鏡、相貌端莊而一對眼睛不矇豬的；早生了點白髮的、蓄了奇勒基寶式小鬍子的，還有若干女士，穿上衣裙，頗有一兩分牛津劍橋淑女氣的──這一幫，一看就知道「中國人」的味道不是太濃的，略受過英國文明洗浸的人士，對於王維基不獲發牌的「中國深層次理由」，一定不敢認同，甚至如英語說的：「深深受到驚怖」（Deeply app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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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的「中國人成熟嗎？」，書名是一個老問題。中國人如果「成熟」，不會有人以此為論題，由梁啟超、魯迅和林語堂開始，「論述」了一百年。
中國人之不成熟，源自中國「知識份子」帶頭之愚昧。本來孔子希望「上智下愚」，由讀書人引領農民階級，一起進步，安居樂業。
但是民國知識份子丁文江，是礦學家，留學英國，他的名言：「中國國家弄到這般田地，完全是知識階級的責任。」當時這樣講，在民國北平和上海，引起一陣爭議，同是留學英國的北大教授陳西瀅和應：與中國的知識份子交談，「他們的見解和知識幾乎全部趕不上一般的學生。」
一九八九年，蘇聯共產集團崩潰。其後約有十年，中國的「知識份子」跟着他們的統治者對外宣傳：中國不可以走西方議會民主之路，否則就會步蘇聯解體的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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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魯迅
突然想起了魯迅以上這段話，是因為明天下午，紅色組織「香港行動」及「香港家長聯會」，將在旺角西洋菜街集會，揚言要聲討早前在街頭向警察高聲抗爭並說了句粗話的小學老師林慧思。著名填詞人林夕，昨在專欄說：「真假衞道之士卻對林慧思老師火力全開，只為她粗野又勇武地，為荒謬的將死的城市發出了幾聲咆哮？我城即使要死，死於偽善及語言潔癖，就太不值了。」
「荒謬的將死的城市」，不就是魯迅先生說的「可詛咒的地方」嗎？至於這個本來是可愛的地方、可愛的時代，為甚麼會變成一個可詛咒的地方、可詛咒的時代，也許我們就要從那個鬼節出生的人的上位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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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政務司司長林瑞麟原來是個值得懷念的人物。在「汶川大地震」之後，有一筆為數二百萬元的香港捐款，用作在災區「重建學校」，哪知道學校建好之後，很快拆掉，改建成夜總會。林司長到四川去追查這二百萬捐款的去向。
林司長為什麼膽敢這樣做？不知是不是受到上帝指引。二百萬元雖然很少，但當初你有捐出去的義務，因為「血濃於水，本是一家人」，但後來錢不見了，你如果想查究，就變成「干涉內政，井水犯河水」。中國人的邏輯標準像四川底層的地殼板塊，時時移來移去，林前司長膽敢去查究，不論追不追得到，這份身入虎穴的道德形象，十分令人欽佩。如果要求不太高，二○一七年若林前司長選特首，香港人還是可投一票。
這次又地震，中國政府表現大國成熟器度，宣佈婉拒境外援助，確實，中國已經強大，歐洲和冰島都乞求中國資金，強國的定義是你有事求我，我出點事，不必求你。當年鄧小平說收回香港主權，戴卓爾夫人告訴他：「收回香港，將會是一場災難。」鄧小平答：「再大的災難，中國人民也能獨自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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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導演馮小剛說：拍「一九四二」的時候，他明白了，中國人的問題，不一定是哪個政黨、哪套制度，而是民族性的問題。
馮大導講得沒錯。一個國家，即使出現獨裁的政黨，就像一個人得了癌症。癌症一個重要成因，是家族遺傳。
有的民族，癌症比率低，像日本。日本人飲食健康，鍾秀自然，喜愛茶道，又不會向下一代提供有毒污染食品，加上承傳了老莊的道家思想，並學得歐洲人的品味，大和民族心境平和，看破生死，即使地震災劫，毫不喧嘩慌亂，贏得美國和歐洲的尊敬。
日本的民族性，早年因固有蒙古利亞裔成吉思汗的殘暴，以及中國戰國時代武士的愚忠至勇，加上明治維新成功，驕奢不可一世，像白血球過多一樣，對外侵略，為鄰國造成危害。
可幸得到西方文明挽救，杜魯門和麥克阿瑟，保留日本天皇，日本人去除了蒙古利亞的基因，成為東西方文化優秀價值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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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浩翔電影「低俗喜劇」，大陸才女賈選凝「藝評」寫香港電影低俗，演變出一場「五毛變五萬」「獎金」的風波。
港產「本土」電影低不低俗？確實比中國的趙本山相聲、唱紅歌「低俗」，但是中國電影好像甚不「高雅」到哪裏。中國鳳凰台的「鳳凰博報」，也有一篇藝評，題為「中國電影──在惡俗與媚俗間徘徊」，即有如此悲憤的控訴：
「中國電影在表面的虛假繁榮下，隱藏着瀕死的呻吟。在票房這個指揮棒下追逐，中國的電影，已經丟掉了最後的遮羞布，在赤裸裸的惡俗、媚俗、欺騙中，榨取着最後的經濟利益……涸澤而漁吧，我希望中國電影速朽。」
這篇藝評，有龔自珍之風烈，魯迅之嫉惡，我認為，更值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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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事件還沒了完。只是一群知識份子想做個「憲政夢」罷了，沒有越軌，哪知道得罪了「習李新政」。
了解這個民族的人，像本人，絕不會大驚小怪。今天為此喊冤的，是不懂得這個國家的輪迴史。
一九三二年底，有一本《東方雜誌》，為慶祝一九三三年元旦，主編胡愈之向全國四百位名人發出一封徵稿信，題為：「一九三三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夢」：
「在這昏黑的年頭，我們的整個國家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我們詛咒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實生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漫長的冬夜裏，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二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聖權利啊！」
《東方雜誌》的徵稿信提出兩個問題：
一，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請描寫一個輪廓或叙述未來中國的一個方面）。
二，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夢想？（這夢想當然不一定是能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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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BIG and go for it =)
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