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馬連良

陶傑 – Defining

「中國人」這個名詞,引起巨大爭議,問題不在於認不認是「中國人」,而是「中國人」到底還算不算中國人。

本來,「中國人」的概念,跟「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相連,因此,中國人原來的定義,一定與「文明」搭得上線,如果文明沒有了,「中國人」剩下法國意大利名牌包裝的一副鮑魚、紅酒、痰涎、喧嘩、法拉利組成的生理軀殼,而且這個種族,壟斷了古今「中國人」的定義時,有一個妥協的方式,是尊稱這個變種為「強國人」,而將「中國人」這個名詞之虛實,像釣魚台或尖閣列島的主權一樣,暫行擱置。

譬如,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北京(Peking),或稱北平,有一個人文的貴族:馬連良、梅蘭芳、齊白石、胡適,而且有「民國四公子」──張學良、袁世凱的兒子袁克文,清室貝勒的後代溥侗,還有孫中山的兒子孫科。那時候京華,像三十年代的倫敦,有羅素、奧威爾、維珍妮亞吳爾芙、阿拉伯的勞倫斯,有許多有學問、有氣質、有品格的人,有緣可以求見,所以有一句詩,叫做「冠蓋滿京華」。這就是原來的中國。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三十年,發生了一場什麼浩劫,你一定知道。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Defining

陶傑 – 有趣小事

香港資深愛國記者程翔先生回憶中國官員魯平,其中記述魯平的「人情味」,頗為有趣:

「六四後,我和太太都離開了文匯報,跟魯平乃至整個香港左派的關係都斷了。有一天,魯平到訪香港科技大學,在這處見到我太太,立刻偏離原來前進的方向,特意走過來與我太太握手問好。相比之下,有些原來的左派的朋友,對我們避之唯恐不及,則魯平的風度及對朋友的真摯,是令人難忘的。」所以,程先生說:「從私人的角度,我對魯平是很尊敬和感激的。」

此段珍貴文字,由文化角度,有兩大看點。

第一,是「六四」後,作者的「左派朋友」對作者之「唯恐走避不及」。為什麼呢?因為程先生那時已被「定性」為反共反中人物,在中國人社會,一旦「定性」,你身邊本來跟你要好的人,當然「唯恐走避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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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人問題

短短一兩年,香港下一代不認「中國人」身份者大增。

換了其他國家政府,會從巿場文化方面,深刻反省研究,而不是破口大罵,指香港人「不愛國」。

但「愛國」的紛爭,變成愛黨愛政權,一輛快車,開進另一條「中國軌道」:這條軌道上的「中國」,是政治的中國和GDP的中國。

政治和GDP的中國軌道上,兩岸的景觀,對香港的下一代沒有吸引力。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男人四五十歲、剃小平頭、穿廉價T恤;女人是歐洲名牌的掃貨客。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人」,忙碌而喧閙,他們交談的話題,不離「我有一個項目」、「我在大陸弄到一幅地」、「項目加上土地,還有銀行融資,可以建五十座別墅」。

這個「中國」,是「項目中國」、「房地產中國」、「融資中國」、「財技中國」,也就是「GDP中國」。這條中國軌道,速度快,乘客多,人聲喧沸,人心也很緊張,但是車開着開着,人人會發現,這條軌道開着的是一條貪腐之道。

然而本來,還有另外的軌道,像中秋的中國,黃河的中國,江南小橋流水的中國,徐志摩林徽音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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