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命題﹕仇富。翻開近幾個月的印刷刊物，周刊日報都有這兩個字，彷彿一下子香港的富人都活不下去了，因為窮光蛋天天叼念追着他們來打，要分他們的家當，要把共產共妻的思想從解放前的中國大陸移植來香港抽新枝發嫩芽。可是到底哪個富人惹人仇讎卻沒有一個活生生例子。我的經驗和這稍微有點不同。九十年代初我從美國回來後聽到的第一個黑色笑話是這樣的﹕貧賤不能移，停頓半秒之後迸出最後一個字﹕民。那年那月是人人大包小包往美加英澳移民的日子，是的，那是跳船逃難的壯觀景象，是把沒法子東遷西移的窮人都丟給共產黨的日子。仇窮都來不及，哪有時間仇富，咪玩啦，香港人。
 

我是靠看電視過假日的典型香港人，過去三年唯一令我感慨萬千的電視節目是一個叫何喜華的頭髮斑白男子的訪問。他是社工，講的都是普羅大眾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低下層生活難熬的事實。不是說他噙着眼淚講香港貧窮問題我才感到百轉千迴，而是節目第二天我去灣仔一家上海店理髮，幾個師傅都六七十開外，如果家裏條件好的大概不用一把年紀站一整天替人剪那三千煩惱絲。我一面閉目養神，腦勺子上剪刀如飛，師傅扯大嗓門說到何喜華訪問。師傅說，抵佢死，成日示威有乜用？坐在斜對面的是另一對師傅和老主顧，半躺椅上修鬍子的是老人，和師傅正有一搭沒一搭講樓股講加拿大花園屋。我雖看不到他倆的神態，但光聽都聽得出那是充滿敬畏和傲慢的對話。 Continue reading 安裕周記 – 仇富定係仇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