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路易十六

陶傑 – 大氣巴士的獄

如果梁班子是十八世紀末的波邦王朝——此一譬喻,純為方便,波邦王朝的法國,是古典主義精雅文化的豐盛期,今日的香特,當然不可類比——那麼香港的電視霸權,越來越像巴士的獄。

巴士的獄不是路易十六蓋的,但路易十六繼承了此一「品牌」。此外,攻打巴士的獄那天,發現裏面只有六名囚犯,但香港大氣電波的巴士的獄,卻是由雄厚的「慣性收視率」、亦即數以百萬計的遙控點擊建成的,所以法國的巴士的獄一日攻克,香港的那座卻不可能。

因為香港有「慣性收視率」,在法國大革命前夕,並無「慣性捱餓」、「慣性入獄」、「慣性為囚」。什麼叫「慣性」?根據巴夫洛夫對狗的實驗:搖一下手鈴,再讓狗吃一口,久而久之,狗的食慾與鈴聲掛上了號,以後狗只聽見鈴聲,就張嘴巴伸舌頭想吃,這就叫慣性。

很明顯,慣性對於狗,是生理規律,但人應該比狗高等,然而在慣性的意義之中,人不必聽鈴聲,就有了跟狗一樣的潛意慾,到底是人比狗更Sophisticated呢,還是人比狗更賤?如果尼采或者蘇格拉底復活,這是我最想請教的問題。

一個城市於電視有收視的慣性,所以電視台的霸權,與此一慣性有共生的關係。

同理,一個民族對奴役長期有順從的慣性,所以極權的壽命,亦與此一慣性地久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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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大智慧

世界上所有的民變和革命,本來都可以避免。終於發生了,是因為當權者的延誤。

法國大革命本來不必發生的,如果那年六月國王召開的「三級會議」,國王願意勸說貴族加一點稅。如果貴族階級肯多負擔點稅收,也不會有後來的革命。

不肯自動加稅,也不要緊,只要國王肯應代表的要求,兩千多名代表,一人一票,而不是沿用二百年前的舊制:貴族、教士、平民,一個階級一票。

如果國王讓了步,不會有後來的斷頭台。但是不,國王阻撓改革,不是他故意與平民作對,而是他認為拖得一天是一天,法國的平民會像過去二百年一樣,默默忍下去。

有人以為,法國大革命的原因是國王路易十六想政治改革。不對。國王根本不想改革。到進攻巴士的監獄、暴民佔領梵爾賽宮、把國王夫婦押回巴黎之後,路易十六才開始同意改革。這時他才想到英國的君主立憲,把實權讓出來,但一切已經太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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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讀法國大革命

中國高層在流傳法國大革命研究,其權威論著,就是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

歐洲的現代史,就是由法國大革命誕生的。我在本欄說過,不識法國大革命,無資格論政。現在更要修正:正如沒看通紅樓夢,不太有資格稱為中國知識份子,同理,不懂法國大革命,無以做一個世界公民。

法國大革命是說不完的故事,讀不完的教科書,回味不盡的激情劇。讀法國革命史透澈,能知過去未來,可悉人性思想:歷史的大海嘯爆發了,如何自處?本來是好人,為何變成了惡魔,明明是庸人,為何變成了犧牲品。法國大革命史尚可與中國歷史並讀,譬如:三國演義,曹魏篡漢,最後天下卻盡歸司馬懿。法國大革命,最後革命派也分裂而自相殘殺,卻由拿破崙「冷手執個熱煎堆」,統合大局,而且在歐洲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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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唐君毅名句

香港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小圈子「選舉」,豬狼相爭,其中一隻,備受「知識份子」吹捧、文化人歡呼、專業人士叫好,師奶阿嬸萬人迷,只是香港首富很有保留。

他老人家不喜歡,這就對了。此候「選」人民望一直暴升,最後幾天,卻爆出他有「催淚彈防暴隊」的特殊嗜好,於是「民調」又急跌。

在英語之中,有Lesser of the two evils之說,意思就是:形格勢禁時,要不那麼壞的那個。這句話,在一貫非黑即白頭腦簡單的社會,無法明白,於是「知識份子」帶頭起哄,很好,這次真「選」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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