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趙紫陽

陶傑 – 香港無人

香港人不會玩政治,尤其中國政治。大陸開放改革三十年,香港的精英時時北上,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鄧小平,從那時開始,就應該見識得到中國政治的山高水深,但很奇怪,這些愛國愛港人士,三十年來的表現無甚進步,好像什麼也沒有學過。

譬如中共的習總,最近召開文藝座談會,會上有諾貝爾文學家莫言,畫家范曾,導演陳凱歌、馮小剛,還有許多作家。但是滿座賓客,有誰不獲邀請而缺席?誰該到而沒有來?不止是宣示政策,下一步還是要拿人呢。

香港掀起佔中運動,特首梁振英對公眾說:二〇一七年普選方式是人大決定的,不是我,香港特區政府沒有權力更改。

這也是不識相。即使真的由大陸人大定的,你梁特也不可以公開這樣講出來,尤其不可以在佔中形勢最尖刻時這樣公開講出來。一九八九年,趙紫陽即因向蘇聯人說「現在重大問題都由鄧小平決定」而獲罪。當年此事直播,香港人都看得到,但香港的特首卻不理會,是他藝高特別人膽大,還是無識於中國,倒是耐人尋味。

香港特首去北京「述職」,不是叫你向上面說:「香港發生了暴亂,因為人大決議定了案,香港人不服,請問現在要不要開槍?解放軍要不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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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塔的四層

中國的政治多悲劇,其中一個原因,是雖然有許多好人,敢於抗爭,但由於中國的國運不好,往往因為遇上惡劣的時機,致使流血收場。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由中國學生佔領,長達兩個月。大學生反貪污,得到北京巿民支持,而且聲勢浩大,延綿不絕。

此時,大陸上層爆發了尖銳的權力鬥爭。總書記趙紫陽雖然很同情學生,也是溫和派,但黨內的強硬派如李鵬,與元老鄧小平,覺得有外國勢力借大學生想顛覆大陸的江山。

學生說他們只想中國好,想國家進步,但中國是一個家天下的人治國家。人治的特色,是一旦一個帝皇有了一種感覺,感覺成為事實,下面必有多層的臣奴,為感覺而催生成的事實服務。

一九八九年五月,統戰部長閻明復氣急敗壞來到天安門廣場,央求學生結束佔領廣場。閻明復代表了趙紫陽的意思。但在那個時候,趙紫陽與鄧小平李鵬的分歧是黨內機密,閻明復不能明講,但這樣下去,趙紫陽的處境會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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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當年港孩

「六四」期間,香港的愛國親中派、工商界、青年才俊,以為鄧小平屠城,中國會內戰,趙紫陽將會得勝,於是紛紛下注,押買趙紫陽是下一屆的中國皇帝。

許多有頭有臉的所謂「良心聲明」,就是中國式賭坊裏,那時一窩蜂下注的吆喝喧譟。今日看來,特別好笑。

許多當年「香港精英」的所謂「聲明」,連中文都狗屁不通,譬如一伙自稱「一九八八年香港青年工業家獎全體獲得者*」的聲明,其中文是這樣的:

「我們認為明天的中國是今天青年的天下;我們被今天中國的青年感動了。我們於是衷心希望,中國的領導人同樣地受到感動。我們到中國大陸投資的香港青年、不僅感動,也認為投資是要在一個順民意的政制下從事的。」

這伙「青年工業家獎全體獲得者」,七個人,芳名列出,還註明「排名不分先後」,即是像電影演員表一樣,李菁何莉莉、陳寶珠蕭芳芳,我們粒粒巨星,但「排名不分先後」,大家都是花旦小生,一樣的「咁高咁大」,我們在「感動」的時候,是不會爭風吃醋的。

這伙在「港英」時代「讀番書」的「青年工業家獎獲得者」,不懂中文,也不了解中國。中國不論今天還是明天,都不會是「青年的天下」,而是「老人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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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還有人記得

邵逸夫爵士逝世,遠在美國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這樣評論:「邵逸夫先生一生愛黨、愛國、愛港,大慈大悲,是菩薩,是善人。」

許家屯一九八二年才來到香港,來了之後就戴一副黑眼鏡巡邏九龍城寨,對於歷史的香港,許家屯不是太了解。

邵逸夫一生愛黨愛國?不知愛哪一副黨國。我們香港人有記憶的,都記得六七十年代,每年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邵先生年年率領邵氏紅星,去大道中二號美國的希爾頓酒店,出席雙十國慶酒會,並祝賀蔣公中正,福壽康寧。

蔣中正總統十月三十日生辰,邵先生也帶領明星飛去台灣祝壽。邵先生確實愛黨愛國,但是與許家屯所指的那一副,明顯的南轅北轍,除非許老先生在美國西來寺住得久了,漸漸皈依了國民黨,或者中華民國。

如果許老先生沒有,那就比較嚴重:「事實不能歪曲,意見大可自由」。小時候,我在香港的愛國學校讀過書,那一年,有一個同學住在銅鑼灣邵氏的明珠戲院附近,他私下看了邵氏武打片「仇連環」,哪知道被另外一個小孩在街上看到,報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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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讀書・做人

訪問陶傑,是難也是易,傳媒裏的陶傑是個多面手,要寫陶傑,難!容易變瞎子摸象,他文字功夫上乘,說話條理分明,旁徵博引,抓住這點,他是才子,若抓住他抵死比喻,會說他刻薄犬儒,抓住小農DNA, 便是反華反共。陶傑本人並不介意,百貨百賣有百客。但正如孫悟空分身,萬變不離其宗。穿越他的文字及傳媒形象,你會見到一個真實的陶傑,就是他留給自己的那一部分,陶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痛苦、掙扎沒有感覺嗎?對毛澤東的痛恨,是無緣無故的嗎?到今日取笑大中華膠、左膠,是刻薄嗎?陶傑由讀書、做人說起,再論到中國知識分子的traumatic創傷性集體心理、中國歷史之痛苦及「國情」二字之桎梏。

當收起嘻笑怒罵、尖酸刻薄犬儒之後,仍然是當初相識的那個有火的讀書人,沒有改變,要寫陶傑,其實一點也不難。

劉:劉細良
陶:陶傑

劉:你寫作多年,近年還參與電影創作,你有固定吸收知識的方法嗎?
陶:每日都要讀書,是一生一世的。身為中產或知識分子最基本的職責,亦是跟基層或商人最基本的區別,就是你要看書。看書is what makes you中產、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士,特別要讀humanities的書。你在大學三年共九個學期,其實讀到多少?大學不過指了一個方向給你,讓你培養出一種讀書方法和志趣,然後你便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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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慰問絕食學生

「國民教育」風波,成為知識份子話題。在電台輿論深夜的壓力之下,第二天一早,梁特帶了兩個官,到特府總部門外,探望絕食紮營的學生領袖黃之鋒。在早就叫來的攝影機面前,進行了簡短的會談。梁特想握手,不獲理會,有點尷尬地縮回。

兩個知識份子,跟我一起喝咖啡,說起這件事,都讚賞梁特這次形象好,像到天安門廣場當年探學生的趙紫陽。「雖然一定有請示過西環,但總好過頑固不靈,這下子跟趙紫陽的形象綑綁,會有助提升民望。」知識份子A說。

「我覺得這樣子對梁先生不太好,」我表示異議:「以今日中國人政治的定性,趙紫陽是一個敵人,明天的風向怎樣轉不知道,但以今天來說,趙紫陽是什麼性質,梁班子要跟着這個調子。梁特會見絕食學生,不是不可以,只能學李鵬,叫學生上來他的豪宅,你梁特換一套中山裝坐沙發,一面打着扶手,叫黃之鋒快點回學校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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