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不會玩政治，尤其中國政治。大陸開放改革三十年，香港的精英時時北上，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鄧小平，從那時開始，就應該見識得到中國政治的山高水深，但很奇怪，這些愛國愛港人士，三十年來的表現無甚進步，好像什麼也沒有學過。
譬如中共的習總，最近召開文藝座談會，會上有諾貝爾文學家莫言，畫家范曾，導演陳凱歌、馮小剛，還有許多作家。但是滿座賓客，有誰不獲邀請而缺席？誰該到而沒有來？不止是宣示政策，下一步還是要拿人呢。
香港掀起佔中運動，特首梁振英對公眾說：二〇一七年普選方式是人大決定的，不是我，香港特區政府沒有權力更改。
這也是不識相。即使真的由大陸人大定的，你梁特也不可以公開這樣講出來，尤其不可以在佔中形勢最尖刻時這樣公開講出來。一九八九年，趙紫陽即因向蘇聯人說「現在重大問題都由鄧小平決定」而獲罪。當年此事直播，香港人都看得到，但香港的特首卻不理會，是他藝高特別人膽大，還是無識於中國，倒是耐人尋味。
香港特首去北京「述職」，不是叫你向上面說：「香港發生了暴亂，因為人大決議定了案，香港人不服，請問現在要不要開槍？解放軍要不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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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政治多悲劇，其中一個原因，是雖然有許多好人，敢於抗爭，但由於中國的國運不好，往往因為遇上惡劣的時機，致使流血收場。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由中國學生佔領，長達兩個月。大學生反貪污，得到北京巿民支持，而且聲勢浩大，延綿不絕。
此時，大陸上層爆發了尖銳的權力鬥爭。總書記趙紫陽雖然很同情學生，也是溫和派，但黨內的強硬派如李鵬，與元老鄧小平，覺得有外國勢力借大學生想顛覆大陸的江山。
學生說他們只想中國好，想國家進步，但中國是一個家天下的人治國家。人治的特色，是一旦一個帝皇有了一種感覺，感覺成為事實，下面必有多層的臣奴，為感覺而催生成的事實服務。
一九八九年五月，統戰部長閻明復氣急敗壞來到天安門廣場，央求學生結束佔領廣場。閻明復代表了趙紫陽的意思。但在那個時候，趙紫陽與鄧小平李鵬的分歧是黨內機密，閻明復不能明講，但這樣下去，趙紫陽的處境會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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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期間，香港的愛國親中派、工商界、青年才俊，以為鄧小平屠城，中國會內戰，趙紫陽將會得勝，於是紛紛下注，押買趙紫陽是下一屆的中國皇帝。
許多有頭有臉的所謂「良心聲明」，就是中國式賭坊裏，那時一窩蜂下注的吆喝喧譟。今日看來，特別好笑。
許多當年「香港精英」的所謂「聲明」，連中文都狗屁不通，譬如一伙自稱「一九八八年香港青年工業家獎全體獲得者*」的聲明，其中文是這樣的：
「我們認為明天的中國是今天青年的天下；我們被今天中國的青年感動了。我們於是衷心希望，中國的領導人同樣地受到感動。我們到中國大陸投資的香港青年、不僅感動，也認為投資是要在一個順民意的政制下從事的。」
這伙「青年工業家獎全體獲得者」，七個人，芳名列出，還註明「排名不分先後」，即是像電影演員表一樣，李菁何莉莉、陳寶珠蕭芳芳，我們粒粒巨星，但「排名不分先後」，大家都是花旦小生，一樣的「咁高咁大」，我們在「感動」的時候，是不會爭風吃醋的。
這伙在「港英」時代「讀番書」的「青年工業家獎獲得者」，不懂中文，也不了解中國。中國不論今天還是明天，都不會是「青年的天下」，而是「老人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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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爵士逝世，遠在美國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這樣評論：「邵逸夫先生一生愛黨、愛國、愛港，大慈大悲，是菩薩，是善人。」
許家屯一九八二年才來到香港，來了之後就戴一副黑眼鏡巡邏九龍城寨，對於歷史的香港，許家屯不是太了解。
邵逸夫一生愛黨愛國？不知愛哪一副黨國。我們香港人有記憶的，都記得六七十年代，每年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邵先生年年率領邵氏紅星，去大道中二號美國的希爾頓酒店，出席雙十國慶酒會，並祝賀蔣公中正，福壽康寧。
蔣中正總統十月三十日生辰，邵先生也帶領明星飛去台灣祝壽。邵先生確實愛黨愛國，但是與許家屯所指的那一副，明顯的南轅北轍，除非許老先生在美國西來寺住得久了，漸漸皈依了國民黨，或者中華民國。
如果許老先生沒有，那就比較嚴重：「事實不能歪曲，意見大可自由」。小時候，我在香港的愛國學校讀過書，那一年，有一個同學住在銅鑼灣邵氏的明珠戲院附近，他私下看了邵氏武打片「仇連環」，哪知道被另外一個小孩在街上看到，報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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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陶傑，是難也是易，傳媒裏的陶傑是個多面手，要寫陶傑，難！容易變瞎子摸象，他文字功夫上乘，說話條理分明，旁徵博引，抓住這點，他是才子，若抓住他抵死比喻，會說他刻薄犬儒，抓住小農DNA， 便是反華反共。陶傑本人並不介意，百貨百賣有百客。但正如孫悟空分身，萬變不離其宗。穿越他的文字及傳媒形象，你會見到一個真實的陶傑，就是他留給自己的那一部分，陶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痛苦、掙扎沒有感覺嗎？對毛澤東的痛恨，是無緣無故的嗎？到今日取笑大中華膠、左膠，是刻薄嗎？陶傑由讀書、做人說起，再論到中國知識分子的traumatic創傷性集體心理、中國歷史之痛苦及「國情」二字之桎梏。
當收起嘻笑怒罵、尖酸刻薄犬儒之後，仍然是當初相識的那個有火的讀書人，沒有改變，要寫陶傑，其實一點也不難。
劉：劉細良
陶：陶傑
劉：你寫作多年，近年還參與電影創作，你有固定吸收知識的方法嗎？
陶：每日都要讀書，是一生一世的。身為中產或知識分子最基本的職責，亦是跟基層或商人最基本的區別，就是你要看書。看書is what makes you中產、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士，特別要讀humanities的書。你在大學三年共九個學期，其實讀到多少？大學不過指了一個方向給你，讓你培養出一種讀書方法和志趣，然後你便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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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風波，成為知識份子話題。在電台輿論深夜的壓力之下，第二天一早，梁特帶了兩個官，到特府總部門外，探望絕食紮營的學生領袖黃之鋒。在早就叫來的攝影機面前，黃梁進行了簡短的會談。梁特想握手，不獲理會，有點尷尬地縮回。
兩個知識份子，跟我一起喝咖啡，說起這件事，都讚賞梁特這次形象好，像到天安門廣場當年探學生的趙紫陽。「雖然一定有請示過西環，但總好過頑固不靈，這下子跟趙紫陽的形象綑綁，會有助提升民望。」知識份子A說。
「我覺得這樣子對梁先生不太好，」我表示異議：「以今日中國人政治的定性，趙紫陽是一個敵人，明天的風向怎樣轉不知道，但以今天來說，趙紫陽是什麼性質，梁班子要跟着這個調子。梁特會見絕食學生，不是不可以，只能學李鵬，叫學生上來他的豪宅，你梁特換一套中山裝坐沙發，一面打着扶手，叫黃之鋒快點回學校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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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