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這個名詞，引起巨大爭議，問題不在於認不認是「中國人」，而是「中國人」到底還算不算中國人。
本來，「中國人」的概念，跟「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相連，因此，中國人原來的定義，一定與「文明」搭得上線，如果文明沒有了，「中國人」剩下法國意大利名牌包裝的一副鮑魚、紅酒、痰涎、喧嘩、法拉利組成的生理軀殼，而且這個種族，壟斷了古今「中國人」的定義時，有一個妥協的方式，是尊稱這個變種為「強國人」，而將「中國人」這個名詞之虛實，像釣魚台或尖閣列島的主權一樣，暫行擱置。
譬如，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北京（Peking），或稱北平，有一個人文的貴族：馬連良、梅蘭芳、齊白石、胡適，而且有「民國四公子」──張學良、袁世凱的兒子袁克文，清室貝勒的後代溥侗，還有孫中山的兒子孫科。那時候京華，像三十年代的倫敦，有羅素、奧威爾、維珍妮亞吳爾芙、阿拉伯的勞倫斯，有許多有學問、有氣質、有品格的人，有緣可以求見，所以有一句詩，叫做「冠蓋滿京華」。這就是原來的中國。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三十年，發生了一場什麼浩劫，你一定知道。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Defining
董伯出山造王，二○一七年的特首，不論有無普選，董伯心儀松松。
由「德高望重」的「政治元老」造王，西方國家沒有，家長政治的遠東，一百年前，倒有一位，就是日本明治時代出身的西園寺公望。
像李鴻章得到曾國藩提攜，西園寺公望隨伊藤博文出身，跟恩師訪問歐洲，嚮往英國和歐洲的議會憲政。
西園寺公望雖然是貴族，卻不主張天皇獨權，他認為由眾議院多數派產生的領袖組閣最好。
西園寺公望是一位前瞻的人物，很早就警覺，萬一天皇過份神化，日本就會出問題。辛亥革命後，民國的宋教仁，也主張內閣總理制，也是受到西園寺的影響，但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孫中山早死，西園寺公望卻很長壽，他向日皇引薦了二十個日本首相。
元老造王，不是不可以，而是必須有名望，而且眼光好。西園寺自己當過兩次首相，知道文官治國，比軍人擁權好。他推薦的人，像犬養毅、高橋是清，若槻禮次郎，都是比較穩健理性的人。西園寺公望反對日本與德國納粹結盟，不贊同對美國翻臉，但一死，日本的侵略即如脫繮野馬，悲劇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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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梁特的治港能力是蠻夠的，不過因為這個人「原則性太強」，不容易被商界收買，加上出類拔萃，像中國崛起之後GDP超強而遭到美日的嫉妒，梁特樹大招風，也遭人眼紅，所以人強班子弱，吸引不到什麼能人加入班子，到處招人，招不到，無人肯幫忙。
此一理論，經不起邏輯推演。說梁特沒有「叻人」幫忙，這些叻人，應該是有英美名牌大學學位的中環精英了。但是，董曾兩屆政府，多「叻人」效力了嗎？那麼為何都在港人的噓聲中下了台？
記不記得董伯有一個「國際戰畧顧問委員會」，騁請西方白人國家的政經精英，每年頭等機票六星酒店套房招待一兩次，為我們董伯如何治港，出謀獻策？
但這幫白人，來「顧問」了一兩次，不了了之，「國際顧問委員會」散了攤。是因為中國警惕外國勢力趁機騎劫和思想滲透董伯，幕後喝退了洋人；還是洋人不希罕來嘆總統套房和美食、不想應酬；還是西方白人跟董班子開了幾次會，有點像當年英國人莊士敦給溥儀上課，或者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跟袁世凱講解君主立憲，都教得意興闌珊，覺得董班子也一樣中國基因局限，不想浪費時間應酬，則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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