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蘇聯

陶傑 – 看見未來

一個強國連年經濟增長,舉世羨慕。歐洲和美國都不景氣,只有你年年GDP增長百分之八,於是全世界都說,二十一世紀,將會是這個強國的天下。

這樣的恭維話,以前也出現過,主角是二十世紀的蘇聯。

一九二八年之前,俄國大多數人口是農民。這一年,史達林宣佈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工業化,將俄國農村的資源,以國家行政手段強行徵調去城市,而農民重新調配集體農莊。

史達林這樣做,調動人力和自然資源,提高了效率。但是,因為農業出產缺乏私有制的刺激,地不是自己的,農民放軟手腳耕種,造成農作物失收,蘇聯餓死了六百萬人。

但是不要管餓死。由這一年開始,蘇聯經濟以每年百分之六,開始增長,因為資源集中到工業:煉鋼、軍事、機械、科技,甚至太空勘探,此後四十年,蘇聯的GDP每年增長百分之六,從未停止過,因此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在聯合國演說,將鞋子脫下,在講台上敲敲,咆哮:「我們會埋葬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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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上智障而下愚

邱震海博士的「中國人成熟嗎?」,書名是一個老問題。中國人如果「成熟」,不會有人以此為論題,由梁啟超、魯迅和林語堂開始,「論述」了一百年。

中國人之不成熟,源自中國「知識份子」帶頭之愚昧。本來孔子希望「上智下愚」,由讀書人引領農民階級,一起進步,安居樂業。

但是民國知識份子丁文江,是礦學家,留學英國,他的名言:「中國國家弄到這般田地,完全是知識階級的責任。」當時這樣講,在民國北平和上海,引起一陣爭議,同是留學英國的北大教授陳西瀅和應:與中國的知識份子交談,「他們的見解和知識幾乎全部趕不上一般的學生。」

一九八九年,蘇聯共產集團崩潰。其後約有十年,中國的「知識份子」跟着他們的統治者對外宣傳:中國不可以走西方議會民主之路,否則就會步蘇聯解體的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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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也說愚蠢

前愛國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說,如果香港人「愚蠢」,在特首選舉中選出「對抗中央」的人,就不可以怪責中國到時的反應激烈了。

「愚蠢」是一個很強烈的字眼,「專欄作家」可以用,高官在私下跟朋友吃飯唱K時可以講,但「德高望重」,尤其一頭仿英女皇的銀髮,又時時着旗袍而「母儀天下」的前女律政司司長,比較謹慎一點好,尤其是指摘「如果香港人愚蠢」。

特別是梁愛詩女士出身「愛國陣營」,好似今日中國嬰兒喝三鹿奶粉長大一樣,梁女士是讀毛語錄長大的。毛語錄頭一句就是這樣的原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人民會不會是一個愚蠢的族群?在梁女士家族熱愛的毛主席思想體系中,用一句三流八股華文說,是「不存在這個選項」。因為毛主席又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主席又說:「要相信群眾,相信黨。」毛主席對中國「無產階級」,亦即「基層人士」的智商看得很高,他說「卑賤者最聰明」,反而,讀書多的人,包括讀什麼英美普通法加中國法律的,像律政司司長這等「官老爺」,毛主席說「知識越多越反動」,造反有理應該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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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讀法國大革命

中國高層在流傳法國大革命研究,其權威論著,就是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

歐洲的現代史,就是由法國大革命誕生的。我在本欄說過,不識法國大革命,無資格論政。現在更要修正:正如沒看通紅樓夢,不太有資格稱為中國知識份子,同理,不懂法國大革命,無以做一個世界公民。

法國大革命是說不完的故事,讀不完的教科書,回味不盡的激情劇。讀法國革命史透澈,能知過去未來,可悉人性思想:歷史的大海嘯爆發了,如何自處?本來是好人,為何變成了惡魔,明明是庸人,為何變成了犧牲品。法國大革命史尚可與中國歷史並讀,譬如:三國演義,曹魏篡漢,最後天下卻盡歸司馬懿。法國大革命,最後革命派也分裂而自相殘殺,卻由拿破崙「冷手執個熱煎堆」,統合大局,而且在歐洲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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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心光英雄

Ahmed Harara
The famous photo of Harara by Hossam Hamalawy

雖然經過革命,但一個民族,經暴政獨裁長期強姦,心理扭曲,基因變異,即使模仿西方白人的「民主」,也要經歷很長的血腥陣痛。

有的國家,陣痛一陣子,像二百年前的法國,從帝制走出來,建立共和,恐怖時代,為期兩年,二百年來雖有短暫的復辟,民主、自由、人權,還有品味和享受,一路順風順水。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心光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