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蔣中正

陶傑 – Marketing

香港許多年輕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是很令人遺憾的事。

「中國人」本來是一個不錯的品牌,譬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你如果是中國人,本來也必然是文明人,而不需要像今日大陸,不斷強調「出國旅遊文明」、「馬路開車文明」、「用廁沖廁文明」。

文明兩個字,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與美國、英國、法國、蘇聯並為戰勝國,那一年中國政府的名單:總統蔣中正、行政院長宋子文、財政部長俞鴻鈞、國防部長白崇禧,如果你是中華民國國民,那一年你到倫敦旅行,穿一件樸實的西裝上衣,打領帶,穿皮鞋,在倫敦與英國民眾一起歡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一起聽邱吉爾的演說,你會感到在那一刻,你是文明世界的一份子,做一個中國人,絕對自豪。

中國人一度有靈魂。徐志摩在英國遊學,自述:「我想去康橋讀書,因為我想師從羅素。」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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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終究無欠

外交部檔案解密,顯示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當年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批示如果中國違約,英國會以「最強烈的態度提出交涉抗議」。

交涉和抗議,在強權的世界,只是徒勞。北韓多次襲擊南韓,爆炸客機、暗殺官員,還綁架日本人,美國譴責過,日韓也抗議交涉過,北韓的國家行為並無改變。

條約協議,信用為先,但信用、榮譽,是西方文明的價值觀,極權殊不適用。中國主辦北京奥運之前,也答應過開放新聞資訊。蘇聯和納粹德國,蘇聯和日本,也簽過「互不侵犯協定」,也都翻臉撕毀了協定。

戴卓爾夫人是世界大戰的過來人,曾經納粹興亡,自然也很了解共產黨,她不是不知道。唯英國管治香港一百五十年,以香港向中國示範了什麼叫做法治和理性的文明,英國對得起中國有餘。西方與遠東非親非故,英國殖民主義並無義務永遠做慣於自相殘殺的中國人的教師與示範單位。合法的土地租約期滿,不論中國想不想續約,英國都應該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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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事實與歷史

「七七」紀念日,中國政府強調,要「尊重事實,尊重歷史」。

事實和歷史,當然是中國的蔣委員長領導抗日,中國人很可笑,也很可憐,「七七」至今快八十年了,連這點事實也未曾清楚,美國人不會至今還爭論:當年在珍珠港事變之後,決定向日本宣戰的,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吧?單這一點,已經一個字:呸。

然後是「七七事變」時之世界大局。日本犯的最大錯誤,是據有了中國東北,還不夠,還要進犯華北,如果要擴大戰事,日本最該走的一步,是進軍西伯利亞。

中國的蔣中正和汪精衛,都希望和平,只有毛澤東和蘇聯的史達林,最想日本向中國擴大戰爭。日本如果攻打華北,就不會從背後咬蘇聯,也會擾亂蔣中正的民國政府剿匪。

日本的東京中央政府,也沒有南侵的意圖,是東北的關東軍發神經,不受控制。蔣介石和汪精衛,一直主和,日本強而中國弱,弱的一方妥協謀和,天公地道。正如英國首相張伯倫,最初也與希特拉簽訂慕尼克協議。當時英國的民意,是不想與德國輕啟戰端。今日回顧,都知道了後來發生什麼事,人人都可以當「事後孔明」,才會批評張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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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身份認同之謎

中國總理訪問英國,聲稱中國在歷史上沒有向外擴張的基因。

漢人沒有對外侵略的基因,但是滿洲人和蒙古人都有。今日中國的版圖是康熙侵略回來的,康熙是中國的皇帝嗎?當然是。康熙是「中國人」嗎?問現在的中國毛左,他們也一口咬定是。

如果康熙是中國皇帝,那麼中國侵略擴張,至少是對中亞細亞有歷史可稽,怎可以講「沒有擴張基因」?在方便的時候,康熙是「中國人」,不方便的時候,康熙是滿洲韃子,中國人自己的這條「中國人」的界線,在浮沙上劃過來,又移過去,抽象而飄忽,怪不得今日香港人認同「中國人」者,越來越少。

今日台灣和香港下一代一樣對「中國人」的認同少,不是台灣有問題,也不是香港有問題,而是「中國人」的本質,由蘇俄的毛澤東經一九四九年之後不斷改造,出了大問題。

從前的中國人,不論有什麼缺點,直到清末民國,都有孔孟儒家的教化:禮義廉恥、忠孝節義,是「中國人」的八大成份,像買一瓶果汁,上面的標籤紙,展示的Ingredients:橙、維他命C、礦物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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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還有人記得

邵逸夫爵士逝世,遠在美國的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這樣評論:「邵逸夫先生一生愛黨、愛國、愛港,大慈大悲,是菩薩,是善人。」

許家屯一九八二年才來到香港,來了之後就戴一副黑眼鏡巡邏九龍城寨,對於歷史的香港,許家屯不是太了解。

邵逸夫一生愛黨愛國?不知愛哪一副黨國。我們香港人有記憶的,都記得六七十年代,每年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邵先生年年率領邵氏紅星,去大道中二號美國的希爾頓酒店,出席雙十國慶酒會,並祝賀蔣公中正,福壽康寧。

蔣中正總統十月三十日生辰,邵先生也帶領明星飛去台灣祝壽。邵先生確實愛黨愛國,但是與許家屯所指的那一副,明顯的南轅北轍,除非許老先生在美國西來寺住得久了,漸漸皈依了國民黨,或者中華民國。

如果許老先生沒有,那就比較嚴重:「事實不能歪曲,意見大可自由」。小時候,我在香港的愛國學校讀過書,那一年,有一個同學住在銅鑼灣邵氏的明珠戲院附近,他私下看了邵氏武打片「仇連環」,哪知道被另外一個小孩在街上看到,報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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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國家為什麼生你氣

AM730聲稱遭到中資抽走廣告,財政抵制。

這家報紙的老闆是愛國親中人士,報紙言論,跟另一家「知識份子報紙」一樣溫和,都是在「希望國家好」的大前提,發表「建設性的意見」,希望如果「中南海諸公」能這樣這樣,就「國家幸甚,民族幸甚」一類,本來極為無害。

但是「上面」不會理會你如何含情脈脈地「動機是好的」。「上面」有一套八十年的鬥爭策略:當口口聲聲「毛酋共匪」的國民黨蔣介石勢力、亦即「主要矛盾」收拾解決之後,一九五一年開始,尊稱「毛先生」、本着一片好意的文化知識份子、進步資本家,成為「思想改造」的對象。到了這個階段,主要敵人不再是蔣中正和杜魯門,而是胡風、張東蓀、儲安平、羅隆基、章乃器這些從前的「諍友」和自己人。

遭到制裁的兩家報紙,主事人或許不明白,自己到底有何過錯。

不久之前,「國家」曾經請過你吃飯,請過你了解國情,參加學習班,而且國家也「肯定」過你,認為雖然大家看法不全一樣,但可以「求同存異」,國家認為,你還是愛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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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省回這口氣

電視霸權,公認長期洗腦,造就愚昧的一代。

愚昧的族群,到底有沒有民主的能力(Are they capable of democracy),是很有趣的問題。

美國立國二百年,國父華盛頓撰寫憲法,保障民主人權,但是同時強調,一人一票,必須有普及的教育為基礎。

何謂普及的教育?一百年後的杜威,進一步制訂:教育的基礎是哲學,哲學的根本是理性和邏輯思維。年輕人不論讀醫科、文學、人類學,都要有哲學的頭腦。杜威的中華民國學生胡適,回到中國,看見一大片農民人口,愚昧無知,喧吵起來,陰謀論盛行,幼稚可笑而低級,於是胡適呼籲中國人,從基本做起:「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加上美國人以慈悲之心,拯救中國人於蒙昧,創辦燕京、清華、嶺南、同濟,以西洋的理性,與中國士大夫的人文感性結合,復有集基督教和儒家於一身的蔣中正總統,本持孫文的三民主義,這條路走對了,中華民國本來大有希望。

但是中華民族的惡運,令人詫異,後來的事情,不必細講。今日這個民族沒有了中國士大夫的靈魂,沒有宗教信仰,有良心的人關進大牢,用大腦的人受到監控。剩下一批只知「溫飽權」的小農大眾,中有由極右民族主義的憤伲,上則太子黨官的財資壟斷,這個民族,讓它實施一人一票的民主?時機早已錯過,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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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八十年前

《南周》事件還沒了完。只是一群知識份子想做個「憲政夢」罷了,沒有越軌,哪知道得罪了「習李新政」。

了解這個民族的人,像本人,絕不會大驚小怪。今天為此喊冤的,是不懂得這個國家的輪迴史。

一九三二年底,有一本《東方雜誌》,為慶祝一九三三年元旦,主編胡愈之向全國四百位名人發出一封徵稿信,題為:「一九三三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夢」:

「在這昏黑的年頭,我們的整個國家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我們詛咒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實生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漫長的冬夜裏,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二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聖權利啊!」

《東方雜誌》的徵稿信提出兩個問題:

一,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請描寫一個輪廓或叙述未來中國的一個方面)。
二,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夢想?(這夢想當然不一定是能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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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文人領袖之死

日本如何走上軍國主義侵略之路?史家公認,一九三二年的「五一五事件」是轉捩點。

犬養毅日本知識份子政治家,早年跟好友大隈重信宮崎滔天一起支持孫中山推翻滿清。一九二九年,華爾街崩市,日本經濟蕭條,此時軍方勢力大增,犬養毅根本無力駕馭軍事將領,兩年之後,關東軍系侵略中國東北,建立滿洲國

軍方建立了滿洲國,步步進逼,扶植溥儀為傀儡,打出了成績,回過頭來,叫犬養毅承認。犬養毅覺得軍方激進,不聽中央指揮,主張與中國談判,看看如何解決東北問題。

犬養毅派密使找中國蔣中正,承認中國對滿洲的主權,但要求中華民國把東北讓日本的企業投資建設。但即使這樣,關東軍勢力也認為犬養毅不夠愛國,對中國太軟弱,軍中的新生代,密謀政變,把犬養毅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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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一個人去臺北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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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好一年~~ =D

一個人去臺北臺灣宜蘭之旅的前奏,今次2011臺灣宜蘭之旅的口號是一起重拾學生時代的回憶,在此口號下最後成團的有學生6人,包括我自己、Weber偉仔AngyTing TingTinyan

Tinyan的福我可享用一折的Standby機票,但同時又害怕滿座而滯留機場並影響大家的行程,所有我決定比已確定的三天宜蘭之旅早一天出發,像高木直子一個人去旅行,試一次一個人去臺北。當然託我自己的福我每次都上到機,今次也不例外。

第一班的臺北客機於大清早出發,這可是第一次一個人去旅行,成功拿到登機証,順利上機。在機上認識到坐在身旁的臺灣朋友阿豪,整個旅程大家不斷談論一些政治的話題,臺灣人的確比香港人更加關心政治、社會與民生。他還介紹我到圓山公園看一年一度的臺灣花卉展,不過最後都沒有看花,留待下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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