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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暴動英雄大紫荊

香港「工運領袖」、一九六七年文革暴動執行人兼「大紫荊」得主逝世,特區政府林鄭月娥宣哀悼,指這位老人「對勞工福利有突出建樹」,引起爭議。

這位老人以「反英抗暴」成名。但是特府鬼鬼祟祟只提其「勞工福利」的「突出建樹」(有何「突出建樹」?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公積金還是男女同工同酬,都由這位老人倡導促成?),不敢提這位老英雄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愛國事蹟,正如中國評論毛澤東,只提毛澤東對十年來中國大陸風行的「湖南毛家菜」、「毛主席紅燒肉」之風行的貢獻,不提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對香港愛國老英雄的一生功業,強行閹割,難怪香港特府的政務官,長期被愛國陣營視為「港英餘孽」。

特府說要推行中國歷史教育。看見特府對我們愛國老英雄那副鬼祟閃縮的「歷史評價」,也難怪香港家長有錢的,都會像梁特和林鄭司長,明智地將子女送當年「反英抗暴」的仇恨對象──英國去讀書。

至於這位姓楊的老人,值不值得「大紫荊」?同為大紫荊勳賢的吳康民先生論定,說得比林鄭中肯:「因他文化不高,缺乏辯才,所以也不算是一位出色的工會領袖。」這樣一來,所謂「對勞工福利有突出建樹」之說,亦即刻引人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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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董伯說反共

前特首董伯忽然公開宣佈:「反共的人不可以選特首」,遭到行政會議人員葉劉淑儀公開駁斥。葉劉嚴正指出:這條「標準」,她從沒有聽過,「並不是負責政改的中央官員的意見,是董伯個人看法,國際公約規定不可以因政見限制參選。」

葉劉的政治智慧,比董伯高。因為論「反共」,董伯的尊翁董浩雲,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後,其船隊還明目張膽打着青天白日的中華民國國旗。同時期在大陸,敢展示這張旗的,犯「現行反革命」罪,一定槍斃。論反共,董伯的爸爸,有案可稽。

有人說:董浩雲老先生反共,不等於兒子也反。在西方文明社會,這樣的道理成立,但是中國講出身成份,共產黨有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因此,第一任特首讓董伯幹了,你問問今日大陸的毛左愛國人士,像戚本禹、聶元梓、毛新宇,他們會告訴你,是國家看錯了人。

李光耀一生,本質反共,董伯的政府,不是口口聲聲說要模仿李光耀嗎?李光耀如果是在棺材裏聽到阿董這句Gag,也會冷笑一聲,用英文暗罵一聲:What a load of bull-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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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等待中國CNN

ATV不發放薪金,瀕臨關門。一家愛國電視台,慘遭外國勢力,暫時接管,英國的德勤會計師事務所,高調進駐,文件人事、帳本管理,為免有中國人亂動手腳,通通由英國人監督。

找中國人買家,十分困難。愛國愛港的商人滿街跑,但國也愛了,港也愛了,白花花的鈔票往無底洞裏扔,凡商人都要對「愛國愛港」的定義,擺脫人大的解釋,要由自己根據量度荷包之後的感受,而進行微調了。

ATV如果關門,是中國和香港的損失。其中國老闆當初說:二十年後,會將ATV「打造」成中國的CNN。就像董伯、CY,要將香港照他們遠大的藍圖打造成功,也至少要兩任。打造成中國的CNN要時間,現在中台股東自己內哄,干擾了此一中國夢,實令人唏噓。

ATV的國際台,白人員工,對中國沒感情,設一個期限,錢不到,就團結起來罷工。

但是本港台的香港華人員工,個個怕「搞事」,覺得還是忍耐再忍耐,「留守」下去好,其任勞任怨的忠誠,真是感動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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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西園寺公望

董伯出山造王,二○一七年的特首,不論有無普選,董伯心儀松松。

由「德高望重」的「政治元老」造王,西方國家沒有,家長政治的遠東,一百年前,倒有一位,就是日本明治時代出身的西園寺公望。

像李鴻章得到曾國藩提攜,西園寺公望隨伊藤博文出身,跟恩師訪問歐洲,嚮往英國和歐洲的議會憲政。

西園寺公望雖然是貴族,卻不主張天皇獨權,他認為由眾議院多數派產生的領袖組閣最好。

西園寺公望是一位前瞻的人物,很早就警覺,萬一天皇過份神化,日本就會出問題。辛亥革命後,民國的宋教仁,也主張內閣總理制,也是受到西園寺的影響,但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孫中山早死,西園寺公望卻很長壽,他向日皇引薦了二十個日本首相。

元老造王,不是不可以,而是必須有名望,而且眼光好。西園寺自己當過兩次首相,知道文官治國,比軍人擁權好。他推薦的人,像犬養毅、高橋是清,若槻禮次郎,都是比較穩健理性的人。西園寺公望反對日本與德國納粹結盟,不贊同對美國翻臉,但一死,日本的侵略即如脫繮野馬,悲劇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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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文化不多元

「文化多元」(Multiculturalism)是一個理想,卻是一個神話:一個國家,不同的種族和平共處,可以各自保持自己的傳統習俗,但又擁有共同的價值──譬如加拿大:共同的價值,是人權和自由。

「文化多元」在一些小國,從來沒有問題。譬如瑞士,在「文化多元」的詞彙發明之前,本來就是文化多元的國家。瑞士由德、意、法三大族裔組成,還有百分之一的古羅馬帝國後裔,叫做Romansh。四種族裔各自保留本身的語言、習俗、食物,但是,四裔都擁有共同的耶教文明,雖然語言和食物不同,對於自由、人權、寬容,以至藝術的品味,譬如都喜愛莫扎特和貝多芬的音樂,都欣賞達文西和印象派的繪畫,瑞士這四種族裔都一致。

但是,瑞士卻很排外。在這四種族裔之外,瑞士不太歡迎非歐洲白人的移民。搬來一家很有錢的中國人,無論日內瓦或蘇黎世,還是洛桑,都要由一條街的瑞士人──不論是德、意、法還是羅馬裔,嚴格審核:該中國家庭若在花園供奉四面佛,農曆新年放爆竹,瑞士的街道委員會不會批准其買房產。

同理,搬來一家巴基斯坦人,瑞士也予以排斥。為什麼?因為德、意、法、羅馬裔的「文化多元」,不包括容納清真寺和觀音廟,更不包括容納一戶來自中國重慶的富戶,在洛桑的湖邊買一座豪宅,然後升起一枝五星旗,天天對着湖光山色播「東方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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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新思維、新改革

據說梁特的治港能力是蠻夠的,不過因為這個人「原則性太強」,不容易被商界收買,加上出類拔萃,像中國崛起之後GDP超強而遭到美日的嫉妒,梁特樹大招風,也遭人眼紅,所以人強班子弱,吸引不到什麼能人加入班子,到處招人,招不到,無人肯幫忙。

此一理論,經不起邏輯推演。說梁特沒有「叻人」幫忙,這些叻人,應該是有英美名牌大學學位的中環精英了。但是,董曾兩屆政府,多「叻人」效力了嗎?那麼為何都在港人的噓聲中下了台?

記不記得董伯有一個「國際戰畧顧問委員會」,騁請西方白人國家的政經精英,每年頭等機票六星酒店套房招待一兩次,為我們董伯如何治港,出謀獻策?

但這幫白人,來「顧問」了一兩次,不了了之,「國際顧問委員會」散了攤。是因為中國警惕外國勢力趁機騎劫和思想滲透董伯,幕後喝退了洋人;還是洋人不希罕來嘆總統套房和美食、不想應酬;還是西方白人跟董班子開了幾次會,有點像當年英國人莊士敦給溥儀上課,或者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跟袁世凱講解君主立憲,都教得意興闌珊,覺得董班子也一樣中國基因局限,不想浪費時間應酬,則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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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頂撞了又如何

英國政府解密英中談判香港前途。港督尤德聲稱代表香港,隨英國代表團北上。中國的鄧小平說:香港發了幾多鈔票,沒有人知道。但華文傳媒報道:據說尤德當面「頂撞」鄧小平,說:我知道。

尤德在鄧小平面前講實話,不足為奇。中國人這個「頂撞」一詞,卻甚為趣致。

尤德沒有刻意「頂撞」誰,他只對中國鄧小平出於無知的說法,表示「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彼此地位相等。但在中國人的語境裏,嚇死了,因為什麼「海瑞罵皇帝」啦、「十奏嚴嵩」啦、「彭德懷上萬言書」啦,凡此種種,並非「表達歧見」,而是下奴對上主的不敬,故曰「頂撞」。

尤德不是鄧小平的家奴。眼看鄧小平這個土包對香港的無知,尤德不跟你客氣,直言糾正,無所謂頂撞不頂撞。即使真的頂撞,又有什麼問題?

尤德在英中會議對鄧小平說了一個「不」字,在英語世界,不成為新聞。在中國人的奴才意識裏,尤德好像頂撞了他們的皇帝,犯了大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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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用子女的腳投票

梁班子上台未滿頭七,除了僭建風波、發展局長換人、五司十四局幾乎無疾而終,還引發一個「國民教育」的計時炸彈。

「國民教育」雖是「前朝」的曾孫政權「擊鼓傳花」、「無縫交接」,傳遞給梁特首,梁特硬着頭皮,必然已向上面拍胸口,一定能搞定。但九萬人大遊行之後,終於發覺事態嚴重,聲明:「國民教育醞釀了十多年,不是本屆政府才強行推出。」又一次為自己撇清責任了。

但是,雖然說得沒錯,「過去十多年」,梁先生是行政會議召集人,也是阿董的頭號心腹。「國民教育」的長期醞釀,梁特必然也有極大貢獻。當年精英的政治家曾蔭權、「港英」老油條孫明揚展現了極為高超的政治藝術,在施政報告一拖再拉,初說「推行」、又講「深化」,一味只付託空言,沒有什麼行動,撥出公帑任由極左分子申領,寫成連曾蔭權自己看了也心中暗笑的國民教育手冊,慶幸自己的兒子一早送了去英國,重九登高,避卻了這等「中國模式」的謊言教育。等到「孫公」身患重疾,「洗肚」洗得七七八八,還故意省悟「仲有些手尾未做完」。所謂手尾,原來如此。

吳和梁振英在政治血緣上,與國民教育是捆綁為一體的。你若說這是「爛攤子」,一臉的嫌棄神情,不就是臉色和眼神間接告訴香港市民,這套「國民教育」絕不是好東西?如果吳克儉敢說:「社會多數市民是接受國民教育的。」那就不要怕,根本沒有「危機」,維持行政主導,強勢推行好了,以此為試點,年底再出廿三條,豈不連消帶打,買一送一,一齊完成任務?

特區的教育制度,爛在裡面,梁班子和其他中環精英不是不知道。曾俊華的財政預算案,不就是早就宣布撥地擴建「國際學校」了嗎?特區的本地教育,是為無權無勢、移民無路的本地賤民而設的。精英權貴早就用他們的子女的十隻腳趾和一對腳板,安安穩穩投了票。不然每年暑假,蘭桂坊的酒吧充斥乘商務客位回港「度假」的黃皮假鬼仔、假鬼妹,哪會如此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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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請你帶頭吧!

解決「國民教育」的民憤,其實很簡單。

只要特區政府十五年來,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三代「班子」:行政會議、司局級官員、副局長政助、常務秘書長;還有十五年來不斷幫腔宣傳「人心尚未回歸」、「國民教育有必要」的港區人大、政協──他們的直系子女、叔伯兄弟的子侄,有沒有都留在香港讀中學和大學,還是早就「未雨綢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地都送去「人民當災」的美國東岸波士頓紐約,或英國的伊頓哈羅寄宿學校去了──在那裏,白種人當校長,「國民教育」特別高級,讀聖經,看莎劇,不必學習欣賞毛澤東的書法藝術,不用穿制服當「國民小先鋒」(你即使想當兵,他也嫌你那身膚色不配,不會要你)──這些人事資料如果不「敏感」,也來個「開誠布公」,特區的「國民教育」辦不辦得成,即刻就很清晰。

特區政府的班子高官,都不可有外國籍,推行「國民教育」,同理,像大陸說的,應該做「帶頭羊」、「做好榜樣」,讓他們的子女做示範單位,那麼香港屯門、天水圍、牛頭角的中小學生,一定會很快樂地跟中環人的子女一起唱紅歌,敬拜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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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 – 當威權政治取代官僚政治——哪裏出了錯?

殖民地政府給香港市民的教育、醫療、住屋、政府管治模型全部比特區政府弄到不似人形…

 

替補機制被押後表決,有認為只要政府「做回程序」,方案就可通過,又把反對聲音一律歸類為「泛民動員」。似乎政府尚未明白「替補門」的關鍵﹕為什麼對原方案沒有強烈意見的、對泛民不存好感的、乃至政治冷感的學者,都出來反對?答案在於政府的手法屬「威權政治模式」,這是香港人絕不能接受的,從前就是再高壓,也以「官僚政治模式」執行政治任務。後者並非理想,但起碼基於理性,前者則基於權力。為解釋何以現方案必須撤回,本文探討政務官在「前替補門時代」如何執行同一工作,大家當能明白問題核心。
 

什麼是「漏洞」和「玩嘢」? Continue reading 沈旭暉 – 當威權政治取代官僚政治——哪裏出了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