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運領袖」、一九六七年文革暴動執行人兼「大紫荊」得主逝世，特區政府林鄭月娥宣哀悼，指這位老人「對勞工福利有突出建樹」，引起爭議。
這位老人以「反英抗暴」成名。但是特府鬼鬼祟祟只提其「勞工福利」的「突出建樹」（有何「突出建樹」？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公積金還是男女同工同酬，都由這位老人倡導促成？），不敢提這位老英雄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愛國事蹟，正如中國評論毛澤東，只提毛澤東對十年來中國大陸風行的「湖南毛家菜」、「毛主席紅燒肉」之風行的貢獻，不提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對香港愛國老英雄的一生功業，強行閹割，難怪香港特府的政務官，長期被愛國陣營視為「港英餘孽」。
特府說要推行中國歷史教育。看見特府對我們愛國老英雄那副鬼祟閃縮的「歷史評價」，也難怪香港家長有錢的，都會像梁特和林鄭司長，明智地將子女送當年「反英抗暴」的仇恨對象──英國去讀書。
至於這位姓楊的老人，值不值得「大紫荊」？同為大紫荊勳賢的吳康民先生論定，說得比林鄭中肯：「因他文化不高，缺乏辯才，所以也不算是一位出色的工會領袖。」這樣一來，所謂「對勞工福利有突出建樹」之說，亦即刻引人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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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特首董伯忽然公開宣佈：「反共的人不可以選特首」，遭到行政會議人員葉劉淑儀公開駁斥。葉劉嚴正指出：這條「標準」，她從沒有聽過，「並不是負責政改的中央官員的意見，是董伯個人看法，國際公約規定不可以因政見限制參選。」
葉劉的政治智慧，比董伯高。因為論「反共」，董伯的尊翁董浩雲，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後，其船隊還明目張膽打着青天白日的中華民國國旗。同時期在大陸，敢展示這張旗的，犯「現行反革命」罪，一定槍斃。論反共，董伯的爸爸，有案可稽。
有人說：董浩雲老先生反共，不等於兒子也反。在西方文明社會，這樣的道理成立，但是中國講出身成份，共產黨有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因此，第一任特首讓董伯幹了，你問問今日大陸的毛左愛國人士，像戚本禹、聶元梓、毛新宇，他們會告訴你，是國家看錯了人。
李光耀一生，本質反共，董伯的政府，不是口口聲聲說要模仿李光耀嗎？李光耀如果是在棺材裏聽到阿董這句Gag，也會冷笑一聲，用英文暗罵一聲：What a load of bull-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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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V不發放薪金，瀕臨關門。一家愛國電視台，慘遭外國勢力，暫時接管，英國的德勤會計師事務所，高調進駐，文件人事、帳本管理，為免有中國人亂動手腳，通通由英國人監督。
找中國人買家，十分困難。愛國愛港的商人滿街跑，但國也愛了，港也愛了，白花花的鈔票往無底洞裏扔，凡商人都要對「愛國愛港」的定義，擺脫人大的解釋，要由自己根據量度荷包之後的感受，而進行微調了。
ATV如果關門，是中國和香港的損失。其中國老闆當初說：二十年後，會將ATV「打造」成中國的CNN。就像董伯、CY，要將香港照他們遠大的藍圖打造成功，也至少要兩任。打造成中國的CNN要時間，現在中台股東自己內哄，干擾了此一中國夢，實令人唏噓。
ATV的國際台，白人員工，對中國沒感情，設一個期限，錢不到，就團結起來罷工。
但是本港台的香港華人員工，個個怕「搞事」，覺得還是忍耐再忍耐，「留守」下去好，其任勞任怨的忠誠，真是感動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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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伯出山造王，二○一七年的特首，不論有無普選，董伯心儀松松。
由「德高望重」的「政治元老」造王，西方國家沒有，家長政治的遠東，一百年前，倒有一位，就是日本明治時代出身的西園寺公望。
像李鴻章得到曾國藩提攜，西園寺公望隨伊藤博文出身，跟恩師訪問歐洲，嚮往英國和歐洲的議會憲政。
西園寺公望雖然是貴族，卻不主張天皇獨權，他認為由眾議院多數派產生的領袖組閣最好。
西園寺公望是一位前瞻的人物，很早就警覺，萬一天皇過份神化，日本就會出問題。辛亥革命後，民國的宋教仁，也主張內閣總理制，也是受到西園寺的影響，但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孫中山早死，西園寺公望卻很長壽，他向日皇引薦了二十個日本首相。
元老造王，不是不可以，而是必須有名望，而且眼光好。西園寺自己當過兩次首相，知道文官治國，比軍人擁權好。他推薦的人，像犬養毅、高橋是清，若槻禮次郎，都是比較穩健理性的人。西園寺公望反對日本與德國納粹結盟，不贊同對美國翻臉，但一死，日本的侵略即如脫繮野馬，悲劇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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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元」（Multiculturalism）是一個理想，卻是一個神話：一個國家，不同的種族和平共處，可以各自保持自己的傳統習俗，但又擁有共同的價值──譬如加拿大：共同的價值，是人權和自由。
「文化多元」在一些小國，從來沒有問題。譬如瑞士，在「文化多元」的詞彙發明之前，本來就是文化多元的國家。瑞士由德、意、法三大族裔組成，還有百分之一的古羅馬帝國後裔，叫做Romansh。四種族裔各自保留本身的語言、習俗、食物，但是，四裔都擁有共同的耶教文明，雖然語言和食物不同，對於自由、人權、寬容，以至藝術的品味，譬如都喜愛莫扎特和貝多芬的音樂，都欣賞達文西和印象派的繪畫，瑞士這四種族裔都一致。
但是，瑞士卻很排外。在這四種族裔之外，瑞士不太歡迎非歐洲白人的移民。搬來一家很有錢的中國人，無論日內瓦或蘇黎世，還是洛桑，都要由一條街的瑞士人──不論是德、意、法還是羅馬裔，嚴格審核：該中國家庭若在花園供奉四面佛，農曆新年放爆竹，瑞士的街道委員會不會批准其買房產。
同理，搬來一家巴基斯坦人，瑞士也予以排斥。為什麼？因為德、意、法、羅馬裔的「文化多元」，不包括容納清真寺和觀音廟，更不包括容納一戶來自中國重慶的富戶，在洛桑的湖邊買一座豪宅，然後升起一枝五星旗，天天對着湖光山色播「東方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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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梁特的治港能力是蠻夠的，不過因為這個人「原則性太強」，不容易被商界收買，加上出類拔萃，像中國崛起之後GDP超強而遭到美日的嫉妒，梁特樹大招風，也遭人眼紅，所以人強班子弱，吸引不到什麼能人加入班子，到處招人，招不到，無人肯幫忙。
此一理論，經不起邏輯推演。說梁特沒有「叻人」幫忙，這些叻人，應該是有英美名牌大學學位的中環精英了。但是，董曾兩屆政府，多「叻人」效力了嗎？那麼為何都在港人的噓聲中下了台？
記不記得董伯有一個「國際戰畧顧問委員會」，騁請西方白人國家的政經精英，每年頭等機票六星酒店套房招待一兩次，為我們董伯如何治港，出謀獻策？
但這幫白人，來「顧問」了一兩次，不了了之，「國際顧問委員會」散了攤。是因為中國警惕外國勢力趁機騎劫和思想滲透董伯，幕後喝退了洋人；還是洋人不希罕來嘆總統套房和美食、不想應酬；還是西方白人跟董班子開了幾次會，有點像當年英國人莊士敦給溥儀上課，或者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跟袁世凱講解君主立憲，都教得意興闌珊，覺得董班子也一樣中國基因局限，不想浪費時間應酬，則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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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解密英中談判香港前途。港督尤德聲稱代表香港，隨英國代表團北上。中國的鄧小平說：香港發了幾多鈔票，沒有人知道。但華文傳媒報道：據說尤德當面「頂撞」鄧小平，說：我知道。
尤德在鄧小平面前講實話，不足為奇。中國人這個「頂撞」一詞，卻甚為趣致。
尤德沒有刻意「頂撞」誰，他只對中國鄧小平出於無知的說法，表示「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彼此地位相等。但在中國人的語境裏，嚇死了，因為什麼「海瑞罵皇帝」啦、「十奏嚴嵩」啦、「彭德懷上萬言書」啦，凡此種種，並非「表達歧見」，而是下奴對上主的不敬，故曰「頂撞」。
尤德不是鄧小平的家奴。眼看鄧小平這個土包對香港的無知，尤德不跟你客氣，直言糾正，無所謂頂撞不頂撞。即使真的頂撞，又有什麼問題？
尤德在英中會議對鄧小平說了一個「不」字，在英語世界，不成為新聞。在中國人的奴才意識裏，尤德好像頂撞了他們的皇帝，犯了大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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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班子上台未滿頭七，除了僭建風波、發展局長換人、五司十四局幾乎無疾而終，還引發一個「國民教育」的計時炸彈。
「國民教育」雖是「前朝」的曾孫政權「擊鼓傳花」、「無縫交接」，傳遞給梁特首，梁特硬着頭皮，必然已向上面拍胸口，一定能搞定。但九萬人大遊行之後，終於發覺事態嚴重，聲明：「國民教育醞釀了十多年，不是本屆政府才強行推出。」又一次為自己撇清責任了。
但是，雖然說得沒錯，「過去十多年」，梁先生是行政會議召集人，也是阿董的頭號心腹。「國民教育」的長期醞釀，梁特必然也有極大貢獻。當年精英的政治家曾蔭權、「港英」老油條孫明揚展現了極為高超的政治藝術，在施政報告一拖再拉，初說「推行」、又講「深化」，一味只付託空言，沒有什麼行動，撥出公帑任由極左分子申領，寫成連曾蔭權自己看了也心中暗笑的國民教育手冊，慶幸自己的兒子一早送了去英國，重九登高，避卻了這等「中國模式」的謊言教育。等到「孫公」身患重疾，「洗肚」洗得七七八八，還故意省悟「仲有些手尾未做完」。所謂手尾，原來如此。
吳和梁振英在政治血緣上，與國民教育是捆綁為一體的。你若說這是「爛攤子」，一臉的嫌棄神情，不就是臉色和眼神間接告訴香港市民，這套「國民教育」絕不是好東西？如果吳克儉敢說：「社會多數市民是接受國民教育的。」那就不要怕，根本沒有「危機」，維持行政主導，強勢推行好了，以此為試點，年底再出廿三條，豈不連消帶打，買一送一，一齊完成任務？
特區的教育制度，爛在裡面，梁班子和其他中環精英不是不知道。曾俊華的財政預算案，不就是早就宣布撥地擴建「國際學校」了嗎？特區的本地教育，是為無權無勢、移民無路的本地賤民而設的。精英權貴早就用他們的子女的十隻腳趾和一對腳板，安安穩穩投了票。不然每年暑假，蘭桂坊的酒吧充斥乘商務客位回港「度假」的黃皮假鬼仔、假鬼妹，哪會如此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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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國民教育」的民憤，其實很簡單。
只要特區政府十五年來，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三代「班子」：行政會議、司局級官員、副局長政助、常務秘書長；還有十五年來不斷幫腔宣傳「人心尚未回歸」、「國民教育有必要」的港區人大、政協──他們的直系子女、叔伯兄弟的子侄，有沒有都留在香港讀中學和大學，還是早就「未雨綢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地都送去「人民當災」的美國東岸波士頓紐約，或英國的伊頓哈羅寄宿學校去了──在那裏，白種人當校長，「國民教育」特別高級，讀聖經，看莎劇，不必學習欣賞毛澤東的書法藝術，不用穿制服當「國民小先鋒」（你即使想當兵，他也嫌你那身膚色不配，不會要你）──這些人事資料如果不「敏感」，也來個「開誠布公」，特區的「國民教育」辦不辦得成，即刻就很清晰。
特區政府的班子高官，都不可有外國籍，推行「國民教育」，同理，像大陸說的，應該做「帶頭羊」、「做好榜樣」，讓他們的子女做示範單位，那麼香港屯門、天水圍、牛頭角的中小學生，一定會很快樂地跟中環人的子女一起唱紅歌，敬拜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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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政府給香港市民的教育、醫療、住屋、政府管治模型全部比特區政府弄到不似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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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補機制被押後表決，有認為只要政府「做回程序」，方案就可通過，又把反對聲音一律歸類為「泛民動員」。似乎政府尚未明白「替補門」的關鍵﹕為什麼對原方案沒有強烈意見的、對泛民不存好感的、乃至政治冷感的學者，都出來反對？答案在於政府的手法屬「威權政治模式」，這是香港人絕不能接受的，從前就是再高壓，也以「官僚政治模式」執行政治任務。後者並非理想，但起碼基於理性，前者則基於權力。為解釋何以現方案必須撤回，本文探討政務官在「前替補門時代」如何執行同一工作，大家當能明白問題核心。
什麼是「漏洞」和「玩嘢」？ Continue reading 沈旭暉 – 當威權政治取代官僚政治——哪裏出了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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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