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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香港無人

香港人不會玩政治,尤其中國政治。大陸開放改革三十年,香港的精英時時北上,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鄧小平,從那時開始,就應該見識得到中國政治的山高水深,但很奇怪,這些愛國愛港人士,三十年來的表現無甚進步,好像什麼也沒有學過。

譬如中共的習總,最近召開文藝座談會,會上有諾貝爾文學家莫言,畫家范曾,導演陳凱歌、馮小剛,還有許多作家。但是滿座賓客,有誰不獲邀請而缺席?誰該到而沒有來?不止是宣示政策,下一步還是要拿人呢。

香港掀起佔中運動,特首梁振英對公眾說:二〇一七年普選方式是人大決定的,不是我,香港特區政府沒有權力更改。

這也是不識相。即使真的由大陸人大定的,你梁特也不可以公開這樣講出來,尤其不可以在佔中形勢最尖刻時這樣公開講出來。一九八九年,趙紫陽即因向蘇聯人說「現在重大問題都由鄧小平決定」而獲罪。當年此事直播,香港人都看得到,但香港的特首卻不理會,是他藝高特別人膽大,還是無識於中國,倒是耐人尋味。

香港特首去北京「述職」,不是叫你向上面說:「香港發生了暴亂,因為人大決議定了案,香港人不服,請問現在要不要開槍?解放軍要不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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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送別

一九四一年,中國抗日戰爭已值艱苦年代,香港新亞書院的唐君毅,那一年才三十出頭,遇到一位智者歐陽竟無。

歐陽竟無是江西人,清同治年出生,精通佛學,是中國哲學家熊十力的老師。他本名歐陽鏡湖,在中國開設佛學院,主辦佛教雜誌「內學」──「內」的意思,是內心的修煉。日軍侵略,他將學校由南京搬去四川,名「支那內學院」,精研印度佛教傳統、梵文,編印大藏經。

歐陽竟無是唐君毅父親的老師,在中國倫理裏,是太師輩份。這一年,歐陽竟無已經七十歲,戰事危急,遇到了逃難來四川的唐君毅。唐先生後來記述:

「他要我住在支那內學院,長為其弟子,並為我安排生活。我當時不肯。他於是大怒,但在怒氣中,忽然聲帶悲惻,說:『我七十年來,黃泉道上,獨來獨往,只是想多有幾個路上同行的人。』我聽了『黃泉道上,獨來獨往』八字,便不覺深心感動,俯身下拜。歐陽先生亦下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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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收外國人的錢

梁特突然被爆出曾收受澳洲企業現金四百萬鎊,共五千萬元,一次收款,不必繳稅,而且無條件,不必提供服務。

親中愛國陣營,也就是所謂建制派,職責所在,一定要支持梁特,都要說收這筆錢,沒有問題。但是人性的嫉妒是天生的,五千萬元現金,幾多親中愛國人士在工會、在愛國教育單位,愛國愛港之一生一輩,都打拼不到一個零頭,你梁特從外國人手上一次肥爽,錢包滿溢,然後又轉戰另一條線,當特首了。對於擁有國際行政視野的人,這種交易在法律上沒有問題,但中國人天生有很強的紅眼症,可以論斷,越是愛國奉命挺梁的中國人,此時此刻,心中越不是味道。

尤其是「收外國的錢」,特別容易引起中國人的情意結。為什麼外國人給你錢而不給我?但是他們不會想到:外國人,即西方人,對專業的要求極高,錢不是亂砸的,外國人越能將錢花在你身上,證明你越出色,像九十年代,荷李活投資一億美金,讓我們香港大導吳宇森(John Woo),夥拍天皇巨星湯告魯斯,拍職業特工隊。所以當我聽到澳洲的企業在全球十三億華人之中,獨肯送梁特五千萬元,我認為梁先生必是非常卓越的人才。

如果想少一點激憤,多一點和諧,必須學會包容、平常心,學習壓抑「收外國的錢」此一情意結,而明白能贏得外國人的錢,由瑞典人給錢的諾貝爾得獎人莫言,到拿日本人錢的孫中山;由拿俄國人共產第三國際的錢的周恩來到拿澳洲人錢的梁特,必定是中華民族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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