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港男合謀將其中一個的父母兇殺碎屍。一個謀殺罪名成立，另一個，因聲稱「智商不高」，被兇手好朋友利用，只判「非法處理屍體」的「中性罪行」，入獄十二個月，因為關押夠了，當庭釋放。走出法庭時，記者包圍，他和他的親人學着梁特的名句：「請給我一點空間。」
憑這句所謂Sound bite，可以判斷智商確實不高。低智商，即是較為無知了。而無知，當然就是愚蠢的同義詞了。然而無知和愚蠢，可以成為脫罪的理由嗎？
法律有所謂「無知不能是無罪的開脫藉口」（Ignorantia juris non escusat）。這位低智商者，能與他的好朋友一起肢解碎屍，而且懂得驅除屍臭，碎屍隱藏得當，可見智商跟一個法醫官相當。莊子說的庖丁解牛，境界亦不外如是。這個人還叫智商低？那麼屠房的工人，又是哪等智商？
如果低智商的人可以合謀殺人而無罪，那麼智商高的人，豈非受到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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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在三千年前說過，最理想的君王，是一個哲學家。也就是說，做領袖的最佳人選，是要懂得哲學，而且還活出哲學。
這句話不深奧。因為哲學家不一定是深奧的人，懂哲學的人，首先了解人性，尤其是人性的缺點和罪惡：嫉妒、貪婪、好色。哲學家不但有邏輯的思維，最重要的是他思考冷靜，對自己與生俱來的缺點，甚至罪惡的念頭，能以理性來抑制，因為他一面像高僧，看破了生死的短促，一面又有點像上帝，有澤披蒼生的慈悲。
柏拉圖的理想國領袖，與中國儒家講的「內聖外王」相似。中國人從前相信，皇帝必須是聖人。但這種期望不切實際。中國三千年，只有孟子和莊子是言行合一的聖人，連孔子也不全是，反而哲學家不必做聖人：蘇格拉底、康德、羅素，都不是聖人，但哲學家是最淡泊於私慾，最了解人性弱點，因此處事論斷，是相對最公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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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巫祭文化發源自黃河流域，春秋戰國時代，有了孔子、老子、墨子、荀子，也就是說，中國在分裂時思想最自由，人才最廣濟。
秦始皇統一六國焚書坑儒，中國文化第一次遭到嚴重的伐殺。
本來多元的思想，豐盛的靈感，可以繼續發揚，但是秦始皇一統天下，中國人思想和靈感的開拓，以血腥的方式，突然剎止。
但文化還沒有死亡，因為還鮮活，只是崇尚博愛的墨家從此沒有了，崇尚自然的道家走向煉丹、驅鬼、房中術的民間庸俗。蘇格拉底和釋迦牟尼那一級的思想宗師，像孟子和老莊，在中國，從此不再出現了。
留下了巨大的老本，經過兩漢，有所迴照，然後又經歷了南北朝和五胡十六國的殺伐，到了唐朝，奇蹟一樣，經胡人和回教阿拉伯的外來影響，秦代之前的華夏多元文化，又喧鬧、豐潤而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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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兩年，香港下一代不認「中國人」身份者大增。
換了其他國家政府，會從巿場文化方面，深刻反省研究，而不是破口大罵，指香港人「不愛國」。
但「愛國」的紛爭，變成愛黨愛政權，一輛快車，開進另一條「中國軌道」：這條軌道上的「中國」，是政治的中國和GDP的中國。
政治和GDP的中國軌道上，兩岸的景觀，對香港的下一代沒有吸引力。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男人四五十歲、剃小平頭、穿廉價T恤；女人是歐洲名牌的掃貨客。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人」，忙碌而喧閙，他們交談的話題，不離「我有一個項目」、「我在大陸弄到一幅地」、「項目加上土地，還有銀行融資，可以建五十座別墅」。
這個「中國」，是「項目中國」、「房地產中國」、「融資中國」、「財技中國」，也就是「GDP中國」。這條中國軌道，速度快，乘客多，人聲喧沸，人心也很緊張，但是車開着開着，人人會發現，這條軌道開着的是一條貪腐之道。
然而本來，還有另外的軌道，像中秋的中國，黃河的中國，江南小橋流水的中國，徐志摩林徽音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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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