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莊子

陶傑 – 低智之惡

兩個港男合謀將其中一個的父母兇殺碎屍。一個謀殺罪名成立,另一個,因聲稱「智商不高」,被兇手好朋友利用,只判「非法處理屍體」的「中性罪行」,入獄十二個月,因為關押夠了,當庭釋放。走出法庭時,記者包圍,他和他的親人學着梁特的名句:「請給我一點空間。」

憑這句所謂Sound bite,可以判斷智商確實不高。低智商,即是較為無知了。而無知,當然就是愚蠢的同義詞了。然而無知和愚蠢,可以成為脫罪的理由嗎?

法律有所謂「無知不能是無罪的開脫藉口」(Ignorantia juris non escusat)。這位低智商者,能與他的好朋友一起肢解碎屍,而且懂得驅除屍臭,碎屍隱藏得當,可見智商跟一個法醫官相當。莊子說的庖丁解牛,境界亦不外如是。這個人還叫智商低?那麼屠房的工人,又是哪等智商?

如果低智商的人可以合謀殺人而無罪,那麼智商高的人,豈非受到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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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哲學君王

柏拉圖在三千年前說過,最理想的君王,是一個哲學家。也就是說,做領袖的最佳人選,是要懂得哲學,而且還活出哲學。

這句話不深奧。因為哲學家不一定是深奧的人,懂哲學的人,首先了解人性,尤其是人性的缺點和罪惡:嫉妒、貪婪、好色。哲學家不但有邏輯的思維,最重要的是他思考冷靜,對自己與生俱來的缺點,甚至罪惡的念頭,能以理性來抑制,因為他一面像高僧,看破了生死的短促,一面又有點像上帝,有澤披蒼生的慈悲。

柏拉圖的理想國領袖,與中國儒家講的「內聖外王」相似。中國人從前相信,皇帝必須是聖人。但這種期望不切實際。中國三千年,只有孟子和莊子是言行合一的聖人,連孔子也不全是,反而哲學家不必做聖人:蘇格拉底、康德、羅素,都不是聖人,但哲學家是最淡泊於私慾,最了解人性弱點,因此處事論斷,是相對最公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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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歷史

中國的巫祭文化發源自黃河流域,春秋戰國時代,有了孔子、老子、墨子、荀子,也就是說,中國在分裂時思想最自由,人才最廣濟。

秦始皇統一六國焚書坑儒,中國文化第一次遭到嚴重的伐殺。

本來多元的思想,豐盛的靈感,可以繼續發揚,但是秦始皇一統天下,中國人思想和靈感的開拓,以血腥的方式,突然剎止。

但文化還沒有死亡,因為還鮮活,只是崇尚博愛的墨家從此沒有了,崇尚自然的道家走向煉丹、驅鬼、房中術的民間庸俗。蘇格拉底和釋迦牟尼那一級的思想宗師,像孟子和老莊,在中國,從此不再出現了。

留下了巨大的老本,經過兩漢,有所迴照,然後又經歷了南北朝和五胡十六國的殺伐,到了唐朝,奇蹟一樣,經胡人和回教阿拉伯的外來影響,秦代之前的華夏多元文化,又喧鬧、豐潤而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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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人問題

短短一兩年,香港下一代不認「中國人」身份者大增。

換了其他國家政府,會從巿場文化方面,深刻反省研究,而不是破口大罵,指香港人「不愛國」。

但「愛國」的紛爭,變成愛黨愛政權,一輛快車,開進另一條「中國軌道」:這條軌道上的「中國」,是政治的中國和GDP的中國。

政治和GDP的中國軌道上,兩岸的景觀,對香港的下一代沒有吸引力。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男人四五十歲、剃小平頭、穿廉價T恤;女人是歐洲名牌的掃貨客。在這條軌道上的「中國人」,忙碌而喧閙,他們交談的話題,不離「我有一個項目」、「我在大陸弄到一幅地」、「項目加上土地,還有銀行融資,可以建五十座別墅」。

這個「中國」,是「項目中國」、「房地產中國」、「融資中國」、「財技中國」,也就是「GDP中國」。這條中國軌道,速度快,乘客多,人聲喧沸,人心也很緊張,但是車開着開着,人人會發現,這條軌道開着的是一條貪腐之道。

然而本來,還有另外的軌道,像中秋的中國,黃河的中國,江南小橋流水的中國,徐志摩林徽音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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