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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北京大學得罪了誰

有點歷史修養,加一點點人格心理學的通識,許多現象和事件,也就解得通了。

譬如,為什麼毛澤東當權之後,那麼仇恨聲譽超羣的北京大學?因為毛澤東年輕時考不進北大。

五四時期,年輕的毛澤東對北京大學甚為嚮往。北大的名師,如宣揚自由主義的胡適和傅斯年,是毛澤東的偶像。但是,北大沒有錄取毛澤東,冠蓋滿京華,北大校園沒有人將毛澤東當做什麼人物。毛澤東連旁聽胡適的課,據中國電影「建黨偉業」披露,也被胡適以沒有學生證為由請出講堂。毛澤東只能做了北大圖書館的一個低級助理。

毛澤東的自卑,埋下種子,一九四九年當權之後,北京大學一伙學者,很天真地請「毛主席」出席紀念五四的活動,毛澤東去函,稱工作忙,冷冷拒絕。

北京大學請毛澤東題字。毛澤東題了,但一直對北大甚為冷漠,也沒有再去過參觀。他們不知道,北大當年的教授蔣夢麟,為毛澤東定的圖書館工錢,每月十七元,毛澤東視為恥辱。毛澤東後來告訴美國記者史諾:「我那時地位低微,沒有人理我。我的工作包括整理來借書的學者的名字登記,有傅斯年、羅家倫,我很想向他們請教政治和文化,但他們不會理睬一個說話有鄉音的湖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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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知識份子悲劇

羅孚先生一生熱愛文藝,對中國現代文學是由衷的喜歡,於書畫亦有近乎狂熱的欣賞。

但他似乎不知道他服務的政權,以毛澤東為首,天生仇視知識份子──知識份子之中第一類:讀原子物理者,還可以利用來造核彈,可以奉為上賓;知識份子第二類如醫生、工程師和地質學家,可以「思想改造」之後適當利用,但不斷還要打壓,因為這類理工專家屬於「白專」,還要接受「工農兵」領導。

至於第三類:文科的知識份子,如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像翦伯贊、陳寅恪、朱光潛、老舍、沈從文,毛澤東對這類人,懷有刻骨仇恨之最。這一類即使聲稱接受了「改造」,毛澤東也不放過,因為「偉大領袖毛主席」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認定文史哲這個範圍的人,必有自己的獨立思想,而且會影響年輕人,而中國只能有他「毛澤東思想」一家,不容有別的思想,所以毛澤東一定要將文史哲的中國知識份子往死處整肅,即使你下跪投降,寫了一百萬字的「檢討」,毛澤東和江青,也不會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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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讀點文史

香港出現「新香港人」之說,準備以「新」汰「舊」。「新香港人」應該「愛國」──但是「新香港人」的「新父母」有了點錢,還塞送不塞送子女去英國讀寄宿學校,接受沒有中國「國民教育」的舊英國傳統貴族精英教育,「新香港人」的「定義」,沒有進一步說明。

出現「新香港人」這個名詞,是對準香港人(其實是中國人)凡事貪「新」的習性。iPhone4落伍了,要用iPhone5。這就是貪「新」。電影非3D不拍,也是貪「新」。「新香港人」,對於大腦殘障的人,在字面上,有吸引力。

但是中國的王莽篡漢,自號「新朝」。從此「新莽」便成為「亂逆賊子」、「惡紫奪朱」的貶詞。這一點,不要說香港的師奶不知道,香港的「學者」沒有記憶,一九五○年的中國知識份子精英如張伯荃、翦伯贊、馮友蘭,都想不起來,他們歡呼毛主席的「新中國」,直到「反右」與「文革」,將這愚昧的一群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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