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習近平

陶傑 – 玩不下去

香港人無法解讀大陸中國人複雜無倫的政治心理,大陸中國人也不可能了解英國人在香港留下的制度殘餘。

香港人看中國,一向以他們活在英式制度的生活現實為視點,而對中國深層精細的政治一無所知。譬如十年前,我時常在一些中環飯局聽到許多中環精英口沫橫飛談論中國:「現在胡錦濤已經穩掌大權啦,江澤民退休交班了,老江毫無影響力了。」我心中冷笑:一伙西裝友是讀MBA的,他們不知道戊戌政變,也沒聽過一九六二年北京的「七千人大會」,他們以為中南海換屆,如同香港總督衛奕信離任、彭定康來;或者布殊下台,奧巴馬上任。

但是如果你以你的中國見識,糾正這種香港人的盲點,他們會認為你太「偏激」。於是我會含笑聽他們今天改口說:習近平真是一代英主,習總真是好嘢。我心想:香港的中環精英這副德性,幸好我早就不再屬於這裏。

「學者」也一樣。研究中國的香港學者,用西方的學術方式。西方解讀中國,永遠是錯的。西方看中國,側重數據。香港人論中國,也只講財經數字。數字只是評斷中國的一個角度,決不是唯一的角度。但香港對中國的視野只有財經,沒有文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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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鬥雞眼

屯門上水滿地大陸水貨客。搶購奶粉年貨,引起年輕人不滿而衝突。

中國熱資湧來。奶粉搶售一空,房地產價格上漲,人來得多,一切都搶貴,引起香港民間怨憤。

這個問題,用左派的「論述」、呼籲「包容」。衝擊大陸水貨客的人,被指為「本土」、「排外」,所以,應該是右派。

但是,什麼是左?什麼是右呢?

大陸水貨客湧來香港,物價和租金,越搶越貴。然後是香港人的居住環境,越住越狹小。然而,根據阿當史密和海耶克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市場的力量是強大的,也很自然,人應該順適市場,不應干預。

崇尚自由市場經濟,由阿當史密到戴卓爾夫人,是右派的思想,所以,呼籲「包容」水貨客,不抵制大陸消費者和中國熱錢排洪之南來,本來不是所謂左膠的信仰,而是右派。

相反,力主干預市場,認為市場太過自由放任,會造成壟斷的壓榨,正是社會主義的左翼思想。

然而在香港,很奇怪:主張「包容」的左膠,其實都站在市場自由的右翼立場;力主對大陸移民和資金設限、抗拒大陸水貨客這股十四億人的龐大市場力量的所謂「本土派」,被指為「右翼」的,其實都在左的立場。

就像習近平說的:左腳穿了右鞋,右腳穿的都是左鞋,香港不是一個研究學術的城市,什麼叫左,什麼叫右,半世紀以來一直都很糊塗。譬如,所謂「建制派」,為什麼會有從前一九六七年反英殖放炸彈的人?為什麼愛國民族主義份子反而稱為「左仔」?

因為西方國家發明的價值、論述正邪是非,一旦移植來中國人的地方,一定顛倒而混淆的,所以以前有一本香港小說叫做「對倒」。中國人半世紀以來,打倒這個,打倒那個,今天左,明天右,然而又有指鹿為馬的奸詐基因,所以什麼左膠啦,右翼啦,全屬浪費口水,像天生的鬥雞眼,在這種視障世界裏,左的變成右,右變成左,總之一切都對倒。

陶傑
2015-02-13

Reference: 鬥雞眼

陶傑 – 傳統文化

中國新任的共產黨總書記除了大力肅貪,抓「大老虎」,更大的野心,據說是想「恢復中國傳統文化」。

抓光大陸的貪官還容易,「恢復中國傳統文化」不可能。

首先,「中國傳統」裏的帝皇宦黨奴才太監的政治文化,完全不必恢復,因為從來沒有斷過,只是換了一面鐮刀鎯頭的旗徽,變本加厲進行。

中國傳統裏的飲食腸胃文化,如中國烹飪,也從來沒斷過,只是飯桌上的食物,打了激素,有工業污染而已。

此縱的帝皇統治主軸,加橫的民間口腔,從未中斷。還有地方農村零星賣給遊客的手工藝品,像蘇杭刺綉、石灣泥雕之類,尚未中斷(但這些配料,隨着商場房地產的城鎮建設,也快了),其他一切「傳統文化」,都沒有了。

因為沒有土壤,也沒有市場。如果傳統文化是一盤錦綉瓜果,第一要有水土,種得出來;第二,種出來,收割下,要有人買。

土壤和市場是什麼?譬如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五日,大陸的「光明日報」,副刊會刊登這樣的長文:「『文選』的輯錄標準和它與『文心雕龍』的關係」。

這樣的標題,登在報紙上,今天八九十後的中國人,會不會看?「文選」指「昭明文選」,「文心雕龍」是中國文學批評集。這是一篇探析中國文學的學術論文,但是,卻刊登在那時的黨報。作者郭紹虞,是著名的中國文學鑑賞家。

報紙是面向「人民群眾」的。一九六一年的中國,「人民群眾」之中,三四十歲的讀者,出生北洋時代;六七十歲的讀者,出生清末。以當時的閱讀市場,「昭明文選」和「文心雕龍」,是很普及的知識。因為那一代的中國人,雖經中日戰亂,四九年解放,一九六一年,還在「反右」之後,舉國已經煎了一層皮,但當時的中國讀者,有大量有中國文化知識的人。即使黨報「光明日報」,登這種文章,那時有土壤,也有市場。

今日全世界的華文報紙,絕不會登這種文字。連月刊也不會。或許大學的中文系學報會有,但孤芳自賞,冷清寂寥。然而一九六一年,共產黨不妨批評,但這類文章,仍天天見諸大陸的報紙副刊。

就是土壤和市場兩不再。今日是網絡消費時代,這種「中國傳統文化」,好似古埃及象形文,不必再懂,也無從「恢復」。中國大學生學好英文,讀金融管理,而且用簡體字。富起來最重要,但中國傳統文化,只會令中國人更窮。

黑貓白貓悶長艱深又叫人窮的中國傳統文化,還是任其滅亡好。

陶傑
2015-01-07

Reference: 傳統文化

陶傑 – 台灣太子

台灣選舉,國民黨慘敗,連戰的兒子、國民黨前元老連震東的孫子連勝文,角逐台北市長,由於「太子黨」、「官富三代」、「二世祖」的一連串年輕人厭惡的頭銜,先帶頭仆了街。

國民黨之輸,輸在與二十一世紀網絡時代完全脫節。他們不知道這個世界已經不一樣。世襲權力、家庭倫理、中華情懷,已經被人手一部美國蘋果iPhone6通通Delete。尤其是權力世襲。中國的太子黨上台,形勢明擺在那裏。如果國民黨認為政權在自己的子孫手上一代代傳下去最可靠,當年就不必辛亥革命。

不錯,美國的布殊家族,父親做完總統到兒子,哥當完,還想讓弟弟也過癮。克林頓做了兩屆總統,他老婆還想做。但人家是美國。美國從來沒有過帝制,美國人不相信什麼孔子儒家,美國人見到總統,不會像中國人一樣膝蓋一軟就想跪下來。連戰父子眼睛瞧着美國的布殊家族,但忘記了自己的膚色和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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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香港無人

香港人不會玩政治,尤其中國政治。大陸開放改革三十年,香港的精英時時北上,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鄧小平,從那時開始,就應該見識得到中國政治的山高水深,但很奇怪,這些愛國愛港人士,三十年來的表現無甚進步,好像什麼也沒有學過。

譬如中共的習總,最近召開文藝座談會,會上有諾貝爾文學家莫言,畫家范曾,導演陳凱歌、馮小剛,還有許多作家。但是滿座賓客,有誰不獲邀請而缺席?誰該到而沒有來?不止是宣示政策,下一步還是要拿人呢。

香港掀起佔中運動,特首梁振英對公眾說:二〇一七年普選方式是人大決定的,不是我,香港特區政府沒有權力更改。

這也是不識相。即使真的由大陸人大定的,你梁特也不可以公開這樣講出來,尤其不可以在佔中形勢最尖刻時這樣公開講出來。一九八九年,趙紫陽即因向蘇聯人說「現在重大問題都由鄧小平決定」而獲罪。當年此事直播,香港人都看得到,但香港的特首卻不理會,是他藝高特別人膽大,還是無識於中國,倒是耐人尋味。

香港特首去北京「述職」,不是叫你向上面說:「香港發生了暴亂,因為人大決議定了案,香港人不服,請問現在要不要開槍?解放軍要不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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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送別

一九四一年,中國抗日戰爭已值艱苦年代,香港新亞書院的唐君毅,那一年才三十出頭,遇到一位智者歐陽竟無。

歐陽竟無是江西人,清同治年出生,精通佛學,是中國哲學家熊十力的老師。他本名歐陽鏡湖,在中國開設佛學院,主辦佛教雜誌「內學」──「內」的意思,是內心的修煉。日軍侵略,他將學校由南京搬去四川,名「支那內學院」,精研印度佛教傳統、梵文,編印大藏經。

歐陽竟無是唐君毅父親的老師,在中國倫理裏,是太師輩份。這一年,歐陽竟無已經七十歲,戰事危急,遇到了逃難來四川的唐君毅。唐先生後來記述:

「他要我住在支那內學院,長為其弟子,並為我安排生活。我當時不肯。他於是大怒,但在怒氣中,忽然聲帶悲惻,說:『我七十年來,黃泉道上,獨來獨往,只是想多有幾個路上同行的人。』我聽了『黃泉道上,獨來獨往』八字,便不覺深心感動,俯身下拜。歐陽先生亦下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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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再論「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的騙局

習近平早兩天接見梁振英時說,中共18屆四中全會提出要依法治國,對香港有深遠意義。梁振英則主動提起佔領運動,指佔中是香港回歸以來「最大型群眾事件」,對法治造成嚴重衝擊。昨天,林鄭月娥就法院對佔領街道的禁制令表示,警方將在短時間內採取拘捕行動。又稱法治是本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港府會致力維護及捍衞法治。看來梁政權正密謀以法庭禁制令為工具,標舉清場是維護法治的行為,貫徹中共交代的「依法治港」。

筆者繼前一篇「蘋論」探討「支持梁振英依法治港」後,今天再嘗試進一步論述這話題,並介紹「法治」(rule of law)「法制」(rule by law)的分野。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於公元前350年就提出法治的觀念,說「法律應當統治」,「法治比任何一個人的統治來得更好。」現代文明國家的法治強調三權分立,認為創造和解釋法律的核心機構為三大部門:公正獨立的司法、民主的立法和負責的行政。公正獨立的司法以正義女神為象徵,她的雙眼被蒙住象徵只認法不認人的法律下的平等,手持天平代表在法律之下人們利益間的平衡,而劍則指理性在法律中的力量,以及國家執行法律的能力。民主的立法,意味着法律的訂立須依從人民意願。負責的行政則表示政府的行為必須是法律許可的,不能凌駕法律。17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John Locke提出經典的法治原則: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並且保障人民擁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自然權利時,其統治才有正當性;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但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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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理性話

中國的習總據說「決心反貪腐」,好像令大陸內外的「知識份子」,又覺得很振奮。

中國「反貪腐」,絕對不可能成功。理由很簡單:由文化角度,貪污歷史兩千年,連「西遊記」裏的唐三藏最後到了西天,要進門取經,連守在如來佛祖兩旁的迦葉、阿難,也伸手問唐僧索取「引見費」。貪污腐敗,在西方是罪行,在中國,一定是文化。

英國、瑞典、丹麥、加拿大,沒有貪腐,但不表示中國要模仿西方白人國家。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國人不可能根治貪腐,正如其人民不可能改變膚色。斑馬一旦身上沒有了黑白斑紋,就不再是斑馬;中國人不再貪腐,就不再是中國人。許多香港人對中國沒有歸屬感,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有英國人留下的廉政公署,而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廉政專員湯顯明接受中國的茅台款待而竟受到審判──這是很奇怪的案子:湯專員在做一個中國官員、也是「禮尚往來」的儒家中國人絕對應份做的事,為什麼他成為一名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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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民中 – 寫於觀察街站後

香港之華洋雜處,不只在人種,更在想法。西方人講人權:民主是天賦的,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個人價值是要彰顯的;東方社會,上面說什麼就算什麼,皇帝姓趙擁趙,姓朱擁朱,女真人要你留頭不留髮,三百年中國男兒就禿著前額過一生,一生默默在鳥籠般的空間過活。

這十多年的爭論,由六四鎮壓有理無理,至民生議題的hktv事件、反佔中與佔中,歸根咎底,就是英殖時代培養出的西方觀念與中國人一直潛藏著的傳統思維的角力。講個人價值、自由、公平,所以擁有西方文明觀念的那班港人,會說中共鎮壓八九民運是錯、各種打壓人民自由的行為是不義、貪污舞弊是政治制度沒有適當人民制衡之過,我有權看電視你沒理由不發牌、佔中是爭取真普選不果後的官迫民反,暗示我有權這樣公民抗命;傳統中國人則認為上面誰當老闆就對誰忠君愛國,六四後共產黨繼續做到老闆,就要聽從他,他說鎮壓帶來穩定繁榮,你就要重視這個事實,那些人命是國家發展必負代價云云、國家目前貪污腐敗,但會好起來,因為明君會來,你看看朱榕基說打貪連棺材都準備好了、現在習近平打貪力度多強,國家總會進步向光明前進!不給hktv發牌政府決策是正當的,我也不支持發牌給王維基,所以應該不發牌、佔中是要製造動亂破壞香港,國家已經給你投票,你們還想搞亂香港?!這諸般爭論,歸根結底就是一場東西觀念的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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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量度人

首富不點名抨擊當前的梁班子不太懂得「執政」:「香港不能人治,只可以法治」;梁班子不按制度辦事,將營商環境搞得烏𤀹瘴氣,並警告:「如果管治失當,原則和法治,可以一夜之間蕩然無存。」

最後這句,也是用中國的習近平聽懂的語言,講給中國聽的。習近平在亞太會議說:無論怎樣「改革」,「中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梁班子一年多,香港的原則和法治,已經出現顛覆,再這樣胡搞下去,香港根本的原則和法治之墮落,無法挽回,香港的大錯,無法彌補。

習近平去年臨時欽點的這個人,現在,全香港,從商界、公務員、市民,包括「行政會議」的許多人,當然還有親中愛國的所謂「建制派」,都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但是根據「中國國情」,皇帝的新衣,即使明明錯了,中國人也要看臉色,說是對的,因為皇帝的面子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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