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反英暴亂，因為大紫荊愛國老英雄之死，又引發一場是非之爭。
有人倡議：要「重新評價六七」，因為一九六七年的暴亂之前，「港英」治下的香港，窮人受壓迫，所以愛國同胞起來放炸彈，紅燒英國白皮猪、生劏警察黃皮狗，還是有道理。
英治時代，一九六七年的香港，確實有許多窮人。但都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難民大舉南逃，進入香港躲避的結果，中國的內戰，自相殘殺，五十年代初，難民湧來一百萬。不久之後，偉大領袖毛主席又「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中國人，一九六二年，廣東飢民翻山越嶺，又逃來幾十萬。
英國人建公屋的速度，追不上中國蟻民逃避中國統治而用腳投票的逃跑速度，於是英國人慈悲為懷，撥出許多山頭，讓你木屋棲身。
英治時代，一九四九年之後，香港的窮人不是英國製造的，是中國人殘酷不仁的政治的自我排洩。英國自己，戰後也很窮，艾德禮的英國工黨政府要派經濟學家凱恩斯借錢，英女皇沒有錢拿來香港派，美國教會的傳教士倒是派了不少奶粉。然後就是所謂「窮人受壓迫」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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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孚先生一生熱愛文藝，對中國現代文學是由衷的喜歡，於書畫亦有近乎狂熱的欣賞。
但他似乎不知道他服務的政權，以毛澤東為首，天生仇視知識份子──知識份子之中第一類：讀原子物理者，還可以利用來造核彈，可以奉為上賓；知識份子第二類如醫生、工程師和地質學家，可以「思想改造」之後適當利用，但不斷還要打壓，因為這類理工專家屬於「白專」，還要接受「工農兵」領導。
至於第三類：文科的知識份子，如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像翦伯贊、陳寅恪、朱光潛、老舍、沈從文，毛澤東對這類人，懷有刻骨仇恨之最。這一類即使聲稱接受了「改造」，毛澤東也不放過，因為「偉大領袖毛主席」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認定文史哲這個範圍的人，必有自己的獨立思想，而且會影響年輕人，而中國只能有他「毛澤東思想」一家，不容有別的思想，所以毛澤東一定要將文史哲的中國知識份子往死處整肅，即使你下跪投降，寫了一百萬字的「檢討」，毛澤東和江青，也不會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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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班子上台未滿頭七，除了僭建風波、發展局長換人、五司十四局幾乎無疾而終，還引發一個「國民教育」的計時炸彈。
「國民教育」雖是「前朝」的曾孫政權「擊鼓傳花」、「無縫交接」，傳遞給梁特首，梁特硬着頭皮，必然已向上面拍胸口，一定能搞定。但九萬人大遊行之後，終於發覺事態嚴重，聲明：「國民教育醞釀了十多年，不是本屆政府才強行推出。」又一次為自己撇清責任了。
但是，雖然說得沒錯，「過去十多年」，梁先生是行政會議召集人，也是阿董的頭號心腹。「國民教育」的長期醞釀，梁特必然也有極大貢獻。當年精英的政治家曾蔭權、「港英」老油條孫明揚展現了極為高超的政治藝術，在施政報告一拖再拉，初說「推行」、又講「深化」，一味只付託空言，沒有什麼行動，撥出公帑任由極左分子申領，寫成連曾蔭權自己看了也心中暗笑的國民教育手冊，慶幸自己的兒子一早送了去英國，重九登高，避卻了這等「中國模式」的謊言教育。等到「孫公」身患重疾，「洗肚」洗得七七八八，還故意省悟「仲有些手尾未做完」。所謂手尾，原來如此。
吳和梁振英在政治血緣上，與國民教育是捆綁為一體的。你若說這是「爛攤子」，一臉的嫌棄神情，不就是臉色和眼神間接告訴香港市民，這套「國民教育」絕不是好東西？如果吳克儉敢說：「社會多數市民是接受國民教育的。」那就不要怕，根本沒有「危機」，維持行政主導，強勢推行好了，以此為試點，年底再出廿三條，豈不連消帶打，買一送一，一齊完成任務？
特區的教育制度，爛在裡面，梁班子和其他中環精英不是不知道。曾俊華的財政預算案，不就是早就宣布撥地擴建「國際學校」了嗎？特區的本地教育，是為無權無勢、移民無路的本地賤民而設的。精英權貴早就用他們的子女的十隻腳趾和一對腳板，安安穩穩投了票。不然每年暑假，蘭桂坊的酒吧充斥乘商務客位回港「度假」的黃皮假鬼仔、假鬼妹，哪會如此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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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一調查，原來特區政府班子高官，大多數的子女，不是送去英美讀寄宿中學，就是香港的國際學校和教會中學。「國民教育」還如何推行下去？特區政府喪失了起碼的道德基礎。
中國的領袖毛澤東，為什麼五六十年代在中共和人民之間有威信？其中一個原因，是毛澤東一九五○年發動韓戰，派軍隊進朝鮮半島打美國，把自己的兒子毛岸英也送上戰場，而且讓美國的飛機炸死。
毛澤東反美，當年，同不同意他老人家是一回事，但毛主席至少言行一致，心口如一。他發動反美戰爭，把自己的兒子也送上戰場。兒子戰死了，大家很感動，覺得毛主席在這個骨節眼上，絕不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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