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許多年輕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是很令人遺憾的事。
「中國人」本來是一個不錯的品牌，譬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你如果是中國人，本來也必然是文明人，而不需要像今日大陸，不斷強調「出國旅遊文明」、「馬路開車文明」、「用廁沖廁文明」。
文明兩個字，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與美國、英國、法國、蘇聯並為戰勝國，那一年中國政府的名單：總統蔣中正、行政院長宋子文、財政部長俞鴻鈞、國防部長白崇禧，如果你是中華民國國民，那一年你到倫敦旅行，穿一件樸實的西裝上衣，打領帶，穿皮鞋，在倫敦與英國民眾一起歡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一起聽邱吉爾的演說，你會感到在那一刻，你是文明世界的一份子，做一個中國人，絕對自豪。
中國人一度有靈魂。徐志摩在英國遊學，自述：「我想去康橋讀書，因為我想師從羅素。」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Marketing
在中國人社會，要做到「不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四周中國式的喧噪之中，不要隨一般中國農民狹小的視野和見識，勿為其帝皇奴民之意識病毒所侵惑，培植最基本的抗疫力，是配備（Equipped with）西方的邏輯思考。
邏輯學是西方文明之根本，為伊斯蘭文化與中國儒家文化所無。西方在古希臘時代就有了邏輯學，衍生了理性的思考。雖然在黑暗時代因教廷而壓抑思想幾達一千年，但壓不住的，文藝復興和科學，西方產生了達文西、牛頓、達爾文，脫穎而出，將伊斯蘭和中國拋在後面，而領先於世界。
中國人沒有邏輯思考力，你要有，而且還要讀通中國的歷史，再以西方的邏輯思考、配以英國人講的Common sense，驗證中國式思維的千百謬誤。
譬如，中國人最喜歡講「以法治國」。但是他們的「法治」，絕對不是西方的Rule of Law。中國自己的「法治」源自法家。法家的始創人，是春秋的管仲。管仲說：「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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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科學家霍金警告：不要再發展人工智能，有一天，人工智能會滅絕人類。
科學會不會吞噬人的性靈？十九世紀英國女小說家雪萊的「科學怪人」早已警告過了。英國人有足夠的哲理和智慧抗拒工具的誘惑，轉過來提防工具對人性的駕馭。
荷李活電影「二○○一年太空漫遊」，科幻小說改編，講美國太空人征伐木星，太空船的電腦忽然不再服從指令，那副電腦，名單叫HAL。為什麼是這個名字？有心人考證出來：HAL是IBM的前一個字母。六十年代末期，美國電腦公司就是IBM。所以電影和小說作者警告：再盲目崇拜科技下去，有一天，IBM會控制了美國。不是科學怪人的行政總裁，而是電腦本身，擁有了生命。
在全球網絡化的時候，文明世界轉向英國找尋答案，因為英國是哲學家的故鄉。但是哲學自從蘇格拉底之後，已經發展到極限。霍金有一次出席在劍橋大學的科學和哲學的論壇。有人提出：科技太過發達，科學怪人正在吞噬人類，我們的哲學家在哪裏？霍金說：二十世紀最後一位大哲學家是誰？是維根斯坦，維根斯坦只懂得語意分析。不錯，他對語意心理學和哲學的貢獻很偉大，但維根斯坦明白什麼是宇宙黑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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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太精沒有用，計算得太盡，終必害了自己。鄭板橋說「難得糊塗」，這句話很多人都聽過。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維根斯坦有一句話異曲同工：「切勿自處於精仔的荒瘠巔峯，下來吧，到傻仔的翠谷來。」（Never stay up on the barren heights of cleverness but come down into the green valleys of silliness）
這句話很難譯，因為英文的Clever，華文簡單的詞典一般譯為「聰明」，其實是「狡獪」。維根斯坦的意思是：太過工心計，即使上到頂峯，那裏只是一片瘠地；糊塗一些，下面反是幽翠的山谷。
香港的特首「選舉」，很貼切地，確是一場「豬狼」之爭。豬比較糊塗，狼則奸詐。特首「選舉」是一場欺詐之爭，只是沒想到，民國時代也靠欺詐起家的中共，也給欺詐了一道，把特首的座椅讓給了詐狼。
豬雖然糊懵一點，特首的獎品明明在嘴邊，也給狼叼了去，但聖誕前夕，豬唐與一眾好友會餐於「老巴剎」，新聞圖片所見，一行人開懷大嚼，又是紅酒，又是美食，就像維根斯坦說的翠谷裏的一個悠閒的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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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川仁志
期待的第二集真的出現了，今次比上集更貼近現代人忽略的東西，例如建構社會的共同體、消費主義、媒體、建立國家概念的社會契約等等。
我相信這些都是香港人忽略或完全不關心的東西，不，應該說這裡的生活文化並不會培養一個人去思考或關心這些看似無關痛癢的意題。
當社會上的人都不懂國家一詞的定義，你又如何去討論有關國家的議題呢?
日本當代思想家大前研一，出了一本暢銷書，名為《低 IQ時代》。
作者質疑日本下一代只懂消費，不會用大腦思考，已淪為一個集體低智的民族。
集體低 IQ的特徵，據大前研一判斷有幾樣：雖然標榜「閱讀」，但進書店只看標明「簡單淺易」的書籍，像美國的什麼《誰偷走了我的乳酪》、《華爾街成功一百種心法》、《溝通技巧五十條》之類。
還有就是全民熱捧電視的胡鬧遊戲，學校不成學校，只是「職業訓練」，考試只是「答題技巧」，選民淪為「低 IQ者」，即「以婦女與兒童為中心」，有許多吹水專家，卻沒有幾個真正「上得了國際枱面的經濟人」。
還有一章，專論日本傳媒之罪孽：「新聞記者八成消息來源，是記者俱樂部，每天的工作就是變動標題大小，充塞版面，大報中百分之六十七的新聞皆雞毛蒜皮、可有可無的小事。記者和宣傳人員沒什麼兩樣，有人幹了二十年，連撰稿的能力也沒有。」
這還未完，這一段，仔細再看：「只要在各大報發跡，政府就過來招手，拉攏這些人進入各種審議會擔任委員。以前的記者懂得避嫌，知道該和政府權力保持一定的距離，但現在的記者已失去了這份常識。」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評大前研一《低 IQ時代》
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