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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有趣小事

香港資深愛國記者程翔先生回憶中國官員魯平,其中記述魯平的「人情味」,頗為有趣:

「六四後,我和太太都離開了文匯報,跟魯平乃至整個香港左派的關係都斷了。有一天,魯平到訪香港科技大學,在這處見到我太太,立刻偏離原來前進的方向,特意走過來與我太太握手問好。相比之下,有些原來的左派的朋友,對我們避之唯恐不及,則魯平的風度及對朋友的真摯,是令人難忘的。」所以,程先生說:「從私人的角度,我對魯平是很尊敬和感激的。」

此段珍貴文字,由文化角度,有兩大看點。

第一,是「六四」後,作者的「左派朋友」對作者之「唯恐走避不及」。為什麼呢?因為程先生那時已被「定性」為反共反中人物,在中國人社會,一旦「定性」,你身邊本來跟你要好的人,當然「唯恐走避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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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讀書・做人

訪問陶傑,是難也是易,傳媒裏的陶傑是個多面手,要寫陶傑,難!容易變瞎子摸象,他文字功夫上乘,說話條理分明,旁徵博引,抓住這點,他是才子,若抓住他抵死比喻,會說他刻薄犬儒,抓住小農DNA, 便是反華反共。陶傑本人並不介意,百貨百賣有百客。但正如孫悟空分身,萬變不離其宗。穿越他的文字及傳媒形象,你會見到一個真實的陶傑,就是他留給自己的那一部分,陶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痛苦、掙扎沒有感覺嗎?對毛澤東的痛恨,是無緣無故的嗎?到今日取笑大中華膠、左膠,是刻薄嗎?陶傑由讀書、做人說起,再論到中國知識分子的traumatic創傷性集體心理、中國歷史之痛苦及「國情」二字之桎梏。

當收起嘻笑怒罵、尖酸刻薄犬儒之後,仍然是當初相識的那個有火的讀書人,沒有改變,要寫陶傑,其實一點也不難。

劉:劉細良
陶:陶傑

劉:你寫作多年,近年還參與電影創作,你有固定吸收知識的方法嗎?
陶:每日都要讀書,是一生一世的。身為中產或知識分子最基本的職責,亦是跟基層或商人最基本的區別,就是你要看書。看書is what makes you中產、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士,特別要讀humanities的書。你在大學三年共九個學期,其實讀到多少?大學不過指了一個方向給你,讓你培養出一種讀書方法和志趣,然後你便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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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克 – 為何中共與中國密不可分?

大中華派和本土派對六四集會的爭議,與其說是對支聯會的大會主題表示不滿,倒不如說是本土派對中共黨國一體、刁民橫行的現實進行反抗。「共產黨不是從天而降,不是從爆石爆出來的,共產黨是這塊土地長出來的,所以它一定帶有這塊土地的一些特點。這塊土地好的,或者它都有一點;這塊土地壞的,亦在它身上體現到出來。」程翔近日在一條短片中,分享他對中國人、中國跟中共的一些看法:「所以有甚麼人民,有甚麼政黨,這個理論上是正確的。」

程翔之後補充,他的這番言論,並非為共產黨開脫,只是共產黨的錯,「在於它執政的首30年,將中國人所有最劣根性的事物都發揚光大。」

中共的存在,如無中國人的支持,是不可能支撐到今日;當日被中共推翻的民國政權,如無中國人的默許,亦不可能腐敗。只是中共掌權後,發動反右、大躍進、文革,在摧毀人性、歷史、人倫道德上做得比民國政權更徹底。因為推翻民國政權的中共非常清楚,惟有將中國人徹底奴化,加深中國人的奴隸思想,才能防止自己的政權被人民推翻。

結果中國人的劣根性從泥土下被翻起來,暴露於陽光之下,令到全中國的人連區別善惡、判別好壞、理解真假的能力都失去。如同小說《1984》一樣,幾乎每個人都認同了「二加二等於五」;即使有少部份的人不認同這個說法,基於政治壓力,都必須承認答案是五,這就是中國和中國人現實的寫照。

刁民社會絕非一朝一夕就可建立。中國人孕育中共,中共利用政治手段對中國人進行洗腦,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奴隸思想早已根深柢固。

  • 中共破除迷信,為中國人另立新信仰,今日的中國人只會對金錢進行崇拜;
  • 中共破壞經濟,為中國人另立發展指標,今日的中國人只會視強拆強遷為經濟發展的一環;
  • 中共破壞環境,為中國人建立新的安全標準,今日的中國人絲毫不覺得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的問題將會毀滅中國和全中國人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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