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知識份子

陶傑 – 塔的四層

中國的政治多悲劇,其中一個原因,是雖然有許多好人,敢於抗爭,但由於中國的國運不好,往往因為遇上惡劣的時機,致使流血收場。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由中國學生佔領,長達兩個月。大學生反貪污,得到北京巿民支持,而且聲勢浩大,延綿不絕。

此時,大陸上層爆發了尖銳的權力鬥爭。總書記趙紫陽雖然很同情學生,也是溫和派,但黨內的強硬派如李鵬,與元老鄧小平,覺得有外國勢力借大學生想顛覆大陸的江山。

學生說他們只想中國好,想國家進步,但中國是一個家天下的人治國家。人治的特色,是一旦一個帝皇有了一種感覺,感覺成為事實,下面必有多層的臣奴,為感覺而催生成的事實服務。

一九八九年五月,統戰部長閻明復氣急敗壞來到天安門廣場,央求學生結束佔領廣場。閻明復代表了趙紫陽的意思。但在那個時候,趙紫陽與鄧小平李鵬的分歧是黨內機密,閻明復不能明講,但這樣下去,趙紫陽的處境會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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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昔白今黑

明報總裁,前總編輯劉進圖被兇徒狂斬之日,明報剛好刊登了副總編輯阮紀宏的一篇專論:「香港新聞業有史以來最自由」──明報這篇專論指出:香港的新聞業,在「港英」時代有限制,現在你看,今日特區,新聞自由空前高漲,出來遊行示威的,都是「杞人憂天」。

明報的運氣不大好。專論一刊登,還在網絡散發,劉進圖君即刻倒卧血泊。第二天,在「新聞自由有史以來最自由」的氣氛裏,這張報紙的招牌套了黑。

跟幾個知識份子閒聊──他們有一兩位,還認識劉進圖──我以消費者的身份,向知識份子請教:既然明報歌頌今日香港的新聞最自由,其僱員遭斬了,為什麼第二天又套黑了官方報頭?劉君遇斬,有許多愛國人士說,「未必與新聞自由有關」,而是出於「私人恩怨」。如果因「私人恩怨」,報紙不應為其私人的行為因果負責,為什麼套黑了報頭?

報頭套黑,即是為香港的新聞自由而哀悼了,既哀悼香港的新聞自由,那麼你前一天,卻很權威地告訴我「香港新聞業有史以來最自由」,那麼我該相信你前一天的歡呼,還是該相信你廿四小時後今日報頭套黑了的憤慨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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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理性話

中國的習總據說「決心反貪腐」,好像令大陸內外的「知識份子」,又覺得很振奮。

中國「反貪腐」,絕對不可能成功。理由很簡單:由文化角度,貪污歷史兩千年,連「西遊記」裏的唐三藏最後到了西天,要進門取經,連守在如來佛祖兩旁的迦葉、阿難,也伸手問唐僧索取「引見費」。貪污腐敗,在西方是罪行,在中國,一定是文化。

英國、瑞典、丹麥、加拿大,沒有貪腐,但不表示中國要模仿西方白人國家。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國人不可能根治貪腐,正如其人民不可能改變膚色。斑馬一旦身上沒有了黑白斑紋,就不再是斑馬;中國人不再貪腐,就不再是中國人。許多香港人對中國沒有歸屬感,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有英國人留下的廉政公署,而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廉政專員湯顯明接受中國的茅台款待而竟受到審判──這是很奇怪的案子:湯專員在做一個中國官員、也是「禮尚往來」的儒家中國人絕對應份做的事,為什麼他成為一名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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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終極一戰

現在人家賓總講明白,根據菲律賓的文化,也就是他們的國情,國家是不會為人家的過失道歉的。

既然是文化,當然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香港人不可以自己的一套加諸賓國,正如中國總理李克強同一天會見美國副總統,也訓令美國,不要把美國的標準來要求中國。

事情的邏輯,至此極為清晰了:各國的文化國情,多元存在,你不要對我使「霸權」,我也不會對你強行欺壓。你有吐痰打尖的喧囂文化要我包容,同理,我也有不為其他人的過錯不道歉的文化要你包容。

至於你不同意我處理人質拯救的暴力方式,嫌我太粗糙;但世界也沒有忘記,二十多年前天安門廣場你用坦克清理學生示威,你也說這是你的國情。你有道歉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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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上智障而下愚

邱震海博士的「中國人成熟嗎?」,書名是一個老問題。中國人如果「成熟」,不會有人以此為論題,由梁啟超、魯迅和林語堂開始,「論述」了一百年。

中國人之不成熟,源自中國「知識份子」帶頭之愚昧。本來孔子希望「上智下愚」,由讀書人引領農民階級,一起進步,安居樂業。

但是民國知識份子丁文江,是礦學家,留學英國,他的名言:「中國國家弄到這般田地,完全是知識階級的責任。」當時這樣講,在民國北平和上海,引起一陣爭議,同是留學英國的北大教授陳西瀅和應:與中國的知識份子交談,「他們的見解和知識幾乎全部趕不上一般的學生。」

一九八九年,蘇聯共產集團崩潰。其後約有十年,中國的「知識份子」跟着他們的統治者對外宣傳:中國不可以走西方議會民主之路,否則就會步蘇聯解體的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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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邱博士診症

邱震海博士的專著「中國人成熟嗎?」,給這個病態的民族診症。

中國人的基因遺傳病,病因繁多,病態豐富,除了帝皇專制,令這個民族缺乏個性,邱博士認為,根本之處,是中國人缺乏成熟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病態,其中尤好低級的詭辯。

讀過幾本書的「知識份子」,尤好低級的詭辯。譬如「九一一」恐襲,有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表示「力排眾議」,想表演「獨立思考」,認為「美國霸權」才是「九一一」的「深層原因」,拉登雖然是「西方標籤」的「恐怖份子」,這些人認為:卻還值得「同情」。

一個民族幼稚,不足為奇。孔子說:上智下愚,中國農民是愚昧的族群,這一點迨無異議,不值一提,但是如果本來應該「上智」的知識份子,也帶頭愚蠢,則無論這些人自吹有幾多千年「燦爛文明」,也是一堆糞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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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歷史的懲罰

鐵娘子逝世,香港網絡展開辯論,追究戴卓爾夫人當年交還香港的責任。

戴夫人不想交回香港,但怡和匯豐一直迫英國解決租約。本來,中國一貫立場,從毛周開始,就是「香港前途問題由中英雙方談判解決,談判之前,維持現狀」。這句話有兩點意思:一是毛主席周總理無意與英國開戰,二是「維持現狀」符合中共利益。維持多久?中方那時講得很白:一是「長期利用,充份打算」,二是「不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

意思明顯不過:你英國不主動提租約,我就不會收回,一九九七年也不會。英國人講「契約精神」,但跟中國交往,必須遷就中國國情文化。面子攸關,叫你別把那層薄薄的紙戳破,你就要規矩些,大家裝作不知,千萬不要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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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彭定康的預言

彭定康臨走那一年預言:將來香港的自由,不一定由中國來剝奪,而更有可能是香港一些人自己主動一點點來葬送。

彭定康做港督前,從未與中國人打交道,來香港五年,對香港中國問題的本質了解如此透澈,彭定康真是天才。

十五年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和精神空間一點點蒸發掉,冷靜地想:確實是許多自以為有點知識的香港人自己葬送的。

譬如,香港的「知識份子」根本不懂何謂「文化」──香港開埠以來,重工商,崇金融,輕文史,不讀哲學。香港的教育制度從來不研究「文化」這個課題。但二十年來,一伙沒有基礎的「文化人」趕西方時尚,濫稱「文化研究」,這伙笨蛋,沾了點美國東岸左派學院的皮毛,在香港講「文化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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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中國的民族性

中國導演馮小剛先生公開要求,可否拍「文革」題材的電影。馮大導接受採訪,題為「人生能有幾個十八年」,講到拍「一九四二」的經驗,馮大導說:拍這齣戲,令他對中國人「民族性」的認識,得到了昇華:
「過去,我們會把一些苦難歸咎於制度或政黨,但實際上,很多時候是民族性本身的問題。」

許多中國文人很天真,他們認為,「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或者是所謂勤勞、勇敢的,之所以多災難,不是「列強」的侵略,就是皇權暴政。他們認為,中國人的「民族性」沒有問題,認為「民族性」出問題的,是將中國問題「簡單化」,而且「偏激」。

但是,馮小剛不是一個偏激的人,他是中國導演中少有會賺錢的同時,還能啟動大腦思考的人。以馮大導的大陸經歷,其實更早就可以悟到中國人的民族性天生有極大的黑暗面,但是一直忙着發財。中國人如果能讓你發財,民族性當然不錯,但大導人到了中年,終於也明白了,也是一個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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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八十年前

《南周》事件還沒了完。只是一群知識份子想做個「憲政夢」罷了,沒有越軌,哪知道得罪了「習李新政」。

了解這個民族的人,像本人,絕不會大驚小怪。今天為此喊冤的,是不懂得這個國家的輪迴史。

一九三二年底,有一本《東方雜誌》,為慶祝一九三三年元旦,主編胡愈之向全國四百位名人發出一封徵稿信,題為:「一九三三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夢」:

「在這昏黑的年頭,我們的整個國家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我們詛咒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實生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漫長的冬夜裏,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二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聖權利啊!」

《東方雜誌》的徵稿信提出兩個問題:

一,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請描寫一個輪廓或叙述未來中國的一個方面)。
二,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夢想?(這夢想當然不一定是能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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