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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有香港人,沒有聖母

香港聖母幼稚園的功課,作句「我是中國人」,一個幼稚園學生不依題,寫了一句:「我是香港人」,遭到教師用紅筆批改:「沒有香港人的!」引起軒然大波。

聖母幼稚園跟隨梁特的愛國思想,以國家為本,改造下一代,當然也不能算錯。付錢讓子女進這家幼稚園接受「我是中國人」的幼稚教育的家長消費者,只要沒有投訴,其他網民,也不必為他們的幼兒擔心。

只是聖母幼稚園教師一鎚定音的這句「沒有香港人的!」,不但與基本事實不符,而且還會令純真的幼兒智商混亂。

這個世界有中國人,也有上海人、潮州人、北京人、四川人,也有久住香港幾十年而變成了香港人的上海人,也有移民了加拿大、領取了加拿大國籍再回流的加籍香港人,也有祖籍印度巴基斯坦的南亞裔香港人,地球一體化,這個人那個人,可以身份重叠,本來沒有問題。

香港有七百萬人。像上海一樣,香港在地圖上,是一個大城市。除非像伊朗的小鬍子總統阿瑪甸尼賈說過:要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猶太人,否則,永遠有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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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讀書・做人

訪問陶傑,是難也是易,傳媒裏的陶傑是個多面手,要寫陶傑,難!容易變瞎子摸象,他文字功夫上乘,說話條理分明,旁徵博引,抓住這點,他是才子,若抓住他抵死比喻,會說他刻薄犬儒,抓住小農DNA, 便是反華反共。陶傑本人並不介意,百貨百賣有百客。但正如孫悟空分身,萬變不離其宗。穿越他的文字及傳媒形象,你會見到一個真實的陶傑,就是他留給自己的那一部分,陶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痛苦、掙扎沒有感覺嗎?對毛澤東的痛恨,是無緣無故的嗎?到今日取笑大中華膠、左膠,是刻薄嗎?陶傑由讀書、做人說起,再論到中國知識分子的traumatic創傷性集體心理、中國歷史之痛苦及「國情」二字之桎梏。

當收起嘻笑怒罵、尖酸刻薄犬儒之後,仍然是當初相識的那個有火的讀書人,沒有改變,要寫陶傑,其實一點也不難。

劉:劉細良
陶:陶傑

劉:你寫作多年,近年還參與電影創作,你有固定吸收知識的方法嗎?
陶:每日都要讀書,是一生一世的。身為中產或知識分子最基本的職責,亦是跟基層或商人最基本的區別,就是你要看書。看書is what makes you中產、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士,特別要讀humanities的書。你在大學三年共九個學期,其實讀到多少?大學不過指了一個方向給你,讓你培養出一種讀書方法和志趣,然後你便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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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 我的卡夫卡

美國人天真,加上左派知識份子加基層的民主黨執政,所以在全球退化。恐怖勢力囂張,俄國強硬,奧巴馬變成大西洋版的馬英九,毫無領袖相。

天真的人,絕不可以從政,尤其在一個妖孽羣起的亂世。

卡夫卡有一句名言,在亂世之中的悲劇,歸根究柢,只有一個原因,就是「邪惡太了解善良,而善良的人,毫不了解邪惡」(Evil knows of the good, but good does not know of evil)

天真的人,對人性的邪惡全不認識,也不願意了解。他們不會明白,為什麼人壞起來,可以邪惡到這個程度。將幾百萬猶太人滅族,三五歲的小孩關進毒氣室;上千萬人驅趕到西伯利亞的勞改營;一個地主階級,不問情由而滅絕,蠱惑少年兒童用皮帶將老師和校長打死。幾百萬城市居民趕到農村,凡戴眼鏡的,視為擁有知識的人,有知識的人都被視為「專政」的滅絕對象。這一切都是不遠的事實。

對於天真的人,你跟他們講世上有這些事,他們睜大眼睛,拒絕相信,認為你誇張。當你拿出證據,告訴他們:這是真的。他們聳聳肩,說:我天性樂觀,做人要Happy,這許多慘事,我不想多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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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生 – 當集中營裡,月台火車進站

令我想起幾年前香港有巴士司機擺工,每次埋站都要等十秒才開車。記者訪問一位趕上班的女乘客,她一臉無奈地埋怨擺工的司機阻礙她上班,害她遲到。

 

背景資料: 關廠工人臥軌 他們應該還錢嗎?
Thanks Ronnie! =)

 

距今七十年,在納粹集中營裡,據生還者描述,被囚者普遍面臨到這樣一種抉擇難題:「到底該不該試圖逃亡?」

當時他們的處境是這樣的:「越獄,就直接處死同層監獄的所有人」——反抗必死!但不反抗——最後還是得死。於是成為了「到底要不要再多活一天?」的取捨。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為了那「多活的一天」,一些人開始選擇跟當權者合作。當監獄裡出現小規模騷動時,這一群人就會負責去制止意圖肇事的那一群人。於是,監獄內的秩序維持,不再需要憑藉獄卒力量,光是一人想反抗,其他獄友也會「讓他死」。

這,就是「監獄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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