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聖母幼稚園的功課，作句「我是中國人」，一個幼稚園學生不依題，寫了一句：「我是香港人」，遭到教師用紅筆批改：「沒有香港人的！」引起軒然大波。
聖母幼稚園跟隨梁特的愛國思想，以國家為本，改造下一代，當然也不能算錯。付錢讓子女進這家幼稚園接受「我是中國人」的幼稚教育的家長消費者，只要沒有投訴，其他網民，也不必為他們的幼兒擔心。
只是聖母幼稚園教師一鎚定音的這句「沒有香港人的！」，不但與基本事實不符，而且還會令純真的幼兒智商混亂。
這個世界有中國人，也有上海人、潮州人、北京人、四川人，也有久住香港幾十年而變成了香港人的上海人，也有移民了加拿大、領取了加拿大國籍再回流的加籍香港人，也有祖籍印度巴基斯坦的南亞裔香港人，地球一體化，這個人那個人，可以身份重叠，本來沒有問題。
香港有七百萬人。像上海一樣，香港在地圖上，是一個大城市。除非像伊朗的小鬍子總統阿瑪甸尼賈說過：要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猶太人，否則，永遠有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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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陶傑，是難也是易，傳媒裏的陶傑是個多面手，要寫陶傑，難！容易變瞎子摸象，他文字功夫上乘，說話條理分明，旁徵博引，抓住這點，他是才子，若抓住他抵死比喻，會說他刻薄犬儒，抓住小農DNA， 便是反華反共。陶傑本人並不介意，百貨百賣有百客。但正如孫悟空分身，萬變不離其宗。穿越他的文字及傳媒形象，你會見到一個真實的陶傑，就是他留給自己的那一部分，陶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痛苦、掙扎沒有感覺嗎？對毛澤東的痛恨，是無緣無故的嗎？到今日取笑大中華膠、左膠，是刻薄嗎？陶傑由讀書、做人說起，再論到中國知識分子的traumatic創傷性集體心理、中國歷史之痛苦及「國情」二字之桎梏。
當收起嘻笑怒罵、尖酸刻薄犬儒之後，仍然是當初相識的那個有火的讀書人，沒有改變，要寫陶傑，其實一點也不難。
劉：劉細良
陶：陶傑
劉：你寫作多年，近年還參與電影創作，你有固定吸收知識的方法嗎？
陶：每日都要讀書，是一生一世的。身為中產或知識分子最基本的職責，亦是跟基層或商人最基本的區別，就是你要看書。看書is what makes you中產、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士，特別要讀humanities的書。你在大學三年共九個學期，其實讀到多少？大學不過指了一個方向給你，讓你培養出一種讀書方法和志趣，然後你便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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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天真，加上左派知識份子加基層的民主黨執政，所以在全球退化。恐怖勢力囂張，俄國強硬，奧巴馬變成大西洋版的馬英九，毫無領袖相。
天真的人，絕不可以從政，尤其在一個妖孽羣起的亂世。
卡夫卡有一句名言，在亂世之中的悲劇，歸根究柢，只有一個原因，就是「邪惡太了解善良，而善良的人，毫不了解邪惡」（Evil knows of the good, but good does not know of evil）。
天真的人，對人性的邪惡全不認識，也不願意了解。他們不會明白，為什麼人壞起來，可以邪惡到這個程度。將幾百萬猶太人滅族，三五歲的小孩關進毒氣室；上千萬人驅趕到西伯利亞的勞改營；一個地主階級，不問情由而滅絕，蠱惑少年兒童用皮帶將老師和校長打死。幾百萬城市居民趕到農村，凡戴眼鏡的，視為擁有知識的人，有知識的人都被視為「專政」的滅絕對象。這一切都是不遠的事實。
對於天真的人，你跟他們講世上有這些事，他們睜大眼睛，拒絕相信，認為你誇張。當你拿出證據，告訴他們：這是真的。他們聳聳肩，說：我天性樂觀，做人要Happy，這許多慘事，我不想多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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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想起幾年前香港有巴士司機擺工，每次埋站都要等十秒才開車。記者訪問一位趕上班的女乘客，她一臉無奈地埋怨擺工的司機阻礙她上班，害她遲到。
背景資料: 關廠工人臥軌 他們應該還錢嗎？
Thanks Ronnie! =)
距今七十年，在納粹集中營裡，據生還者描述，被囚者普遍面臨到這樣一種抉擇難題：「到底該不該試圖逃亡？」
當時他們的處境是這樣的：「越獄，就直接處死同層監獄的所有人」——反抗必死！但不反抗——最後還是得死。於是成為了「到底要不要再多活一天？」的取捨。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為了那「多活的一天」，一些人開始選擇跟當權者合作。當監獄裡出現小規模騷動時，這一群人就會負責去制止意圖肇事的那一群人。於是，監獄內的秩序維持，不再需要憑藉獄卒力量，光是一人想反抗，其他獄友也會「讓他死」。
這，就是「監獄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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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