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普通話和粵語天下本無事，但由於政治挑釁，漸成一場「南北戰爭」，在文化上，早有南北兩個中國。

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說：「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

北方人豪邁，故言「氣概」；南方人婉柔，故曰「情懷」。中國的文化處處體現南北之差異：共產黨盤踞的先秦陝北，打仗用人海戰術，手段粗狠；國民黨主控的吳越江浙，國軍在徐蚌會戰中，看見戰場前線都是驅趕來做炮灰的百姓，不忍開槍。中國文化的粗獷，戰勝了婉柔。

秦始皇統一六國，是北方中國的勝利。春秋的吳越，戰國的齊楚，文化比北方的秦國精緻，商貿比秦國發達。但是劣幣驅逐良幣，精緻而有修養的文化南國，最終被暴力而好戰的北國吞滅。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南北中國 →

邱震海博士的「中國人成熟嗎？」，書名是一個老問題。中國人如果「成熟」，不會有人以此為論題，由梁啟超、魯迅和林語堂開始，「論述」了一百年。

中國人之不成熟，源自中國「知識份子」帶頭之愚昧。本來孔子希望「上智下愚」，由讀書人引領農民階級，一起進步，安居樂業。

但是民國知識份子丁文江，是礦學家，留學英國，他的名言：「中國國家弄到這般田地，完全是知識階級的責任。」當時這樣講，在民國北平和上海，引起一陣爭議，同是留學英國的北大教授陳西瀅和應：與中國的知識份子交談，「他們的見解和知識幾乎全部趕不上一般的學生。」

一九八九年，蘇聯共產集團崩潰。其後約有十年，中國的「知識份子」跟着他們的統治者對外宣傳：中國不可以走西方議會民主之路，否則就會步蘇聯解體的後塵。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上智障而下愚 →

中國導演馮小剛說：拍「一九四二」的時候，他明白了，中國人的問題，不一定是哪個政黨、哪套制度，而是民族性的問題。

馮大導講得沒錯。一個國家，即使出現獨裁的政黨，就像一個人得了癌症。癌症一個重要成因，是家族遺傳。

有的民族，癌症比率低，像日本。日本人飲食健康，鍾秀自然，喜愛茶道，又不會向下一代提供有毒污染食品，加上承傳了老莊的道家思想，並學得歐洲人的品味，大和民族心境平和，看破生死，即使地震災劫，毫不喧嘩慌亂，贏得美國和歐洲的尊敬。

日本的民族性，早年因固有蒙古利亞裔成吉思汗的殘暴，以及中國戰國時代武士的愚忠至勇，加上明治維新成功，驕奢不可一世，像白血球過多一樣，對外侵略，為鄰國造成危害。

可幸得到西方文明挽救，杜魯門和麥克阿瑟，保留日本天皇，日本人去除了蒙古利亞的基因，成為東西方文化優秀價值的典範。
Continue reading 陶傑 – 馮大導的大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