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早兩天接見梁振英時說，中共18屆四中全會提出要依法治國，對香港有深遠意義。梁振英則主動提起佔領運動，指佔中是香港回歸以來「最大型群眾事件」，對法治造成嚴重衝擊。昨天，林鄭月娥就法院對佔領街道的禁制令表示，警方將在短時間內採取拘捕行動。又稱法治是本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港府會致力維護及捍衞法治。看來梁政權正密謀以法庭禁制令為工具，標舉清場是維護法治的行為，貫徹中共交代的「依法治港」。
筆者繼前一篇「蘋論」探討「支持梁振英依法治港」後，今天再嘗試進一步論述這話題，並介紹「法治」（rule of law）和「法制」（rule by law）的分野。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於公元前350年就提出法治的觀念，說「法律應當統治」，「法治比任何一個人的統治來得更好。」現代文明國家的法治強調三權分立，認為創造和解釋法律的核心機構為三大部門：公正獨立的司法、民主的立法和負責的行政。公正獨立的司法以正義女神為象徵，她的雙眼被蒙住象徵只認法不認人的法律下的平等，手持天平代表在法律之下人們利益間的平衡，而劍則指理性在法律中的力量，以及國家執行法律的能力。民主的立法，意味着法律的訂立須依從人民意願。負責的行政則表示政府的行為必須是法律許可的，不能凌駕法律。17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John Locke提出經典的法治原則：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並且保障人民擁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自然權利時，其統治才有正當性；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但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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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坨糞便引起的不僅是一場風波，也不僅是讓港中矛盾再激化，而且是香港文明的保衞戰。這不是兩地的文化差異，因為隨地便溺的是動物，港人普遍不認為這屬於人類文化；甚至也不是文明的差異，因為我們覺得這種行為已遠離文明。那也不是兩地民間利益的對立，因為中共官方媒體支撐着大陸人來港隨地便溺這種「文化」，是大陸官民一體與香港文明對抗。香港市民文明保衞戰的對抗對象，還包括香港的官員，因為政府高官蘇錦樑站在大陸一方，要求香港人「包容」這種違法行為。一滴水照見一片藍天，一坨便溺照出香港文明陷落的可悲處境。
星期三晚上，《蘋果》「即時新聞」報道，一對大陸父母抱小童在街頭便溺的「一泡尿風波」，讓大陸網民發起6月1日起不去香港行動，聲稱「我們是消費者、我們是上帝」，要讓香港人知道失去大陸旅客的後果。 Continue reading 李怡 – 再要包容，香港人也要淪為動物了 →
陶傑寫曼德拉抗爭的白人，「作惡也有一條底線」。我想起大陸海歸學者劉瑜多年前寫過這條底線。她在「底線時分」的文章中，說她讀了700多頁的曼德拉自傳，驚奇發現，這個反政府50年、坐牢近30年的「亂匪」，落到白人種族主義統治者手裏之後，竟從沒挨過打。1963年他剛進羅本島監獄，獄警要求新來的犯人跑步前進，曼德拉抗命反而放慢腳步，獄警威脅可以殺了他，曼德拉說，你們有你們的職責，我們也有我們的。獄警奈何他不得。
另一次更奇怪的是，監獄長Prins對他來訪的妻子雲妮出言不遜，曼德拉給惹火了。「我從座位上站起來，繞過桌子向他走去。Prins向後退去，但我及時控制住了自己，忍住了沒有用拳頭而只用言辭教訓了他，我是個反感說髒話的人，但是那天我違背了自己的準則。」想動手並說髒話的是曼德拉，向後退的是監獄長。
這些南非種族主義者當然不是什麼好人，但劉瑜認為這些壞人「還有底線，這個底線就是不隨便打人。……曼德拉就是在種族主義者的道德之下、底線之上的這塊空地上施展身手，領導南非人民『站起來了』。」
劉瑜寫這篇文章，是因為中國連續發生在獄中被打致死的事件，這些事情讓她意識到，「有些人是沒有底線的。所有蔑視自由的制度都盛產混蛋，但是一些制度比另一些產出的混蛋成色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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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莊在《我們有份令她墮落》一文中說，她數日前坐的士，司機破口大罵建制派、工聯會尤其是陳婉嫻在特權法動議中支持政府：「呢個陳婉嫻，成日自稱為勞工，投票就變臉！」陳淑莊問他：「你是選民嗎？」他答：「陳小姐，我幾年前載過你，你當時問我做選民未，到𠵱家都未做呀，因為我覺得都冇乜用啦。」陳說，她登時「無名火起。你明知是非黑白，卻選擇沉默妥協，平時將這些公義大事當做吹水題目，關鍵選舉就置之不理。就是這些沉默大多數，令立法會內的保皇黨肆無忌憚」。
有港視員工說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示威集會，網上有人說：過去香港發生這麼多不公平、不公義的事，你都置若罔聞，直到跟自己利益相關的事你才參加。這些示威的缺席者是不是也「有份令香港墮落」？
早前，范國威提出促請政府制訂政策時以港人優先為依歸的動議，遭到立法會否決。這本是一個常識性的動議。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各城市在內，都是當地人優先，因為當地人持續多年交稅或對當地作貢獻。范的動議，要點在要求減少大陸移民配額，要求取回大陸人的入境審批權。但反對的議員認為，不應將社會問題歸咎於新移民，更批評范的本土主義和排外思想撕裂社會。建制派之外，連泛民的22位議員也召開記者會，以「反歧視、反分化、反排外」作口號，譴責將中港矛盾的問題歸咎於新移民，又批評范、毛（孟靜）二人提出減少新移民來港配額，「令港人蒙羞」。他們的理由是支持家庭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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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魯迅
突然想起了魯迅以上這段話，是因為明天下午，紅色組織「香港行動」及「香港家長聯會」，將在旺角西洋菜街集會，揚言要聲討早前在街頭向警察高聲抗爭並說了句粗話的小學老師林慧思。著名填詞人林夕，昨在專欄說：「真假衞道之士卻對林慧思老師火力全開，只為她粗野又勇武地，為荒謬的將死的城市發出了幾聲咆哮？我城即使要死，死於偽善及語言潔癖，就太不值了。」
「荒謬的將死的城市」，不就是魯迅先生說的「可詛咒的地方」嗎？至於這個本來是可愛的地方、可愛的時代，為甚麼會變成一個可詛咒的地方、可詛咒的時代，也許我們就要從那個鬼節出生的人的上位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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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國慶日，網上有人稱為國殤日，因為自中共建政以來，據中共自己的計算，也有數千萬人非自然死亡，稱為國殤日並不過分。
自從03年五十萬人大遊行開始，香港7.1回歸日也漸變成港殤日了。每年這一天香港市民的大遊行不是慶回歸，而是哀回歸，除了表達種種對特區政府的不滿和訴求之外，近年更大量出現懷念港英時代的龍獅旗。龍獅旗緬懷過去，也是對回歸的哀悼。
往年7.1，特府上午搞升旗禮、酒會，左派社團（也就是所謂愛國社團）也在上午搞慶回歸，巡遊；到了下午，就是充滿憤怒、不滿、哀傷的遊行。今年左派宣佈慶回歸活動，改為下午在18區及添馬艦舉行嘉年華，並發動近千商戶在當日下午2至5時、即遊行期間以低至五折優惠價「搶客」。
是「搶客」嗎？據慶典委員會主席鄭耀棠說，參加不同活動的人有不同理念；發動各業減價的工商聯會長李鋈麟說，即使參加遊行最多人的一次也只是50萬人，另外650萬港人要開心（慶回歸）要消費，故提供優惠。姑且不論不參加遊行的市民是否都歡天喜地慶回歸，就像吳克儉說不參加反國教的市民都支持國教一樣，鄭、李顯然都把遊行示威的市民排除在他們慶回歸和在當日幫襯減價商戶之外了。換句話說，意義不在「搶客」，而是在你們感到哀傷的時刻，來慶賀歡暢，就如同在人家辦喪事的時間場合飲酒慶祝歡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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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九八一年與勞思光教授認識，正是我人生的關鍵轉折時期。當時我在文革後覺醒，從對中共的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也帶領着我主編的《七十年代》雜誌，在言論方向有所轉變。這時，香港前途問題引起關注，勞教授發起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展開討論，他請徐東濱先生邀我參加。參加者還有胡菊人、董千里等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基本上不相信中共對香港的承諾，因而提出各種設想去延續港英時代的成功制度。同年九月，我跟勞教授作了一次《中國之路向》的訪談，發表在一九八一年《七十年代》十月號。這個訪談，受到香港某左派月刊大肆抹黑攻擊，攻擊文章由中共內部刊物《參考消息》轉登，由是而使我及《七十年代》與中共關係畫上句號。
因香港前景研究社結緣，我與勞教授有了較多交往。他比我長半輩，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我只能講幾點對他的印象。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位非常重條理的人，對許多人們常常受困擾的問題，他都會作出條分理析的釐清。
比如在我跟他作的訪談中，我提到許多海外人士認為，中國只能由中共領導，因為中國並沒有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勢力。勞教授就說：「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根本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應該追求大改革。」他以上的評說，與他信奉儒家的義與命的分際有關。
這是我想說的他給我的第二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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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一個中國大陸青年去法國留學。他發現當地公共交通系統的售票處是自助的，也就是你想到哪個地方，根據目的地自行買票，車站不設檢票口，也沒有檢票員。連隨機性的抽查都非常少。他估算坐霸王車而被查到的比例大約僅為萬分之三。從此之後，他便經常不買票坐車。四年後，他從名牌大學以優秀的學業成績畢業。他充滿自信，向歐洲一些跨國公司求職，他知道這些公司都在積極地開發亞太市場。求職大都先熱情地要他等消息，數日後又都是婉言相拒。他認為是這些公司種族歧視，排斥中國人。
最後他忍不住闖進某公司人力資源部經理的辦公室，要求給他一個不錄用的理由。
經理說：「先生，我們並不是歧視你，相反，我們很重視你。因為我們公司一直在開發中國市場，老實說，你就是我們所要找的人。但我們查了你的信用記錄，發現你有三次坐霸王車被處罰的記錄。」
中國青年說：「為了這點小事，你們就放棄了一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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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裔物理學教授加來道雄說：今天若回頭看十九世紀人們口中的未來，或許會讓人覺得啼笑皆非。當時人們認為橫越大洋的會是由氣球組成的飛船、萊特兄弟研究飛行機器只是浪費時間；默片時代的人們認為電影不可能也不應該有聲音，因為不會有人願意聽演員說話；1943年，IBM的董事長說：我認為全世界的電腦市場，也許只有五台。
那麼2100年會是怎樣的世界呢？加來道雄說：那時，我們將能以我們的念力操控物體。電腦將會悄悄地閱讀着我們的思想，然後實現我們的願望。運用生物科技的力量，我們將會創造出完美的身體並延長壽命。
但100年後的人類，是不是比現在的人類快樂呢？ Continue reading 李怡 – 文明會使人快樂嗎？ →
「飛魚」費斯在幾次奧運已共獲獎牌21面。早幾天他在拿到生涯第17面金牌時，廣播員高呼「他是歷來最偉大的運動員嗎」。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說，至少他是最偉大運動員之一，但偉大不能單靠獎牌來衡量。
美國人普遍認為，1936年在柏林奧運會上奪得四面田徑金牌的黑人運動員歐文斯（Jesse Owens）是最偉大的運動員，不僅因為他迭創紀錄，更因為他以驚人的成績有力地反擊了希特勒的種族歧視，使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深受鼓舞。
但在我心中，最偉大的運動員是在柏林奧運挑戰歐文斯的德國運動員魯茲．朗（Luz Long）。在跳遠項目中，他奪標呼聲最高，賽前希特勒接見他，鼓勵他要擊敗歐文斯。初賽時，歐文斯跳兩次都違規，第三次若達不到標準就要出局了。這時，魯茲．朗走到他身邊，教他一個小訣竅，就是把毛巾放在起跳板數英寸處，就肯定不會犯規和進入決賽了。歐文斯照做，進入決賽。決賽中，魯茲．朗以7.87米平了世界紀錄，歐文斯以8.06米贏了他。貴賓席上希特勒臉色鐵青，看台上的觀眾倏忽沉靜。場中，魯茲．朗跑到歐文斯站的地方，舉起他的手高聲喊：「歐文斯！歐文斯！」歐文斯隨即舉起魯茲．朗的手，聲嘶力竭地喊：「魯茲．朗！魯茲．朗！」>
在德國全民被希特勒國家主義麻醉的社會氣氛下，魯茲．朗堅持運動員精神而不顧納粹強權和全民「愛國」的群情。柏林奧運會結束不久，他就被送上了北非戰場。他死在一個簡陋的戰地醫院，和他同時代的德國人不理解他，後來的人則因他的德軍士兵身份絕少提起他。他不是成功者，卻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運動員。
李怡
2012-08-05
Reference: 最偉大的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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